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张杨 周栋梁 整理：罗桢婷 黄梅影 黄磊 摄影摄像：马鹏飞 鸣谢：郭玫 张桂芳 


                      作为“名人”应邀写《47楼207》

    记者：孔老师您好，我们一直听到了一种说法，说您是孔子的后人？请问这是一种戏说还是确实是孔子的后代？如何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呢？
    孔庆东：孔氏家族的家谱，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的内容最丰富、也是谱系最完整的家谱。从孔子开始，延续到现在，2000多年如一日，每一代子孙都有记载，且十分的严肃认真。根据这个族谱，我是孔家第73代传人，这里面没有任何戏谑的成分，2002年，孔子像落成典礼上，我作为全世界400多万孔子后裔的代表还发了言。

    记者：很多人是通过《47楼207》认识您的，可以说这是您的成名作，您能谈谈它出炉的细节吗？
    孔庆东：《47楼207》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应北大校方的约稿写的。因为我当时在北大校园内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所以百年校庆时他们就约我写文章，那里面约的都是北大各方面的名人，其中中文系的人找得比较多。后来就找到了我，其实写文章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其实从小到大在我所能辐射的范围内，我都是一个名人。我是（山东）曲阜人，据当地老人回忆，我三岁就会下棋，看长篇小说。后来能背一百多段毛主席语录，会唱所有的样板戏。老百姓都喜欢夸张，我觉得三岁不可能，大约是五岁吧，但是这也说明我留给他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大学苗子，但是那时高考取消了。我心里想高考都没有了，还怎么上大学啊。很幸运的是，等我长大了，该上大学了，高考就恢复了，也因为这个我总是特别感谢邓小平。

    记者：您说当时写书约的都是各方面的名人，那您当时属于哪方面的名人？
    孔庆东：嗯……很多吧，我是比较全面的学生，学习从来就是第一名。这点很多人没想到，他们都觉得孔庆东从来不写学习的事。他们说你看孔庆东写的东西里面，写他们每天怎么无所事事，从来不写他们怎么在图书馆里刻苦学习。但是我想北大学生刻苦学习还用写吗，不刻苦学习怎么考上北大的。作为一个学生，写自己学习是没出息的表现。就像武侠小说里的那些高手，谁成天研究自己的招式啊？
    我上大学那会儿整天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天能干很多事情。我从来不逃课，没选的课我也听。那时候我还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会主席。早晨五点钟起床，打球然后跑步、背外语，最后才去吃早饭。晚上回到宿舍，我们还偷了个80多斤的大杠铃，光着膀子在楼道里举，那时候每天都很充实。

    记者：回到刚才那个话题，《47楼207》幽默的基调是出版商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还是您自己的风格？
    孔庆东：我从来就按自己的意思写文章，不管别人的框框套套。对于那些命题的东西，我就很反感。比如说一个出版商向我约稿，好不容易答应他了，他说你要给我写个什么什么样的，我就说那对不起我写不了。

               在我所在的每一个班级，我都不是最喜欢武侠的人

    记者：您对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推崇是被大家所熟知的。您对金庸小说的喜欢除了您个人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原因？有没有人认为一个北大的文学教授，却来研究这些东西，太俗？
    孔庆东：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武侠小说。我读书时候，在我所在的每一个班级，都不是最喜欢武侠的人。我只是从学术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的，因为我发现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武侠，所以我要来解释为什么。这和我对学术理解是有关系的。我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人，是人民把我送进了大学。如果当年上大学要花几万块钱的话我是上不了大学的。因此我坚信，学术最终要跟人民挂钩。
金庸的小说，是当代读者最多的小说，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不解释它？这是文学研究者的责任。钱理群老师说我们一天到晚说这东西好，能不能从学术的角度来谈一谈，这句话启发了我。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里的现代小说和现代戏剧。金庸作品只不过是我所研究的现代小说里的现代通俗小说里的武侠小说里的一个代表，是我研究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金庸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亮点，谁研究金庸也就顺便让大家都知道了，所以给社会造成一个误解，好像我是成天研究金庸的。还有社会上有一个观点：你研究谁你就是谁的迷。
    对于有些人认为看武侠小说是俗的表现，我对此不以为然，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现在中国的四大名著，够雅吧，在过去也是下里巴人，作者当时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敢署。所以，你在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要太在乎专家、学者对这部作品的看法，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一部能够打动你的心灵，使你感动的落泪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金庸的小说就能够打动人的心灵，使你看完后很久都不能忘记它。

    记者：既然武侠小说在华人圈里有那么广泛的受众群，为什么在金庸之后的那么多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一部哪怕和金庸小说相提并论的武侠作品？
    孔庆东：这恰恰说明了金庸小说的跨时代性，就像《红楼梦》一样，为什么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红楼梦》那样的小说，因为经典是很难被超越的。大家知道冯其庸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红学家，他认为，金庸作品至少可以与《红楼梦》平分秋色。

    记者：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您对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在当今社会中的意义有何看法？
　　孔庆东：我认为所有艺术形式的背后都有深层意义的东西，文学也不例外。现在我们说“寓教于乐”，在古代，我们把这称作“文以载道”。“文”、“道”二者从来就不可截然分开，即使是具有“休闲”性质的文学，仍然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相对于雅文学，通俗文学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影响力更大。通俗文学看上去并没讲什么，不过它就是这样把你“勾引”进去，然后悄悄地改变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就像麦当劳的一个广告，在黑暗和灿烂两种场景中转换，其实是有它深层的价值隐喻的。麦当劳这样的快餐文化带来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冲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任何表面娱乐的东西，背后一定是有价值的。
    作为一个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在第一遍接触通俗文学的时候，一定要以普通读者的普通心态去阅读，不能抱着“鸡蛋里挑骨头”的心态。不然，就永远不会懂得这些通俗文学为什么对大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读第二遍再加以研究者的专业目光。这种专业目光是在阅读过大量一流作品以后形成的。就像吃遍了山珍海味，也不介意回过头尝尝农家小菜。

                      “幽默”应来自于强大的文化自信

    记者：从文章中，大家感觉您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但您好像一有机会就解释自己并不幽默，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您的意思是读者误解了您？
    孔庆东：人是多层次的，幽默不是人的本质，幽默背后一定有东西，不然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幽默各有不同。老舍是幽默的，钱钟书是幽默的，王朔也是幽默的，赵树理也是幽默的。为什么他们都是幽默的，但是谁和谁都不一样呢？因为他们幽默的背后都有别的东西在支撑。

    记者：有人说中国人不懂幽默，您怎么看？
    孔庆东：我觉得中国人是最懂幽默的，但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西方折磨得不懂幽默了。如果中西对比的话，你可以看到西方人是很浅薄的。西方的马戏团里，一个人头上顶一摞盘子，“啪”的一声摔倒了，大家就哈哈地笑；或者一辆汽车开进商店，大家也笑的不得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幽默，这哪是幽默？这是下贱，这不是幽默。
    现在我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出现一个词叫“搞笑”。“搞笑”是没笑搞笑。你没笑搞什么，笑是搞出来得吗？这把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幽默都去掉了。虽然幽默这个词是外来的，但是幽默背后是强大的文化自信，任何一个幽默的民族，他都是发达过的强盛过的。英国也是幽默的吧，因为它曾是日不落帝国。幽默其实是不把事情看严重。

    记者：能不能告诉我们怎样的幽默是“孔庆东式的幽默”？
    孔庆东：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我通过讲鲁迅、钱钟书和老舍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可能不自觉地学习了别人的一些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可能比较接近是老舍。
    鲁迅的幽默是特别有力的，一针见血。阿Q被人打了说是儿子打老子，这一句话就把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一部屈辱史写出来了，你笑过之后却感觉到很心痛。鲁迅的这种思想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钱钟书的学识很渊博，他说一张桌子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桌子牵出来，碰撞出火花来。这是睿智的幽默。就像他说那个鲍小姐穿得少，他就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一方面，我们知道了鲍小姐确实穿得少，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了还有“真理是赤裸裸的”这句话。
    老舍是一种宽厚的平民的幽默，幽默背后是关爱，他的幽默是不赶尽杀绝，而是给人留有余地。他学贯中西，但他都把它化成大白话，让人人都能懂。他给人的幽默是善良的，他特别强调“四海兄弟”这个词，没把自己看的特别高，也没让读者觉得你特别高。但是，我并不是说老舍这种态度是绝对正确的，也不是说鲁迅和钱钟书这样子不对。这些都只是个人的一种方式。

    记者：比较了这么多幽默，你觉得什么样的幽默是高明的幽默？
    孔庆东：刚才我说那些人的幽默都是高明的幽默，但是没有人能绝对地将幽默排出一二三等级。只要幽默背后有丰富的人性，就都是高明的。
    前几年我们喜欢说一个词叫“人文精神”。如果你背后没有人文精神，那就不是高明的幽默。马戏团的小丑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来，他的工作也很辛苦，但是我们笑的是他的动作本身，而不是因为这个人智慧值得钦佩。这个小丑和钱钟书，和老舍就不一样。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相声，马三立、侯宝林往台上一站，那就是一种大家风范。他们自己从来不笑，不求观众给他们鼓掌，但他们就是板着脸都能让人笑。他绷着脸，就不信逗不乐你，他有知识，他有无穷的自信，而且自信背后是对观众的尊重，这就是高明的幽默。
    幽默这东西，往小了说是幽默，往大了说它很严重。世界上有那么多书来给幽默下定义，可是它们讲不清楚。你强行给幽默下定义是不行的，它是流动的，是变化的。

                对于别人所讲的“不务正业”，我不愿意去辩解

    记者：如果请您给你自己一个定位，会是什么？作家，老师，文化名人，还是其他？
    孔庆东：我不定位，孔子从来没有给自己定过位。孔子有一句很伟大的话，叫“君子不器”。我们现在是一个讲究成功的社会，好像成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其实，“成功”是一个低标准，真正的伟人是不成功、不成器的。
    现在很多学校都在鼓励创业，但他们目光短浅。学生们现在出去即使挣到了钱，但是你的一生也就因此定型了。说不定这个学生本来可以成为爱因斯坦的，现在就只能卖一辈子的电脑。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既然你们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就不要担心你们的吃饭问题，不要关心你们大学毕业后马上能挣多少钱，你们应该关心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问题。

    记者：您是北大的文学教授，一个博士，但您却是以类似青春文学的东西走进观众的视野，又和媒体保持了相对密切的关系，有没有人说您不务正业？
    孔庆东：人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同时承担后果，很多学术界的人都说我不务正业，我为此要在学术界承受很大的压力。
    但你遇到这种评价时，你首先要反省自己，他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你有没有不务正业？我的正业是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我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我在这个领域无论是投入的时间，无论是讲课，还是搞学术研究，做得比大多数同行都要好。在讲课方面，我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有压倒性优势。写专业的文章时，我非常严肃、认真，但这些东西没有人知道。我利用了额外的一些时间，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我把你喝咖啡的时间写了一个《47楼207》，而这些又恰恰被人知道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我不务正业了。
    现在的中国人往往抱有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比如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沙发，就认定他不会做五斗橱。这种想法对不对？很多情况下是对的，但是让他“蒙”对的。当然，有的人既是木匠又是铁匠。对于这种木匠兼铁匠，人们往往就不能理解，以为他不务正业。那种辩证的方法我们还没学会，因此，我们往往在泼脏水的时候，也把婴儿泼出去了。

    记者：对于这种误解，有没有想过为自己辩解？
    孔庆东：我不愿意辩解，因为人永远是被误解的。不仅如此，所有的文学作品也永远是被误解的。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史就是一部误解史。如同黑格尔所说：“存在即是合理的”。这部“误解史”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价值还不小。
    既然误解是必然的，那辩解又有什么用呢？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说的就是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怕自己不理解别人。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人在45岁以前都是在“玩”的，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45岁以后，你就一定要为社会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了。

    记者：您有一句名言“如果不去在北大中文系当老师，就去当土匪”，请问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孔庆东：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当老师，等到后来梦想成真了，而且还是在北大当老师，自己就特别兴奋，特别高兴，所以就说了那样一句话，并不是真的要去做什么土匪，主要想说明我对当老师的喜欢之情。

    记者：正像您说的：“如果有人养活我一辈子，我愿意做一辈子学生”。
    孔庆东：是的，我喜欢学生生活。每天无所事事，就读读书而已。可是现在年龄大了，有了衣食之忧，不得不想着挣钱的事。我想看一辈子的书，所以我选择在大学校园里教书。这样既可以解决温饱，又能以工作的名义读书。后来我发现，当教授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看着你的学生成长起来时，你会产生很强烈的优越感。
    我以前还想过在图书馆当管理员，这也是一个能借工作之便看书的职业。我希望现在的学生们能珍惜自己读书的机会，在大学期间认认真真地看一些书。

    记者：听说您在北大的公开课限制报名是200名，但实际报名的是400人，而当堂听课的却有600人，甚至有从四川等地来的学生，但与之相反的是，如今高校中，学生逃课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您能解释或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区别吗？
    孔庆东：其实一个老师的课是否能够吸引这么多学生，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与老师的教学艺术有关。我见过很多比我有学问的老师，他们可以写很漂亮的文章，却不能高效地传递知识，因此抓不住学生。第二，这与课程设置有关，有些比较冷门的课，无论老师怎么讲，都很难吸引规模庞大的学生前来听课。
    我在教书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学生与以前的学生相比，变得崇尚“实用”了。前些年一则报道说一名女大学生，破坏掉了同宿舍另一名女生的留美机会，当时我就想，一个人怎么能这样不道德呢？后来我发现，这不是道德的问题，现在的学生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了太多太大的竞争压力。
我教的很多学生都曾向我倾吐过他的忧虑，这些忧虑大多与“工作”有关。我理解这种现状，但是觉得很不正常。我总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宽慰我的学生，但是这种影响力极其有限。我觉得在北大校园里，这种“实用主义”的焦虑症还算比较轻，但是比起（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还是差太远。

                      “醉侠”其实是我追求的理想状态

    记者：您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英雄喝酒不吸烟》，又听说您是个沾酒就醉的人，那为何称您为“北大醉侠”呢？
    孔庆东：我的确是一个不太能喝酒的人，拿欧阳修的话说就是“稍饮辄醉”。我对外也说“稍饮辄醉，故称‘醉侠’”。其实，称“醉侠”，是因为追求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那是精神上的“婴儿状态”，完全陶醉、自由自在，类似于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认为这是一个搞文学艺术的人很理想的状态。

    记者：您在北大就读期间曾经先后师从钱理群、严家炎两位学者，他们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孔庆东：从钱理群先生身上，我学到更多的就是那种“酒神精神”。他对他的工作有很大的热情，每次讲完课都是大汗淋漓。不过在讲课的过程中，他一点也感觉不到。我的学术关怀也是他给我的，是他让我知道，原来我的工作对于国家和人民还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在严家炎先生身上，我学到更多的是他在学术上严谨到苛刻的治学态度。他讲什么都要言之有据。他总是问：“打断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这常常令我们尴尬，因为你并不总是能将你看到过的东西清清楚楚地记下来。我还记得有一次严家炎先生和钱理群先生在争论一个问题，钱理群先生讲了一个观点，严家炎先生又打断他说：“请问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当时钱理群先生急得不得了，但到底没把出处想起来，只能说：“肯定有出处的”。
    当年我们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严家炎先生居然要管到我们的标点上去。记得有一次，他指着我引的一段材料说：“这不是一手材料”。我是很认真地查过的，而且分明记得是一手材料，所以我不信。他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让我再查查。结果我再去查查，果然有问题。
    我很佩服严家炎先生的这一点。常常有一些人写文章反对他。有一次，一个人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小说里90%是武打场面。严家炎先生回去还真的就把金庸小说中的所有武打场面统计了一下，得出一个数据，是只有17%，然后再写了一篇文章。我听说后对严先生说：“那些人就是学术流氓，他们就是胡乱说事。文章写完了以后，说不定他们自己都忘了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跟这些学术流氓辩什么？拉过来打一顿得了。”

    记者：您曾说过您未来的理想是，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位大家：鲁迅、老舍、张恨水、金庸。还说：“这蕴涵着我的现代文学观。” 能就您的这个理想，谈一谈您的现代文学观吗？
    孔庆东：我选择这四个人，是因为他们各自在现代文学的一个方面做到了最好：鲁迅以其思想之深刻而令余者望其项背。老舍的文学介于雅、俗之间，执着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对现代市民阶层的各个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关照。张恨水是现代通俗小说的第一人，拥有极其庞大的读者群。当年，他的影响力比金庸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庸是张恨水以后，通俗小说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不同的是，前者写的是言情，后者写的是武侠。
    然而，不管是鲁迅，还是老舍，还是张恨水，还是金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新文学作家”。他们的整合，可以使我们一窥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这就是我的“现代文学观”，即“整体文学观”。
    以前的现代文学，对革命文学给予了很大关注，像“左联五烈士”的作品就讲得很多，但对像张恨水、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就很少关注。其实不管是革命文学还是其它文学，它们都是新文学，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现代文学的任务是“改造民族灵魂”。鲁迅的思想是先锋。但是他太深刻了，深刻到不易被人理解。鲁迅说人性解放、自由恋爱；张恨水也说人性解放、自由恋爱。但是鲁迅作品的影响力就远不及张恨水，因为通俗文学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就好比电脑一样，鲁迅的思想是“硬盘”，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作品是终端，这两者一旦结合起来，就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

    记者：您曾说“在大学里最重要的学习是读书。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一定要多读人文社科书。”而华中科技大学的理工科学生较多，您觉得同学们应当怎样读书呢？能不能给同学们开一张书单？
    孔庆东：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都没有开出书单，因为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要自己真正地去读原著，其他说什么都没用。我知道现在很多学生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读原著。中文系的很多学生也是这样。他们往往是先学会了理论，然后反过来套作品。这是一个缺陷。
并且，现在很多学生不太相信自己的审美判断，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符号”而已。其实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和审美对象的生命体验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学生们应当相信自己的审美判断。只要能让你哭的作品就一定是好作品，不要盲从专家。

    记者：如果请您选一本您自己的作品给我们的同学，您会选哪本书？
    孔庆东：应该没有吧，因为我对自己目前的作品都不是很满意。也许是以下若干本吧（笑）。

    记者：您已经是第7次来武汉了，能谈谈对武汉的印象吗？
    孔庆东：对于武汉的印象，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六到武汉》，发表在《书城》杂志上，如此深情地赞美一个城市，对于我来讲，还是第一次。武汉是全国除北京和上海之外，唯一能称为大城市的城市，这种大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生命力的体现，更使武汉对外来文化有着极强的接纳力，使武汉总是出于一种变化当中。可能正是这种变化，武汉总被人误解，认为没有自己的特色，不像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城市一样，有着很鲜明的定位和特点。实际上，这种综合性恰恰是武汉的特色。一方面市民文化在武汉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武汉高校云集，又是一个出学者、出思想的城市，雅俗共存，和谐相处。

    记者：谢谢您，祝您在华中科大过得愉快！

    （郑重声明：未经受访者本人及本网站许可，不得转载，违者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链接一：

      本网站稿件： 醉侠“华中论剑” 畅谈鲁迅老舍

链接二：

      本网站图片：多面“醉侠”：镜头记录表情孔庆东

链接三：
     
      专访视频 (上)      专访视频（下）

链接四：

     CCTV百家讲坛：孔庆东看武侠小说

     相关网站孔庆东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