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谢泳 教授您好。从编辑到教授，从学术个体到大学老师，您是怎样适应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呢？

    谢泳：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笑），山西自然环境和待遇都没有这边好。事实上，角色的转变我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毕竟我在作协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在学术研究和写作实践上和常年在 高校的 老师相比还是有些优势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课多，比较忙。

    记者团：您的学生评价您的课严肃沉重。

    谢泳：这个评价还是很真实的。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真实的研究经验和同学分享。我为本科生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句话一定是“教科书是最差的书”。所以同学们最好多涉猎各方面书籍。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两本书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对于了解现代文学很有好处。

    记者团：您曾在《中国早期现代回忆录》中提到，“北大、清华只用来十几年就达到了一流水平”。而当今大学地位却令人堪忧。您觉得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现在的情况有怎样的变化？

    谢泳：整体上来说水平还是下降了。例如数学，当时有华罗庚等十几个人在数学上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而现在还能在哪个学科找到如此强大阵容呢？理工科尚且如此，人文学科自然更不用说，甚至可以说，我国的人文学科在国际上基本是毫无地位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有一些自省能力。

    记者团：您曾在《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过去的教授》一文中提到教授的“自由流动”、“说痛快话”和“授课自由”让人印象颇深。那么现在你在大学教书后是怎么看的呢？

    谢泳：“自由流动”的核心还是经济。考虑到经济承受能力，真正能够自由流动的教授还只是顶尖的少数。过去教授收入在所在阶层中比较高，买房安家对他们也就是两三个月工资的事，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于言论自由，核心是我所讲的话能否进入公众传媒。从经验的实际来说，我的讲课还是比较自由，自由的空间也还在逐步拓展，但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记者团：我们这想了解您对于大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的看法。您曾经说过自己自己“不算安分守己的人”。

    谢泳：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呈现一种扩张的态势。但因为资源的稀缺，在各个行业中，大学依然是一个“好单位”。随着学历制度的完善，对想进入大学从事教师行业的人来说，需要高学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高校教师中，四十岁以下没有博士学历的人是比较少的。应该说，这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也有利于行政方面的操作和管理。但是，学术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强调学历并没有错，但并不一定非要拥有完整学历的人才可用。在专业上实践较丰富的人可以有这样一个特殊通道，进入大学把自己的一些实践，一些经历告诉同学们，也是很有好处的。对于理工科而言，可能由于强调专业性和协作性，这一点还表现的不明显。但对于人文社科来说，学历与水平并不是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在某些方面个人有强烈的兴趣，读书广泛，而又确实有自己的特长，是可以考虑请进大学的。比如一个长期在媒体工作的编辑比一直在学校里读新闻专业，从没实践过的人来说，对同学们的好处可能更大。我们现在的大学，也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学者或者官员来讲授，这样不同的人生阅历，各学科特点的结合会使大学生态也更加丰富和多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制度管住中等才能的人，特例留给特殊才能的人。”

    记者团：大学教师不仅要承担学术研究的任务，还要向学生们传授知识。但对于大学选择教师来说，可以从各种材料看出他的学术能力，但如何检测他教授知识的能力呢？大学该如何选择教师呢？

    谢泳：确实存在这种难题。过去的大学选择教师一般存在 “同行”的效应，多从自己的学生和同学中选。比如西南联大朱自清在选择教师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沈从文，虽然沈从文并没有很高的学历。现在人事选择设置一些固有的条件，但有时候这样的人事选择成本是很大的，同事间不熟悉，工作的开展还有些时间上的过程。在现在的大学多是存在两种老师，一种是有口才，讲课有剧场效 应的 老师，我们可以称为“表演型”，虽然这样的老师中，学术水平一流的人不是很多，但对于大一大二的同学们来说，他们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开窗”的作用；另一种老师则是学术水平很高，而且有很强的原创学问，比如顾劼刚，沈从文，不擅言谈，但确有积累。在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要多向这样的老师学习，他们有一个指路的作用，可以给你寻找资料，研究问题的方向。

选择教师的这些问题，是一个人类教育的困惑。美国高校在选择教师时，会采取竞争的方式，其中也会有很多同行，相互之间各方面就比较了解，熟悉各人的一些潜质，这是一个相对好的方法。

    其他问题选摘：

　　1．  您刚才提到中国人文学科的地位堪忧，但人文学科自有其特点，为什么要做到与国际接轨呢？

    谢泳：应该说现在的学术国际流行的就是西方标准。理工科如此合理性高。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就应该有更多的思考。1949年以前的大学办得很好，一个侧面的例子就是当时世界上一些顶尖的学者会到中国的大学在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内教书。这说明当时大学的研究环境和条件还是得到认可的。像清华大学当时请到了著名的冯·诺伊曼到学校工作过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自由氛围。人的才能只有在自由环境中才能得到发挥。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过：“非市场经济环境中，自然科学难以发展。”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科学可想而知。应该说目前大学的自由空间还在向进步的方向努力，但是还要比较大的空间。

       2．  您是做知识分子研究的，您认为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与大众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谢泳：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文化差异很大。在传统上就有一定距离。知识分子对上往往是为统治者考虑，对下则是一种教化的性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较早地接受了现代启蒙思想以后，总是希望大众接受这些价值观和思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强迫的方式。在现代生活中，应该说知识分子是应该承担起启蒙大众的责任的，但是要本着自觉自愿的原则，慢慢与大众沟通，使大众慢慢提升。对于知识分子，大家要有体谅的态度，找到什么角度与大众沟通是一个关键问题。

    相关链接：谢泳，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生于1961年，山西榆次人，1983年毕业于晋中师专英语系，留校任学报编辑，两年后调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后为《黄河》杂志副编审。现为厦门大学教授。

                                        (记者团 丁雯 郭凤莲 张春雷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