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四件事使我刻骨铭心，历久不忘。

1.知青养蜂人

1969年刚过元旦，我到乌苏里江边的边陲小镇饶河插队落户，时年19岁，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我和社员一起躬耕禾田、采石南山、沟里伐木、修路戍边。我年轻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180斤的麻袋能轻松扛起，在乡下没叫过苦，没流过泪，当年就入了团。

1970年开春生产队蜂场分家，派我去养蜂，由年近五旬的林师傅顶场子。我俩住进完达山脉的北山老蜂场，一间马架房、一铺小炕、一个灶台、一盘石磨、一盏煤油灯和50箱蜜蜂与我相伴。

过了清明，蜂箱出窖，我俩整日忙碌，收拾蜂箱、割雄峰蜂巢、培育蜂王、下巢础……7月中旬椴树花开，半个多月的花期，采蜜进入鼎盛期，每隔三五天就能割一茬蜜。通常每箱峰能出50-80斤蜜。

我和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类似现在的“AA制”；“食则同桌、寝则同铺”，堪比桃园结义刘关张。在蜂场开了几块地，种上蔬菜和玉米，由于蜜蜂授粉，果蔬特别好吃，“吃上蜂场大窝瓜，就不想关里家”是师傅的口头禅。

我每隔三五天就要推磨碾玉米，这是古老的粮食加工方式。师傅筛出玉米面、小碴子、大碴子三样，是我们的主食。灶上那口铁锅，经常是锅里炖菜，锅边贴玉米面饼子，再架上一根Y形木叉，上面放一大碗水，盖上锅盖，灶坑里烧上木柈，饭菜开水一锅端。

蜂场有一个方圆一平方米的水坑，里面积存着黄色雨水，蝌蚪和孑孓游来游去，这就是饮用水，常年喝未出现异常；冬天化雪为水，据说长期喝雪水会得夜盲症，亦安然无恙；我俩共用一个旧脸盆，洗漱洗衣都用它，谁也不介意；师傅不刷牙，抽黄烟，嘴里有味，还咳嗽，可能是肺病，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我不嫌乎；没有条件洗澡，一年不洗澡也不觉得难受……那个年代的人真是“抗造牌”的。

夏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可小咬、蚊子、瞎虻轮番进攻，苦不堪言。社员打趣说“瞎虻叼起肉在树上吃”，虽说有点危言耸听，但瞎虻能把牛马咬的直蹦高，何况人乎。

蜂场周边没有人烟、没有电，晚上大山里万籁俱寂，只有马架房里跳跃的煤油灯带来一点生气。好在有两本书，一本《红旗谱》、一本苏联译本《养蜂学》。师傅不识字，我读《红旗谱》给他听，朱老忠、运涛、春兰等人物跃然眼前，可在当时却是禁书呀。

《养蜂学》令我受益匪浅。按惯例2:1分蜂，50箱蜂能分出25箱。可书上说1:1分蜂更能刺激蜂群发展，作为徒弟不便深说。到了第二年，又分出了一个蜂场，我顶场子，按1:1分蜂获得成功，并未影响采蜜，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成功感，甚感欣慰。

距北山蜂场10里地有个关门大队蜂场，老钟头顶场子，我以老叔相称，多次翻山越岭向他讨教养蜂技术。我还帮助四排大队（赫哲族村落）料理新建的蜂场，给他提供技术指导。

身在蜂场，回家探亲，没动过装几瓶蜂蜜带走的念头，也没有发现养蜂人有这种苟且行为。

饶河是我第二故乡，那山、那水、那人总是萦绕心间。每个人都有过少年意气，有过青春梦想。在那个火红年代，在激情燃烧岁月，知青忍辱负重，奉献青春。因为受苦才更留恋受苦的地方，我有理由为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感到自豪。插队造就了我不怕艰难困苦的性格，融入血液中。

2.食堂炊事员

我1972年底返城，有幸在船舶工程学院（当时尚未确定校址）院务组301食堂当了炊事员。有过插队经历，我十分珍爱这份工作，干活不怕脏、不怕累，“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成为激励格言。我还主动请缨揽了一个不适合年轻人干的不体面的活——“猪倌”，喂了十余头猪，每天烀几大锅猪食，挑着担子往返于食堂和猪圈之间。工作之余翻看学院印发的政治学习材料，对哲学颇感兴趣，那时社会上只有这类书流行。

红卫兵运动虽然过去，却仍然有人热衷“造反”，提出“要让船院变朝农要让卓明变徐铭”口号（朝阳农学院即张铁生就读的学校，曾提出“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徐铭为该校党委书记，卓明为哈船院党委书记）。我不赞成这些过激行动，那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工农干部值得敬重，他们创建了哈军工，又顶着压力举步维艰地创办哈船院。

1974年学院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各处级单位派代表发言，每个发言5-10分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林批孔等，“火药味”十足。院务组让我发言，我结合食堂工作，发言题目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好炊事员》，我以馒头是不是商品展开论述，从我党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讲起，提出馒头不是商品，食堂盈利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限制，赢得经久不息掌声。

“馒头里的政治经济学”在军工大院一时传为佳话。正是这次发言和工作表现，我于1975年被推荐为哈船院自控系(四系)工农兵学员，圆了我的大学梦，时年25岁。

3.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多来自船厂、部队、农村、知青，都是没经过高考推荐上来的，学制三年。75级四系招三个班，按说以学校雄厚的师资和办学条件，这点学生简直就是“吃小灶”。可学员年龄大、文化基础差，好多人初中都没毕业，怎么读大学？高数、物理只能从初中讲起。教材都是油印讲义，扉页上“最高指示”赫然在目；内容突出实践，对于定义、定理没有严谨的描述和证明。再加上极左思潮泛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走721道路、批判宋江投降派等充斥校园。

上课带个耳朵听就行，不留作业、不考试，没有学习压力。对知识的渴望使我一头扎进“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地，这在当时够得上右倾，幸好没受批判。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从学员宿舍（12号楼）走20分钟到31号楼自习室学习，直到九点半清楼才离开。后来认识到做习题有助于消化理解知识，于是就找微积分、电工基础的习题做。我有专用的作业本，按照“抄题——解答——答案”步骤解题。最得力的计算工具是拉计算尺，三角函数、对数都能求解，我玩得得心应手。偶然得到一套文革前的数学高考试卷，如获至宝，硬着头皮啃试题，可数列、解析几何等好多知识都没学过，真是“望题兴叹”呀。

学工、学军是工农兵学员的必修课。

一个月的学军是在玉泉206团军营。一切都按连队的作息时间。站岗放哨、站队列、投手榴弹、射击瞄准、整理内务都是常规训练科目；大锅饭不限量，一个班围着一个圆桌站着吃，不许讲话；睡大通铺，行李折叠的有棱有角，白天不许躺在铺上；深更半夜紧急集合，打起背包就出发；军训间隙以班排为单位拉歌，高唱“大刀进行曲”“我是一个兵”，看谁的嗓门高，“某某班来一个”喊叫声此起彼伏。

学院武装部长李官顺到206团看望学生，他是解放战争的老兵，作战勇敢，负过伤，身着将校尼旧军装，赳赳武夫，军人气质十足，尽管行政17级，营长见了他也要打立正。晚上在营部礼堂开大会，请李部长作报告。他不用讲稿，以军人的站姿在主席台上讲战斗经历，营长几次请他坐下他都不依。

值得一提的是学军期间我光荣的入了党。因为上学前我就是院务组的培养对象，我常以学军期间入党为荣。

春季学期75-411/412两个班去了地处“三线”的九江441厂（九江仪表厂）开门办学，亦称学工。期间，下到车间跟班作业；结合典型产品“自动舵”开展教学；穿插讲授“晶体管电路”“磁放大器”；还顶着酷暑参加修江堤义务劳动；排练《长征组歌》参加文艺汇演……

在九江西面长江边上的瑞昌县，有一个与葫芦岛船厂并称姊妹厂的6214三线厂，党委书记王序卿（大校）是原哈军工教务部政委，他听说哈船院的学生在441厂学工，特意派两台大巴接我们去厂里参观。

车间都建在山洞里，是解放军工程兵建造的，令人感悟三线厂建设之艰辛。

在一栋小平房，王书记专门为我们作报告。一张桌，一杯水，这就是讲台，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王书记手里一把大蒲扇，站在那里边煽边讲，从创建6214厂讲到哈军工，没有讲稿却口若悬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竟然说哈军工时期是红线统治，令人为之一惊。17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成定论，这是名噪一时的“两个估计”，结论是17年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王书记讲哈军工是红线统治，这不是跟上边唱反调吗？他在那个年代有胆有识，敢于直言，令人钦佩，更看出他哈军工情怀和军人气质。

1978年我毕业留校，学习机会多了，跟着77、78级听课，重新学习了高数、物理、电路、电子线路，又称“回炉”。教材都是统编的，比如《高等数学》是同济大学樊映川编的、《电路》是西交大邱关源编的。学校教学走向正轨，老教师合班上大课，助教小班辅导、讲习题课，传承了哈军工严格严谨校风。和那些择优录取的学生同堂学习，我引以为自豪。再联想到工农兵学员学的简直就是“小儿科”，就这水平怎能承担建设四化的重任。恢复高考，否定“两个估计”，教育界拨乱反正，使人们深切感到在中国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4.“九品芝麻官”

1984年，在郭志教授的主导下，将电子工程系（八系）分散在11号楼、31号楼各教研室所属的实验室整合为电子中心实验室（简称电子中心），是与教研室并列的行政单位，番号为805。电子中心打破了教研室小而全的格局，实验室集中建设、统一管理、资源共享，形成院系二级管理体制。

电子中心迁到72号楼，设电路、模电、数电、高频、电工学、机房、电子实习等7个实验室，推行实验独立设课、学分制，这在全国高校都是独树一帜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也开创了哈船院乃至哈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新模式，在全国高校形成较大的影响。

电子中心承担全校各专业的技术基础实验教学（1999年扩招后达到100个班），是全校的大型教学实验室，有20余名专职教师，

1996年郭主任退休，由谁接替他的工作，推进他开创基业向前发展，成为系领导考虑的重点。系主任和应民找我谈话，要我接替中心主任。我顾虑重重，因为郭主任做的那么到位，若搞不好会“砸锅”的。但是这份责任无法推辞，只好勇挑重担。我当时46岁，正值干事业的时候，暗下决心，只能进，不能退，一定要将郭主任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他的奉献精神、工作态度、工作方法、领导艺术都为我树立了榜样，成为工作动力。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我认为脚踏实地工作更重要。在系主任主持的走马上任会议上，面对中心全体教师（18人），我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第二不贪不占，克已奉公；第三对上级负责，当好“二传手”，大事不添乱，小事不麻烦。

能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做，不指手划脚，诸事亲历亲为，践行“约法三章”。晚上、双休日我都在办公室，经常工作到晚上清楼才离开，这已成为工作习惯。

这样工作引起爱人抱怨，说我把家当成旅馆，但她还是支持了我。也许有人说，加班加点干工作是无能的表现，我承认这个观点，但我更懂得“笨人先起身，笨鸟早出林”，何况当年郭主任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工作精神我要传承下去。

实验室主任掌管着实验设备、场地、耗材费、设备费，在与供应商的接触中自觉抵制利益的诱惑；在涉及到个人利益和荣誉时，让利于人。

任职15年间通过了7次重要的检查评估。历次评估中，我都配合领导，把问题想在前头，做大量的具体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有幸参与我校国家级教学基地和国家级示范中心的建设，为学校争取到两个“国家级”做了一些工作。

我把实验室主任比作“九品芝麻官”，官衔虽小管事多，当好“九品芝麻官”并非易事。荧屏中的“九品芝麻官”外表奸诈，歪戴乌纱帽，是个丑角，但清白公正，被誉为“白面包青天”，“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是他的为官之道。

自诩“九品芝麻官”，同样能演绎快乐人生。

知青养蜂人、食堂炊事员、工农兵学员、实验室主任为我的生命打下底色。暮年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在人生关键转折点，我谨记“人间正道是沧桑”，不忘根本。

不能忘记哈船院给了我上学机会，培养我成为大学教师。我素怀知恩图报之心，上级安排的工作，我努力完成，上级没有安排的工作，只要有利于学校发展，只要有利于学生配养，我主动去做，并把它做好。

其实，不忘根本道理简单、想法质朴。就是不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是干啥的；不能忘记经历的艰难困苦：不能迷失方向。

看看那些高墙里的贪官，忏悔时都提到小时候如何受苦，家境如何贫寒，自己如何努力，可一旦取得高位就忘乎所以，走向腐化堕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十九大开展的主题教育，其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感到十分亲切，深切体会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尽管不忘根本仅仅是一种朴素的情怀，但它却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