3月12日晚，西五117教室掌声阵阵，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毅做客人文讲座，为同学们带来“大国转型的政治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而立

    “改革开放迄今，已经三十而立了！”吴教授开讲首先说，“中国已经从一个地区性国家。成长为一个有相当实力的世界性大国。但在30年的高速发展中也积累的很多问题，深层次的矛盾凸显出来。随着中国愈加开放，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就愈加开放和多向。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在这里讲大国转型的政治思考，既是为了纪念它，虽然它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成功的概率太小，太小；也是为了反思它，总结它。”   

    “转型中的大国，比如中国、俄罗斯，都有着相当的幅员和人口，更有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吴教授这样解释，“但我们今天，只讲中国！”

    只讲中国转型，但中国的转型也不是游离于其他国家之外的，中国的转型有着大的国际背景，那就是从经由五百年前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世界转型。从转型的动力和时间上来看转型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国家内部的积累；另一种则是后发外生型——传统的发展道路被打断。事实上早发内生型的国家很少，大部分都是在西方势力的挤压下的后发外生型，它们如果自主发展，不知会走向何方，但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老欧洲国家的转型大多是前一种类型，转型的压力与矛盾主要来自内部，而后发国家，比如今天的中国，既有内部的压力，又有外部的压力，文明受到摧残，面临更大，更强烈的内外矛盾。

    国家转型，主要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国家转型这一过程中政治因素要远大于经济因素。这也是我们从政治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

    转型能否成功究竟有什么决定？当权者面临着自己的角色转换，同时面对着内部保守势力的压力，激进势力的压力，以及西方国家的压力，举步维艰。这百年来的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太多的思考。

    中国的国家转型从1860年开始，至今也不能说完全成功。

    百年转型，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1860—1910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革命与改良方案的赛跑，其目的都是有传统皇权走向民主政治。最终君主立宪方案让位于民主共和，渐进的改良路线有激进的革命路线所取代。

    第二阶段由1911—1949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基金的革命路线成为转型的不二之选。主要竞争势力，国共两党，都吸取了列宁主义的党制原则，让具有先锋性质的党，领导人民进行转型，改革出现了新模式——建立政党国家合一的政权。两者不同的是各自的转型理论。国民党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理论。而共产党则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崇高奋斗目标。

    第三阶段，1949—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面临着两大基本历史任务：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一个五阶理论（马克思主义中人类发展的五个阶段），中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会更加民主，更加完全。但事实上，新国家由于能量过大，国家控制力过强，在消除了旧的不平等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摆开其它个人原因，吴教授认为：毛主席发动众多运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希望通过社会的从新洗牌，建立理想的社会平等，实现底层民主。只可惜，事与愿违，民众力量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这直接导致了社会长期积累理想消磨殆尽，所有人，都希望走出这一时代！

    第四阶段，1978—1989年，吴教授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四人帮被打倒而政府宣布这一消息前，沿海城市的王八全卖完了，大家都吃王八（大家认为四人帮是王八）以示庆贺。在巨大的群众基础之下，改革进行了！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全面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两个轮子一起动了起来，其代表，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但是，改革的核心动力——政府与知识分子，随着改革进行，出现了分歧，这直接引发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出台和矛盾的积累爆发。

    第五阶段，1990年至今，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势下，改革是无法进行的，而改革又势在必行，于是有了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讲话”，他提出了搁置争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举，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大发展，迎来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当只有经济一个轮子运动的车是不好走的，如清华孙丽萍教授所说：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断裂，财富分配极不均匀，大量财富落入了强势者的腰包。吴教授认为，这也是现在广泛蔓延的腐败的诱因。

    五个阶段，历史主角不同，人们和他们自己贴上的标签也不同，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历史使命——为国家转型寻找一条合适的政治之路。其实所有的历史主角都怀揣着一个相同的目标——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民主，也许各人理想不同，但他们都希望实现底层的平等。这一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遭遇了失败，被打断、转向，怀有崇高理想却走向反面，好不容易同时有了改革的机遇与环境，但却坐失良机。百年后，我们依然未能实现先贤们所设立的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又听到了思想解放的声音，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甚至发出了杀出一条血路的呼喊，但我们的改革之路，依然步履维艰。

    三十年来，好改的都改了，不好改的依然改不了。改革需要耐心，而不是“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政治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

    崛起中的中国，不能成为简简单单的经济动物，国际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是人与人的竞争，是制度与价值体系间的竞争，建国之初的两大矛盾是无法仅仅从经济层面解决的，一定要涉及政治领域的改革。

    “作为学者，作为学生，这些变革该我们带来了那些影响，我们应该怎样思考呢？”吴教授向我们发问并提出了自己了四个方面的思考。

    应该以不间断的，积极的，稳妥的，改革来化解矛盾，避免改革被打断，被革命代替，被压缩得施展空间越来越小，中断改革，视为取乱之道，梁启超说过：“欲得民主，反得专制。”二十世纪的历史恰似为他的这句话做注。

    应该设法让体制不断适应时代创新的需求。动乱中，积累的矛盾总爆发，民众的认识，理念已变，要解决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时间，更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化解权威与自己的矛盾，让政治利益的既得者还权于民。为了不快不急的改革，需要以一种宽容的政治文化来取代两极对立的政治文化。

    在结束讲座进行总结是，吴教授说：“一百年了，我们已经在黑暗痛苦中前行了一百年，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与代价，为了一个目的，民主，不断奋进，但是民主似乎依然在前方。一百年后呢？我们是已经再也不用争论这种话题，还是依然在纠缠不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团 陈潇逸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