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团 邓妍方
从10月中旬开始，能源学院13级的林轩毅每周六下午要去学校的麦当劳赴一个“约会”：教卢旺达的留学生Chris汉语。每周固定两小时的“约会”已经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虽然很累但是很欢腾”，林轩毅说道。而就在三个月前，他和我校其他十余名学生飞往世界各地，为异国的人提供志愿服务。
“有情怀的青年没有国界。”和林轩毅一样，公管学院13级的谢运心暑假在非洲做志愿者。在她眼中，“在不同项目工作的我们都在做着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而出国开拓眼界、尝试改变自己、拥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或是为以后留学加分等理由，都成了一批又一批志愿者们前往海外的原因。
林轩毅：和贫民窟孩子们一起
“整个苏伊士只有一条大街，一个半小时就可以逛遍。大街上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城市里唯一的一家KFC，以及围绕KFC建起来的那些商店。”说到暑假在埃及做海外志愿者的城市，林轩毅话中的关键词就是“穷”。
路上到处都有拿着纸巾贩卖的小孩儿，穿着不太整洁的衣服、脏兮兮的，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开心的表情。“他们看见外国人，就会追上来扬起纸巾围着喊‘one pound！one pound！’。”在苏伊士，“要钱”成了孩子们从小就会的“本领”。“不给钱就抓住衣服不让你走，一群人围着把你当猴看。” 这让林轩毅认为，这让孩子们一开始留给他人的印象就是“不讨喜”和“令人厌恶”的。
林轩毅在苏伊士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私人培训机构教孩子们英语，能够在这家培训机构上课的孩子，大多穿着光鲜亮丽，“甚至有个孩子全身都是阿迪达斯，手上戴着价格高昂的手表。”同一片天空下，教室内外，两种孩子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苏伊士，开罗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市内最大的超市旁边，就是贫民窟。”带有中国上个世纪、破旧居民楼风格的一大片贫民窟，在车水马龙里用斑驳的外墙回应开罗缓慢的现代化，刺痛了林轩毅的眼睛。
开罗的日光很刺眼，却眷顾不到贫民窟昏暗的小房间。不满足于在环境舒适的培训机构上课，林轩毅尝试联系苏伊士的孤儿院，然而并不顺利，他只好去开罗的贫民窟做志愿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开罗给贫民窟的孩子上了半天课后又得马上赶回去，下午给培训机构的“土豪”小朋友们上课。“还是很值得的，贫民窟的孩子们需要我们。”
第一次踏入贫民窟的时候，没有灯光的小房间以昏暗的姿态“迎接”林轩毅和其他志愿者们。本来就不大的房子用木板一块块隔开，每间除了两张桌子和一块黑板，没有多余的东西。屋顶是格子状的木架，上面覆盖一层薄膜，“上课的时候，我一边讲屋顶一边漏水。”大约十个孩子挤在这一间屋子里，转身都比较艰难。一堂课下来，林轩毅的衣服被汗水浸透，“那种环境让人很压抑。”
在课堂上的孩子和在街上叫卖纸巾的孩子的两种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林轩毅陷入了沉思“志愿者仅仅是教他们学英语的吗？每周教他们点知识，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到底该怎么改变他们的人生？”最初以为去贫民窟体验一次就够了的林轩毅，发现孩子们真的需要帮助。“志愿者不是作秀。”自那以后，他每周会去两次贫民窟教孩子们英语。
在林轩毅看来，苏伊士经济发展缓慢和年轻人缺乏责任意识有很大关系。除了伸手要钱的孩子，主动搭讪、要求提供帮助的当地年轻人，大多会在结束帮助后开口要钱。导游在结算时会就小费讨价还价；一起拼车的乘客热心指路是为了省下自己的路费；骑马参观金字塔时，被牵马的人单独带出队伍也是想索要更多的钱。“在苏伊士，路上晃荡的年轻人似乎都没工作，总想着以各种方式从外国人那儿牟钱。”
在贫民窟的经历，和所见的苏伊士部分青年所为，让林轩毅深刻地意识到，“每一个青年都是一份子，每个人的努力都是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埃及的青年人大多数比较懒惰，这也是这个国家一直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吧。”
涂梦：倾听聋哑人的“声音”
从马来西亚回国后，涂梦经常能在WhatsApp上收到当时一起工作的越南姑娘Ha的留言。“她总会说晚上梦见我，每天早上起床也习惯性地叫我，但扭头一看，旁边根本没人。”涂梦笑着说道，“十多天了，她还没有适应两人已经分开。”
如果不是参加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The society deaf of Johor”（以下简称SDJO）的项目，涂梦不会遇见Ha，也不会知道在距离中国三千多公里的马来西亚，聋人们生活得开朗乐观，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SDJO是AIESEC全球海外志愿者项目中，唯一一个致力于聋人服务的项目。
尽管有着手语基础，但不懂马来语的涂梦还是遭遇了巨大的语言沟通障碍。在当地聋人的年会上，涂梦第一次参加这种“无声”会议，深深被震撼到了。“200多个人的会场非常有序，大家安静地坐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主席‘说话’。如果有人想发言，就离座站在台上面对所有人打手语。”
然而，一个半小时的“手语会议”，让初来乍到的涂梦还是傻眼了，“他们的手速很快，马来西亚的手语和中国的手语有很大区别。”除了一名翻译，所有的同事都是聋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他们的英语并不好。迫于每一分钟都存在的语言沟通障碍，涂梦和同伴只能硬着头皮开始学当地手语。
本以为自己已学有所成显得自信满满的涂梦，却在教聋哑小学生英语时再次遭遇挫折。20多个孩子，正好是爱玩爱闹的年纪，“他们上课时注意力很容易分散，纪律特别差，导致课都不能顺利进行。”而这群特殊的孩子有着自己的一套吸引注意力的方式，“他们会拍你、打你，各种挠、推，就想让你和他‘说话’。而小孩子的手语也不太好，这么多孩子，哪儿顾得来啊！”涂梦无奈地说道。
她还发现，如果聋哑孩子做错了事，很难找到合适的惩罚方式。“你用手语批评他，如果他不愿意理睬你，事情就进行不下去。” 有次一个5岁的孩子犯了错，苦于没有合适的教导方式，只能让他罚站。从一位聋哑老师口中得知，这些孩子不知道事情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因为听不见声音、不能说话，他们对外界没有我们敏感，我们关于事情对错的标准，很难教给他们。”
虽然教聋哑孩子很累，三个小时的课程涂梦和Ha准备了一周多的时间，但是他们的活泼可爱和主动的亲昵，却让涂梦很开心。“我们寄宿的那家孩子，每天都会‘喊’我们‘妈妈’。虽然只有5岁，可是穿衣、吃饭、洗澡，全都自己动手，还把我们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特别的听话懂事。”想起一个多月前的温暖画面，涂梦眼角弯弯，嘴角上扬。
SDJO工作了六周，涂梦发现聋人们的心态都很乐观积极，并不把自己当弱势群体看。这和SDJO的存在和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SDJO每周都会组织活动。在开斋节，大家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经常性的聚会让聋人们不觉得自己是孤立的弱势群体，他们身边有同伴一直关心、帮助他们。” SDJO，这个小社会就是为聋人而生，让聋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除此之外，SDJO还和当地政府的就业部门建立了良好关系，就业部门为聋人提供一对一的就业培训、找合适的工作、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等，并且之后六周会持续跟进反馈情况。涂梦和Ha平日工作的办公室里，每到下班后就会迎来一些聋人，他们自如地坐在待客间聊天。而晚上，很多聋人也会和朋友在外聊天到九、十点 ，或是在WhatsApp上“奋指疾输”。涂梦说，聋人们在SDJO找到了归属感。
新山市700多个聋人，每个人的资料有两三页，“每天把这些信息录入电脑眼睛都要花了。”涂梦叫苦道。核对和录入信息、帮SDJO写策划案、访问生活贫困的聋人家庭、采访政府残疾人就业部门的负责人……六周的时间，每天平淡中掺杂着开心的生活里，涂梦做了很多事。40多天，她对手语和聋人了解得越来越多，在得知香港中文大学有手语语言研究中心时，甚至激动得想要去学习深造。
“即使以后不会以手语为主业，但我肯定会像SDJO的工作人员一样，想要在空余时间为聋人们做更多的事。”涂梦说。
谢运心：做一个耐糙的非洲姑娘
7月19日，飞机落地时，看到杜阿拉国际机场和城市火车站一样，来自公管学院13级的谢运心知道，此刻她已身处非洲，一颗心“激动又忐忑”。
最初，谢运心觉得，既然做了海外志愿者，就别指望条件有多好，“并且我也不想去条件好的地方做志愿者，那不算真正的体验。”然而，到了喀麦隆之后，各种条件跌落预期太远，“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打开朋友圈，怕看到其他志愿者在异国他乡‘晒幸福’。”
谢运心在喀麦隆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当地一个致力于环境保护的NGO。他们的大部分活动是和负责人Mr.Fonghon一起在外寻求政府部门、公益基金等的支持。为此，她和同伴去过警察局、环保办公室、邮局，到过世界自然基金会喀麦隆办公室等地。为了真正帮助囚犯们，她也曾两次涉身监狱，了解囚犯们的生活状况，以便更好募捐到足够的清洁用品和生活用品。
回想起为数不多的监狱之行，谢运心仍觉得“全身发毛，能浮现他们直直盯着我们的眼神”。
布埃亚的夏天处于雨季。去监狱那天，紧张与害怕紧紧缠绕着谢运心和同伴，就像山上挥之不去的浓雾。监狱的外墙是厚重的灰色，穿过铁门，首先进入谢运心视线的，是一片宽敞的空地，还有“散落”在空地各处的黑人囚犯们。“他们一个个高高壮壮。看到有人走进来，眼睛直勾勾地一直盯着我们，视线随着我们的挪动而移动。”
监狱，和“犯罪”直接挂钩的地方，谢运心从未想到过会踏足这里。一开始有过犹豫、抵触，无奈和负责人“反抗”失败，最终只能硬着头皮上。从踏进监狱大门的那一刻，直到走出监狱，她一直紧紧拽着女同伴的胳膊，寸步不离地跟紧负责人。即便是看到犯人们做的精致的手编提包，谢运心也松不下悬着的一颗心。
第二次拜访监狱依然没有减缓谢运心内心的紧张感。即使有了第一次来的经验，这个不是常人所待的地方，始终不能让她放轻松。这件事也成了这趟异国之行中，最特殊的经历。
初到非洲时，所有的倒霉事似乎都被谢运心碰上了。刚到机场时，没有人接机，谢运心和同伴在机场被黑人拉扯、环绕着，无助感让她们恐惧到了极点；入住的房间没有电灯，床上有怪异的味道和细小的虫子；由于条件限制，洗澡洗头要在半桶水之内解决；突然到另一个大洲对食物不适应，油腻、辛辣、食物单一、蔬果少导致身体不适，持续腹泻一个多星期；杯子里泡的牛奶上漂浮着三只小虫……慢慢地，谢运心开始调整心态，对自己说，“努力像个当地人一样生活，做个耐糙的African girl”。
生活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非洲的生活，能从住家妈妈那儿得到最多的安心与照顾，对当地的所有抱怨和体验到的不好都能在这个女人那儿融化。”吃饭时，住家妈妈会特别为她们做意面、蛋糕、煎饼；会带她们去集市买布，然后找裁缝婶婶做成裙子；家人聊天时会为了她们把语速变慢，有时甚至重复好几遍，为她们解决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和疑问；在街上玩时身边的人会主动打招呼、握手和拥抱，“很庆幸遇到了他们。”谢运心感叹。
8月6日，因为埃博拉疫情爆发，谢运心不得不提前回国。 “有时我会有种错觉，仿佛自己是回到了那个熟悉的90年代或者是错过的80年代，裁缝做衣裳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设施不那么完善但是民风淳朴，环境很好萤火虫一直都在，摩托车是方便的交通工具；生活简单快乐……”回忆起这趟喀麦隆之行，谢运心就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