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从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分配到机械系光学仪器专业任教。据我回忆，我校光学工程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10年早期建设期（1969 ——1979年）、10年上升发展期（1979 ——1989年）和23年调整提高期（1989 ——2012年）三个阶段，其中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69年。

1969年，武汉测绘学院（后文简称武测）被撤销，其大地测量仪器专业和航空摄影仪器专业并入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一系，先后成立了光学仪器教研室和激光科研组，这应该是我校光学工程学科的基础。由于文革后期大学实行了军管，当时不叫光学仪器教研室，而是叫光仪排，陈志清老师和武测调来的高宝山老师是光仪排的领导，办公地点在南一舍西头一楼。其实，我校光学仪器专业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在大跃进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同样也经历了一场创办新专业的热潮。在此期间，我校与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批高校开设了光学仪器专业，但在之后的专业调整中，我校光学仪器专业下马了。

1970年，我校从机械系1969、1970届毕业生中抽调了部分学生留校任教，在校机械厂劳动锻炼一年后，于1971年被分配到校内各专业。当时，华中工学院只有五个系，即机械系（一系）、电机系（二系）、动力系（三系）、无线电系（四系）、造船系（五系）。1965年机械系分为机一系和机二系。当时我和陈海清被分到机一系光学仪器专业，韩宴生、何云贵、郑启光、李正佳、程祖海、戴宝玉、王少田、叶和请、刘金燕等九人被分到激光科研组，还有一大批同学被分配到了造船系。记得激光科研组当时牵头人是从武测调到我校的刘葆梁教授，他原是武测航空摄影专业的教师。1972年，我被抽调到激光科研组参加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下达的“集成电路芯片激光加工工艺设备”科研攻关项目。该项目包括芯片内外引线激光焊接、激光划片、激光布线、激光微调等多个子项目，这应该是我校光学工程学科承接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当时学校组织了几十位教师参加攻关，我参加的是“芯片内、外引线激光自动焊接机”攻关小组，组长是袁宇震，成员有肖义民、蒋济民、王福星、过大江、潘志超、庞福盛、韩宴生、王少田和我等人，我们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06厂、878厂工作了大半年。后来何云贵、郑启光也先后加入该项目。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闭关锁国，当时搞科研无法查到需要的科研资料，记得我买的第一本介绍激光的专业书籍是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激光器》一书（单价0.2元），扉页上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攻关小组通过几年努力，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芯片内、外引线固体激光自动焊接机”，并于1978年参加我国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科学大会展览并获奖，这是我校光学工程学科第一个获得国家表彰与奖励的科研成果。

1973年，光仪专业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工农兵学员）。当年，国家决定武测恢复原建制，1976年激光专业开始招生。武测恢复后，从武测来到华工的二十多位教师基本上都返回原校，光仪专业只剩下五六位教师，激光科研组也只剩下十几位教师，而且主力军基本是我们这批刚留校任教的年轻人。由于缺乏有经验的专业教师、缺乏实验设备、缺乏教材（教材都是手写、油印的）、缺乏教学和科研经验，给当时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朱九思老院长果断决策，一方面从学校各专业抽调骨干教师充实到激光科研组，另一方面抓住文化大革命中国内很多高校教师想做事而又无事可做的机遇，从全国各地引进了一大批年轻教师。当时华工人将九思院长在这一期间决策的几件大事称为“深挖塘，高筑墙，广积人”。所谓“深挖塘”是指新挖了现在南一门西边的一个池塘，扩建了现在叫“眼镜湖”的两个池塘；所谓“高筑墙”是指当时修建的环绕华中工学院校区东、南、西三面的围墙；所谓“广积人”就是指这次全校性大批引进师资的行为。从1973年武测恢复，到1979年光学系成立的六年时间内，我校光学工程学科的教师从不足二十人，发展到四五十人。其中，从我校电机系、无线电系抽调到我校光电学科工作的李再光教授、邱军林教授、黄德修教授、刘贤德教授、李世民教授、阮玉教授、叶嘉雄教授、易新建教授、李家容教授等，后来都成为了我校光电学科的领军人物。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79年。

1979年1月，学校发文，决定光学仪器专业、激光专业脱离机械工程一系，单独组建光学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是李再光教授，总支书记是彭常让。光学系先后成立了激光教研室（激光研究所）、光学仪器教研室、红外教研室和近代光学教研室。1985年前后，近代光学教研室并入光学仪器教研室。1987年，刘贤德教授接任系主任。从1979至1989年的十年，是我校光学工程学科的上升发展期，其标志性成果有：获得我国第一批光学硕士点授权并开始招收硕士生（1978年）；获得电子物理与器件博士点授权（原光学硕士点并入电子物理与器件硕士点）；获得我国高校唯一激光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1981年红外专业开始招生，1985年根据国家专业目录调整方案，激光专业和红外专业合并，更名为光电子技术专业。至此，我校已拥有光电子技术（含激光技术、红外技术、光纤技术三个专业方向）和光学仪器两个本科专业，物理电子学博士点、硕士点，以及激光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获得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奖励。这些成就为我校光电工程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89年。

1989至2012年，我校光学工程学科经历了23年的调整提高期。1989年，学校决定激光研究所脱离光学工程系独立建制。但由于激光研究所和光学工程系在本科及研究生教学、行政、党务、工会等工作长期在一起，因此这次调整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应该是我校院系机构调整的一个特例。1989年，激光研究所行政独立，一年后激光研究所设党总支，但两个单位的工会、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仍在一起。1994年前后，工会和研究生教学从光电子工程系（原光学工程系）分离，但研究生学位分委会以及本科教学仍然没有分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5年光电子工程系与激光研究院重新合并。

激光研究所独立后，更名为激光研究院，重点抓科研和激光产业化。现在的上市公司华工激光是激光研究院产业化成果的标志性产物。华工激光成就了激光的辉煌，同时，随着华工激光的独立与搬迁，激光研究院又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

光学工程系与激光研究所分开后，系领导班子根据光电子学产业的发展及学科特点，将光学工程系更名为光电子工程系，系主任仍然是刘贤德教授。1990年我接任副系主任一职，分管本科和研究生教学。1995年，黄德修教授接任系主任职务。1997年，我兼任光电子工程系党总支书记，仍然分管系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1999年，刘德民教授接任光电子工程系系主任之职。

1989年后，光学工程系经历了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受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冲击的影响，致使教师流失严重，优秀学生留不下来，到1997年时，光电子工程系只剩下35位教师。第二，激光研究所的独立大大削弱了光电子系的科研实力，科研经费急剧下降，1997年全年科研经费只有60来万元。第三，1998年，教育部公布新的全国专业调整目录，将光电子系几乎推到了灭亡的边缘。其原因是，在新的专业目录中将光电子系原有光学技术与光电仪器专业合并到测控技术仪器专业，将光电子技术专业合并到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该专业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系）。如此一来，光电子系原来的两个本科专业都不复存在，光电子系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

当时有关校领导已经找我谈过学校对光电子系的调整设想，拟将光电子系一分为五：光纤教研室调整到电信系，红外教研室光电器件科研团队调整到电子科学技术系，红外教研室生物医学光子学科研团队调整到生命学院，红外教研室其他教师调整到激光研究院，我所在的光电测控教研室与机一系精密仪器教研室、自控系的检测技术与仪表教研室合并成立科学仪器系，开设测控技术仪器专业，并成为学校拟成立的自动化学院的一个系。面临光电子系即将解体和消亡的尴尬局面，光电子系班子成员和全体教职工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我是1997年接任系总支书记的，心里更难接受光电子系被解散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