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张歌

武汉某个角落的小旅馆，安静无声的房间里没有交流和喧嚣，本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刘岩告诉朋友“有事要回家几天”后，沉默地孤身来到这里。关闭手机，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躺在床上或坐在床沿发呆。低落的情绪提不起丝毫食欲，偶尔感到有些饥饿，他便走到附近的便利店，随便挑选些东西填入空空的胃。

约莫一个礼拜后，他偶然打开了人人网，不知道他去向的同学、老师、球队都在上面找他。他回复留言，结束了自我封闭，游荡般地回到学校。

“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2011年入学的刘岩，现在是自动化大三的学生，任谁都觉得他似乎在这个大学里逗留了太久。蓝色系的衣服、梳理整齐的头发、军绿色的双肩包，走在校园里与他人无异的这么一个人，默默地为了“变得普通正常”而抗争许久。

抑郁没有和刘岩打声招呼，就直接进入了他的生活，蔓延到每一个角落。突然有一天，刘岩开始提不起精神，情绪很低落，和别人接触交流都是一件难事。学习的时候总是注意力不集中，上课也不过是盯着黑板发呆。经常上午发生过的事，下午就记不清了，健忘成了一种常态。慢慢地，他开始把自己关起来，不再出现在课堂上，大多独处在寝室，最严重的时候逃出了学校，找一个小旅馆住了将近一周。

起初刘岩很担心，询问身边的人自己是不是心理出了问题。开朗、踏实、足球队队长、活跃在学生工作中，这些才是大家眼中的刘岩，谁又会把积极、阳光的人，和闷闷不乐的抑郁症患者联系在一起。面对倾诉，大家都很诧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抑郁。

刘岩也曾向一个认识的教授提过自己的问题，而对方花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批评他，“谁没有抑郁的时候，一个男生就应该有点担当，不要总给自己不好好学习找借口。”如此的回应让刘岩渐渐放弃了吐露心声，“如果大家都不认为你会在心理上生病，你却不停地说’我有病、我有病’，久而久之，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无病呻吟。”

刘岩的朋友明旭（化名）也听他提及过自己的心理情况，但明旭没有想到，好友的状态会严重到病症的地步，“我能做的就是多和他聊些轻松愉快的话题，传递给他更多的正能量。” 明旭觉得或许在周围积极氛围的影响下，刘岩能够走过情绪的低谷期。

没人知道，事情已不仅仅是情绪低落那么简单，明朗的背面隐藏着另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的刘岩。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是活力。被吞噬掉活力的他经常吃不下饭，一连着就是好几天。他长期失眠，有四年从来没有正常入眠过，夜里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好像置身无重力宇宙的孤独迷失者，身躯僵硬地漂浮在渺茫黑海，任宇宙分子的运动带着他忽前忽后。

他几乎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得来的是两次留级和一次劝退。突如其来的通知微微敲醒了刘岩，他请求学院的辅导员给他一次机会。被抑郁折磨三年后，办理了休学，回家治疗。

世界不理解 我只能孤独斗争

休学前，刘岩不是没有做过治疗，只是缺乏对治疗方法的清楚认识和抑郁症本身易复发的特性，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天生不爱给人添麻烦的性格又让刘岩选择自己承受一切，明旭说：“病情好转一些就跟我们报个喜，不好了或是加重了绝对不会说出来。” 因此，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了解他的全部状况，一个电话的问候关心、一句话语的安慰鼓励都无法满足他的特殊帮助要求，身边陪伴的人再多，他依旧是个孤独的战斗者。

收到留级和退学通知让刘岩很委屈，虽然也许不比其他同学聪明，但自己也是个愿意努力的好青年，就是因为抑郁症，他根本就不拥有像正常学生一样的努力的机会。在他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很多人眼中，他是怪异的、已经没救了，周围的人也已经不大愿意和他接触。否定和质疑无形中给他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兴许，改变大家对抑郁症的看法，就会有人理解他的痛苦。于是，在团学联工作的时候，刘岩向心理部提议举办了一场心理讲座，然而主讲人带来的都是些虚无缥缈的空话，诸如“生活很美好，不要失去希望。” 前去听讲座的学生，并没有获得关于那些抑郁症的知识，不过经历一场空洞的“希望种植”。

真实的抑郁症不是自怜、不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病，和感冒一样的疾病，生理上是多巴胺、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三种制造快乐因子的化学物质分泌失衡。悲观低落的情绪固然是一种状态，但更多时候还伴随着乏力、食欲下降、失眠、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及不良反应，刘岩说有一段时间他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造成他不断留级的因素正是抑郁症所导致的思维迟缓，大脑成了一台生锈的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同时意志活动的减退最终会引发自杀的念头。

抑郁症不挑人，任何人都有被其纠缠上的可能，然而在许多人的观点里，只有那些想不开、不够坚强、抗压力弱的人才会与抑郁症相联系。不被理解的刘岩带着不被理解的抑郁症，一同陷入了一个无止尽的恶性循环，越孤立无援越自我沉沦，陷得越深越难以解救。

直到休学回到哈尔滨，刘岩才接受了系统的治疗。医生给他用仪器做了准确的测试，通过对多巴胺等三种物质的测量分析，发现它们的含量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医生告诉刘岩，他是“重度抑郁”。他开始住院，每天按照医嘱吃药、打点滴、做仪器治疗、接受心理辅导。三十多天后，刘岩的病情有了起色，便回家休整，这期间也要定期去医院。

然而治疗亦非易事，留两次级的他拉下了许多课程，再不返校上课，他就可能永远失去了在华科学习的机会。不过两个月后，刘岩就回到了课堂，一边完成补课和修新课的双重任务，一边为抑郁症而担忧。 一年里，他重复着上课、吃药、有问题和心理医生沟通的日常，回家的时候就去医院进行复查，接受仪器治疗，“这期间的压力之大是无法想象的，抑郁症的药又是服用后半个月才有效果，所以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复发，重新回到之前抑郁的模样。”

现在，他的病情已经有了极大的好转。回顾漫长的抗争史，他最感谢的是自己。“医生对我的帮助很大，是我治病的基础，但如果我不坚持下去、不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的话，是不可能痊愈的。抑郁症的治疗是个很缓慢的过程，在中国痊愈率也只有10%，有些人因为质疑自己没有变好的可能，所以选择了放弃。”

小的时候，刘岩经历了三次“大灾难”，最严重的一场车祸几乎要了他的命，但似乎就是这些经历给予了他在治疗时期相对较强的抗压能力，让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不会放弃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权利。

愿做抑郁阴河的摆渡人

“都说苦尽甘来，为什么我苦过之后接着苦？以前的同学现在都已经读研、上班，有的都快结婚了，而我还在本科熬着。他们毕业的时候我都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拍张合照，纪念一下。” 想到这里，刘岩抿了抿发干的嘴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一直都在和病魔作斗争，没有尽早接受治疗而浪费了三年，真的很后悔、很不甘心。”

今年2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全球抑郁症与其他常见精神障碍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超过3亿人受抑郁症困扰，约占全球人口的4.3％。而在早些年的调查中，抑郁症已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疾病。即便如此，社会对抑郁症的了解程度和重视程度依旧很令人失望，以上海为例，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有21%。

外界的偏见是对抑郁症患者最大的伤害。在刘岩看来，倘若这个世界能更了解一点抑郁症，更多一些人主动去关心帮助抑郁症患者，就不会那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而他，也许就不会有三年被抑郁封冻的时光。

因此，刘岩在治疗期间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变成正常人，踏实过好每一天，另一个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大家听。抑郁症患者大多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秘密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刘岩就像抑郁的地狱阴河上的摆渡人，他摆渡了自己，也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去摆渡其他挣扎在深渊里的人。

3月2日，刘岩通过校学生会心理服务部，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一个抑郁症专题的访谈活动。当天，620心理活动室里坐满了正在经历抑郁或是希望了解抑郁症的学生。这一天刘岩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的，坐在台前反复折叠又打开手里的讲稿，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故事做出改变世界的努力，也在叙述回忆中重新审视自己，是段心灵救赎的过程。

这个来自东北的大男孩，说话带着一点点北方口音，和大家介绍了自己患病以来的全部过程，又详细地解释了抑郁症的病因、表现、治疗。谈及治疗初期时的心理状态，他说：“我觉得我看到了希望，哎呀我这病终于要好了！感觉超高兴！”主持人问，“是不是看到医生都想亲一口？” “对！”刘岩和台下的同学一起笑了起来，标志性的虎牙传递着一个战胜抑郁症的人最积极的力量。

访谈的最后刘岩分享了自己前段时间写的一段话：他很感激自己经历的一切，每一个苦痛都是成长，是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迎合世界强加而来的形象。这个世界是一个拥有你光芒的同时不否认其反面的世界，它丈量每个人克服逆境的能力。如果你认为坚强就是不暴露任何缺点的话，那你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与所有人一样有各种缺点，并不完美。

或许是受到刘岩的感染，很多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在现场分享自己和身边人的经历，也有被抑郁症困扰的同学在访谈后主动与他联系。刘岩说的最多的就是要勇敢地面对，及时并配合医生治疗，不要放弃希望。短短的三四十分钟的访谈，或许不能改变大家对抑郁症长久以来的固有观念，但因为付诸了行动，他很心安。

“我现在还正处于人生中不稳定的不确定的阶段，不能说以后一定做和抑郁症有关的工作，但我愿意去尝试，因为我知道我曾经经历过多痛苦的日子，感同身受，只要有机会就尽力帮助。” 刘岩的眼睛里闪着可靠的坚定与认真。

即使迷失在抑郁星球，错过了准点的返地航班，刘岩的新生活如同初创的星体，才刚刚复苏、转动。获得成长的他变得更加乐观，更懂得如何宽容地接纳自己、善待自己，他的星球将会万物蓬生、光色夺目，属于他的甘，也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