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基层工作

1956年，我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大学岁月虽然艰苦，却很充实。学校响应中央号召，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大学一年级新生就到东西湖参加劳动，一大批学生背着行李，浩浩荡荡走向东西湖，场面十分壮观。大一下学期，我被定为半脱产干部，担任动力系1956级的团总支书记。自中学时代起，即使寒暑假我也很少回家，组织同学们一起开展课外活动，所以大学期间寒暑假的课外活动开展得更为丰富。那时候倡导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们假期到武汉同学的家里去玩，不管多远，来回都是步行。

1957年，大学二年级时我们参加了汉丹铁路部分路段的修建工作，主要做些打桩、修路基的事情。晚上，师生们就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条件艰苦却无怨言。我当时就在一个猪圈旁边的地上随便铺了点稻草和竹板，凑合着住了一段时间。1960年，学校举行了修筑汉丹铁路庆祝大会，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

1958年，我被确定为毕业后留校工作。1958年10月至1959年1月，我在动力系担任分团委书记。1960至1965年，我在校团委工作，主要抓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及共产主义品德教育。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师生都吃不饱，得了浮肿。一些学生就在青年园的鱼塘钓一些小鱼来吃，学校还在喻家湖养殖了一些鱼，以改善教师们的伙食。把鱼钓上来后，学生用自制土电炉来烤着吃。土电炉就是用电阻丝绕成很多圈，下面再垫个瓦，通上电后就可以烤鱼，或者做红苕汤之类的来解解馋。后来由于土电炉比较费电，又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慢慢就不再用了。在课余时间，我们还自己种菜，不怕脏不怕累，有些女同学都跳到粪池里去舀粪给菜施肥。

我们那时候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很积极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刚出版后，学校即组织所有党政干部一起脱产学习了两周。每周还安排一两个小时的单位时间，集中阅读党的文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已经成为大部分干部的案头书了。广大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毛选著作中，图书馆库存的700套《毛泽东选集》被全部借出，全校师生共写出数千份学习心得。

校党委副书记黄礼调走后，黄先同志调至华中工学院，接任黄礼同志分管的工作，任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理论教育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黄先同志住在现在的1号楼附近，在华工待了3、4年时间后调至中南局工作，之后又去了广州。他来华工时，大概50多岁，有学者风度，又有搞理论研究的功底。上世纪60年代初，学校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大参》是党内高层干部才能看到的内部刊物。我当时在校团委工作，黄先同志把我们团委几个干部组织起来，把《大参》上的部分内容讲给我们听，给我们列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我们认真做笔记，消化后，再给学生做报告，讲给同学们听，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后来，还组织同学们学大庆、学铁人，开展了各种生动的找差距活动。

建校初期，学校的围墙还没完全修好，附近还有农村和农田，农民养的耕牛经常跑到青年园里来吃草。有一天早上5点多钟，我在家里接到九思同志的电话，他催促道：“牛又跑到青年园里来吃草了，团委的干部要去赶牛啊，以后每天都要去看看。”我赶紧给团委的其他同志打电话，一起去青年园赶牛。九思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以工作为生命的人，他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在工作。这种精神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影响是很深刻的。

1965至1972年，我在动力系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工作重点之一是抓学习毛选著作，强调学习毛选要做到活学活用，要落实到学习、工作中去。为此在动力系，我们举办了学习典型的活动，树立的典型有杨荣元（动力系分团委书记）、毕传泰、刘德新，并办了展览，邀请其他系的师生过来参观。毕传泰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学生，他耳朵几乎听不见，每次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靠看老师的嘴型来听课。反右期间，动力系主要开展了教育革命、大炼钢铁等活动，当时的钢铁基地位于森林公园附近。白天，我们组织学生编写教材，晚上则加班炼钢铁。

1972至1978年，我在固电系任党总支副书记。除分管学生工作外，还抓了实验室的建设，例如把武汉710厂的半导体生产线搬到华工来，用他们的生产线为固电系制作了一批设备，为后来的科研和生产打下了基础。

1978至1982年，我在自控系任副系主任，做系主任陈珽教授的助手，分管科研、实验室、与其他院系往来等工作。陈珽教授为人低调，做学问严谨，在国内系统工程领域很早就是权威人士。为了跑科研课题我经常出差，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学校，即使在校也要检查各课题组的项目进度，保证每个阶段都有论文发表，或有总结报告，有新的成果出来。自控系的每个教研室都有实验室，如工企实验室、自动化实验室、电子学实验室等。当时李德焕书记在机械系工作，我和李书记沟通后，决定两个系开展合作，机械系借经费给自控系，自控系给机械系提供人力支持。双方合作比较愉快，促进了两个系的教学、科研等工作。在我工作过的很多地方，自控系的教师留给我的印象是最淳朴的。

“文革”之后，学校遇到好的发展机遇，各项工作非常忙，我的宿舍是在西一舍2楼，晚饭之后我经常把两个小孩锁在家里，出去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到家后发现两个小孩都睡在了地上。

我们那一代人讲的是奉献，没有怨言。我刚工作时的工资是每月39元，1962年转正之后是每月53元，再后来涨到每月59元的工资维持了20多年。1998年退休时的工资是800多元，我很满足。在两次加工资时，每次只能解决40%的人，我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因为还有一部分教师不能加工资，我去给这些没能加工资的教师做思想工作，自己首先得以身作则。

高起点的建筑系

1983年，我调任建筑系党总支书记。1982年，朱九思院长提出要办建筑专业，他认为建筑学是集文、理、史、艺术于一体的学科，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必须要办建筑学。当时学校一些人对办这个专业不是很理解，建筑系的师生去外地写生，被人误认为是游山玩水。但九思同志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办好建筑学专业。

九思同志请清华大学建筑系周卜颐教授到华工创办建筑学系，周卜颐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并推荐了清华大学的陶德坚。陶德坚是完全调到华中工学院的，是周卜颐的得力助手。建筑系当时还集中了原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黄康宇、蔡德庄、黄兰谷、张良皋等名家参与创系工作。

1982年，建筑系招收本科生，1983年，建筑系招收研究生。当时全国建筑界的八大家是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这8所高校是老牌名校，俗称“建筑界老八所”， 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建筑教育领域的最高水平。建筑系建系之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在短期内成为建筑界的“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