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制假卖假屡禁不止，确实有其隐蔽性，公安机关在打击处罚制假贩假从业人员时难度特别大，因而导致执法民警困惑。

    西安市公安局处突支队，从建立以来就一直把打击制假贩假放在首位，通过其长期与制假贩假团伙斗智斗勇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制假贩假团伙的十大隐蔽性，也正是这十大特性，给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带来了难度。

    假证团伙十大隐蔽性

    有组织性：制贩假证的团伙内部有严密的组织，从发野广告到专人接活，都是上下级间的单线联系进行交易，团伙的最高头目制假证，中间的一系列过程都是环环相扣，有严密的组织。

    人员分散性：制假证头目大多居住在城中村，人员较分散，流动性大，民警在打击过程中难度大。

    交易地点不固定：为遮人耳目，买方与卖方每次交易的地点都具有流动性，卖方比较狡猾，反侦察能力强，为完成一次交易他们甚至要换多个地方。

    隐蔽性：制贩假证的团伙一般以家族式或老乡式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制贩假证并交易。

    制证和居所分离性：在公安机关抓捕了制贩假证的人员后，一般在他们的居住地发现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能再次摸排调查，才能将他们制贩假证的库房一窝端。

    来源多样性：制贩假证团伙一般通过残疾人、妇女等人员的携带，或以快递物流的方式将半成品发到库房，一方面掩人耳目，另一方面渠道广，不易被发现。

    人员警惕性：制贩假证的团伙因行业原因，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多疑的心理状态，只相信老乡或者家族里的人，而这些人员反侦察能力强，警惕性非常高。

    信息来源多样化：制假人员不仅仅靠发野广告形式向市民散发信息，还利用微信、QQ、陌陌等能利用的一切电子交流平台来收集信息，提高他们的制作产量。从结婚证到单身证再到死亡证，只要能想到的，社会上有需求的，他们都能制出来。

    难辨真伪性：假证的真伪度难辨。

    伪造印章、公文、证明的多样性。

    警方打击制假贩假难度大

    为什么制假贩假行业会日益家族化及产业化，其从业人员还在逐渐增大，是警方打击不力处置过轻，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就人们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西安市处突支队支队长钱百运，他说起此问题时心情很沉重。

    钱百运说，制假贩假团伙在与民警长期的周旋中，摸索出了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路子。为了逃避打击，团伙首脑一般在选择从业人员上，有意识地利用残疾人、孕妇、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哺乳期妇女、做兼职的学生及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职业做掩护的人等等，这些人员一旦被警方带回来，难以得到本该有的处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属于治安范畴，一般现场查处的制假贩假证件数量都特别巨大，但是其中大部分是空白的，制成的假证成品数量极少，所以说，查抄一个制假贩假黑窝点警方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往往打击效果不佳，因为查抄的空白假证样品不能定罪。而制假贩假的老板正是钻这个法律空子，将制作好的成品假证迅速送出，即使窝点被端，最多也只治安拘留15天。让警方最头疼的就是面对带回来的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只能够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

    这也就是制假贩假、散发野广告难以被根除的原因所在。

    专家呼吁立法从源头上打击制贩假证团伙

    如何从根本上铲除制贩假证团伙的生存土壤，让他们没有运作的空间？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从源头上对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社会应该综合治理，形成联动，发动群众呼吁大家形成一种人人拒绝购买假证的氛围，让从事制贩假证这一行业的人员无藏身之地。从治标方面来讲，应呼吁地方立法，从而消除执法盲区。例如，市容工作人员单单每天清洗路面上印有的假证信息，浪费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成本就会越来越大，然而国家法律管理的范围并没有特别的细致，因此，一方面通过地方立法，把各个部门的职能和权限、威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同时通过地方立法责令乱贴野广告的人员进行清洗、罚款，为污染城市环境付出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其他相关城市的执法部门，要根据这一行业的活动规律，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以解决打击制贩假证人员为导向为目标。

    加大打击惩处力度。公安机关、基层公安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利用假证违法的个人、企业，通过地方立法从严处罚，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呼吁全社会拒绝办理假证。

    增加违法成本，一定要让制假贩假团伙对违法犯罪付出高昂的成本，目前公安机关对抓获的制假贩假人员，只能依法对其进行行政拘留，短暂的行政拘留后，制假贩假人员出来后，依旧会干起老本行。因此，增加违法人员的违法成本很关键，例如，对买假证和卖假证的人，跟其个人诚信和家人挂钩，只要查处一个制假证的人员，根据他们制假证的数量和违法程度，影响到违法分子的家庭，与其后代的当兵、就业、入学等挂钩，并对违法分子的违法行为记录在案，拖入黑名单。从这些方面根治制贩假证团伙，以此净化社会市场，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