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蔡元培和熊庆来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其重要性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轻。文章对蔡元培和熊庆来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厘清他们教育思想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影响，以期有助于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关键字：蔡元培；熊庆来；教育思想；异同

蔡元培和熊庆来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们一生都致力于近代意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蔡元培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使经过此番改造的北京大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熊庆来则通过慎选师资，严格考试，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使云南大学从一个个规模小、条件差的简陋的边疆学校，一跃成为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力知名大学，并被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46年)列为中国15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笔者认为，比较两位教育家思想之异同，探究其内在根源，不仅可以凸显各自的特点，加深对其教育思想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认识，而且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蔡元培和熊庆来教育思想的相似之处

（一）         学术救国

大学，按照蔡元培的理解，顾名思义，是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综合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是一个思想包罗万象、言论百家争鸣的场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上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②]大学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学生获得毕业资格的场所，更是以研究和探索众多学问的机构。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因所在。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蔡元培一直将学术建设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内优外患的近代中国，他始终认为，学术水平的高下是民族兴衰荣辱的表征。“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 [③]在他看来，时代的竞争，就是进行学术上的比赛；中国在现代的学术上没有多大贡献，所以中国的竞争能力也就非常有限。如果要挽救中国危亡的局面，复兴中华民族，唯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抓起。具体地来说，蔡元培认为，“心理上、物质上、社会上各种建设”，“没有一个问题不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也没有一件不有赖于学术研究的”。[④]学术研究对社会生活具有思想启蒙、文化渗透作用和其他潜移默化的熏陶功能。这是因为学术为公。政治虽有国界，但学术研究没有国界；政治追求的是世俗功利，而学术所追求的是超世俗的理想境界。所以学术研究要有超越性的胸怀，不可局限于一事、一时、一地，要善于自控，不要随意卷人政治漩涡，以免贻误学业。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少北京大学的学生钟情于政治运动而忘记了研究高深学问的天职。蔡元培对此曾反复告诫北大学子，“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⑤]蔡元培的告诫就是对此而发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蔡元培的观点中，学术救国是何等的重要。

熊庆来从1937年执掌云大以来，就把“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作为办学方向，并提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⑥]学术的生命与精神是什么？熊庆来作过这样的阐释：“其生命系表现于所有之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师生之种种高尚活动；其精神，内则表现于教学之成绩，钻研之结果，与君德行之砥砺，外则表现于师生对社会之影响，校友对社会国家服务之努力”。[⑦]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沪一带的学术机关遭到破坏，“历史悠久之北京大学与设备充实之清华大学，皆受倭奴铁蹄之蹂躏，惨淡经营。成绩斐然之南开大学，则竟成灰烬，收藏宏富之北平图书馆，成绩已著之北平研究院，亦均以日人之干涉而停顿”，[⑧]熊庆来闻此消息，极为痛心，觉得“吾国之整个学术生命，至是已濒于危殆”。但痛定思痛之后，他敏锐地觉察到云南这个后方学术建设的重要性——“倘比较安全之后方不谋挽救，必待战争终局，方图恢复，则基础既毁，建设需时，吾国学术之发展，必后退十年乃至二十年，而一切建设，亦必蒙其影响。予意川滇黔桂，远处后方，较得安全，于此责任，不能不起而负担。”[⑨]当时，正值抗战如火如荼之际，前方城池失陷，有人建议后方应该全民武装，凡中等以上学校，校舍皆应改为兵营，学生也都训为战士，即使教员，亦应投笔从戎，以卫国土。在熊庆来看来，此种观点颇失恰当，“盖学术乃国家精神所系，倘此重要元素一旦受敌摧毁消灭，则国家地位必受影响。”[⑩]因为前方已经遭受日寇的破坏与摧毁，作为后方应该立即谋补救；再且从长远来看，如果抗战胜利后国家需要重建与开发，应该在后方早早奠定基础，而这个基础，学术建设是第一位的。在熊庆来看来，学术是救国的第一要素，抗战期间尤其如此。

 （二）学诣为先，唯才是用

      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11]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转变学生的观念，旨在给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918年 9月 20日 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2]因此，蔡元培在教员聘任上，最看重的是教师的“学诣”，有真才实学的，不论何种学派、何种政见，都聘为教员。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北大成为国内学术界群英荟萃之地，也成了百家争鸣之所。在蔡元培的积极引进下，北大教员中既有以陈独秀为首，以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为骨干的革新营垒；又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知名的旧派保守学者。当时北京大学教授的平均年龄才30多岁，李大钊、胡适等20多岁就当了教授。此外，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和派别，不求全责备，专用其一技之长。如延聘的辜鸿铭戴瓜皮小帽，拖长辫，但英语极好；刘师培曾是替袁世凯称帝效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经学、文史都好，他们均能在北京大学各显所长。对那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包括那些混饭吃的洋教员，蔡元培都坚决辞退。为此，英国公使朱尔典曾出面交涉，甚至告到教育部，蔡元培也不为所动。[13]在蔡元培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北大出现了《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的局面，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14]

熊庆来认为，“学校成绩之良窳，过半由教授负责。”他特别强调优秀教师对保证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把“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作为改进学校的首要条件。 1937年 9月 16日 ，熊庆来在他任职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中提出云大要向三个方面迈进，第一个方面就是“教授方面，请有学问湛深，经验宏富者数人以为领导，俾学生得善诱之誉。”[15]1938年，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熊庆来在就职云南大学的宣誓答词中又一次提到，云大如果想要“奠立一相当学术基础，以求在国家学术与西南文化上将来有相当补益”，那么“教师人选以学问品格为标准。”[16]由此可见，在熊庆来的教育理念中，教师的学诣、学识是何等的重要。为此，熊庆来在教师的聘任上一直坚持学诣为先，唯才是用，不仅先后延揽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如顾颉刚、吴文藻、赵忠尧、严济慈、华罗庚、陈省身、张奚若、冯友兰、范秉哲、庄泰、潘光旦、刘文典等人，而且不理会世俗的评价标准，大胆擢用了一批具有激进革新意识的教师，如尚钺、楚图南等。同时，对于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他也积极提携。当时有位29岁的年轻人吴晗，是未曾留学的清华大学普通教员，但他对明史研究造诣很深，熊便破格聘请吴晗到云南大学 任历史 教授，后来吴晗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三）民主管理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和政府官吏的养成所，大学校也不是官僚，大学应该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机关。面对学校风气陈腐、决策专断的局面，他把民主大旗扛进了北京大学，依照西方民主原则构建了北京大学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校事务中的作用。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如学科的废立、教师的聘任、学生成绩的审核、学校的预算与决算等。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为当然评议长，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另外按科分别选举教授为评议员，一年改选一次。接着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成立各学门教授会，并通过了教授会组织法。教授会选举产生各系主任，并分管教务，负责规划本学门(系)的教学工作，改变了以往仅由个别人决断的做法。1919年，蔡元培组织评议会通过学校内部组织章程，决定：(1)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的议决事项，行政会议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分管相应事务；(2)设立教务会议及教务处，各系主任为教务会议成员，并互相推举教务长一人，统一负责全校的教务工作；(3)设立总务处，主管学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学校行政会议由教务长、总务长和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组成，校长兼任行政会议议长，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由校长推举，但须经评议会通过。如此，通过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教授会，蔡元培逐步确立了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理顺了校内关系，改变了原来一切事务由少数人决定的状况，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加强了管理，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充分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精神。这是民主精神在教育领域有效贯彻的一大典范。

熊庆来早年留学法国，受当时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影响，他在对云大的教育管理中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倾向。1937年他应龙云之邀回滇执掌云南大学时，就以明确的态度提出，“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得干预”。熊庆来长校十二年间，并不专权校务，而是建立民主治校的制度平台。他沿袭清华大学校务行政管理体制，推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倡导的集体领导的民主治校制度，改变了过去集大权于校长一身的做法，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三会（校务会、教务会、教授会），三处（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五院（文、理、工、医、农）体制。校务会议的主席是校长，校务会议的职权时审议学校中有关人事、财经经费、建筑等重大事项。下设各种常设委员会如经费稽核委员会，聘任委员会、招生委员会、训育委员会、毕业生审查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及其它委员会。校务会议对学校重大问题有审议、议决权。对各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主席有任免权，对常设委员会有审议、议决权。审议若发生争议时，校长有最后决定权。校务会议参加者为三大处长、各院院长、会计室主任、各系主 任及 教授会代表（一般是五人）和与审议事项有关的委员会主席。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和葛院长、系主任、教授会代表组成。主要研究教学工作，由教务长主持，在教学问题及与教学有关的重要问题上有立法、审议、议决权。教授会由正副教授参加组成，设有常务委员3至11人，由教授们推选，校长为当然委员。教授会是咨议机构，是以“加强教导效力，提高学术水准，协助学校发展及增进同仁福利为宗旨。”[17]教务会对校务会议、教务会议中与教授们有关的重大问题也有议决权。行政管理机构中教务、训导、总务三大处处长、各院长、系主 任都是 教授兼任。熊庆来民主治校的思想在云大的全面贯彻,改变了云大原来管理不善的局面，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参与到学校的最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体,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进而使云大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在西南边疆愈发重要。

二、蔡元培和熊庆来教育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放眼全国与立足边疆

蔡元培所处的北京大学位于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前身又是中国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已经是全国的文化发展重心所在，这也是蔡元培能够在北大掀起一股改革浪潮的原因所在；其次，蔡元培于1912年曾任国民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抛却其在位时间的长短，单就这一点足以说明他有着掌管全国高等教育的素养，更有着审视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机会，比起旁人，他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着更深的了解。所以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后，对于北大的改革更是多了几分放眼全国的胸襟。譬如，蔡元培任校长不久，就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实行的年级制，规定各科课程都是必修课，“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18]，不但“兴味毫无”，而且完全不顾学生的个性，严重压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他提出“改年级制为单位制”[19]“单位制”后来则逐步演化为选科制和学分制。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教育部同意北京大学率先采用选科制，此后，全国其他高校亦纷纷起而效之，相继采用选科制。到1922年，选科制已得到广泛认可而被“新学制”所采纳，在全国高校普遍推行。再譬如，蔡元培认为学校是“改良男女的关系”“养成良好习惯”的最好场所。[20] “五四”以后，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北洋政府教育部1918年底给北大的公函仍然声称：“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至于女学前途，转兹障碍。”[21]蔡元培对这一迂腐落后思想予以强烈批评，“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逮。”[22]于是，蔡元培以没有专招男生的规定为由于1920年春招收九名旁听女生，并与当年秋季转为正式注册生，有力地促进了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发展。

云南地处边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当时的中心城市。熊庆来以“敬恭桑梓”的情怀准备接任云大校长时，他就清楚地看到了到这一点。因此，在他的办学思想中，因地制宜，希望“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需要，将学科集中，设置讲座提高地位，聘请专 家 教授负责领导，以期造就专门人才”，[23]并没有把云大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云南虽然经济落后，但是有色矿产资源丰富，植物繁茂，动物衍生，而且少数民族数量众多，文化多样。因此，熊庆来在聘请师资的时候，从云南的地方条件和需要考虑，首先侧重聘请长于数理、文史方面的基础学科的教授和采矿、冶金、动物、植物、社会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到云大任教，同时还从云南医疗卫生、农林落后，需要发展的实际出发，注重聘请医学、农林方面的专家，为筹办医学院、农学院创造了条件。1937年，云大医学院成立，熊庆来在《云大医刊》发刊词中写道，“西南山川磅礴，资源丰饶，言建设者，莫不注意其开发问题。然言开发，非有医药上之准备不为功。……云大有见及此，于民国二十一年，即有医学专科之设，逮二十六年秋，更成立医学院，其目的一方面在培养社会需要之医师，一方面即在为开发西南，谋解决医学上之困难也，目的自不易遽达，但惨淡经营，积年累月，成绩已略有可言者。”[24]由此看见，熊庆来立足边疆，谋求云大发展以为地方服务的拳拳之心。

（二）重学与重术

1917年，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   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25]在他看来，大学是培养学者，全面提高人的学术素养的，而高等专门学校则是造就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在1919年的开学典礼上，他又一次重申：“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26]虽然他也认识到“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27]但他仍重学轻术,其原因除与他本人长期进行研究工作的经历有关外,更主要是他对学术研究重要地位的认识。他临终甚至就有“学问救国”的遗言。他曾表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盛强的。反之,学术幼稚、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28]他号召青年要想担负起民族的责任，首先就要负起学术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要精研学理。毋庸讳言,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更侧重于意识和理论的研究，运用和实践则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沈尹默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蔡元培受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重道轻器,学术分离、重学轻术的中国传统观念影响。[29]

熊庆来也主张学术救国。但是在他看来，学术需要转化为实际应用、学术必须能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才能体现出学术的价值。1937年熊庆来应邀执掌云大，在答记者问时，他明确的提出：“云南省大所负使命，为培养中学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 [30]由此看来，在熊庆来的教育思想中，“学”是为“术”服务的，“术”的重要性比“学”更甚。1938年，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熊庆来在宣誓礼上，又一次提出自己努力的目标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培养有切实技能人才，以适应国家与地方需要”，欲向这目标趋进，在办法上他认为有特别可注意之四点，其中一点就是“物质建设以与学术有关系为首要”。[31]显而易见，熊庆来认为学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学术并不是蔡元培眼中的学理或意识形态，而是可以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有的学术，即学术中的“术”。

蔡元培与熊庆来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的先驱教育家，他们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因个人背景和经历的关系，两人的办学方针和定位不一样，蔡元培倾向于从全国的视角在北大进行改革，熊庆来主张立足于边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两人对于学术的理解也不同，但是他们都主张学术救国，在教师聘任上讲求学诣为先，唯才是用，并都提倡民主的治校之法，以此创造了那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里程碑。今天，全球化思潮日益风起云涌，比较两位先人的教育思想，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体制，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模式，重新思考和借鉴蔡元培的中西融会的文化观和教育观，应该会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4.         丁宝珠,云南大学志总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5.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6.         蔡尚思,蔡元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7.         陶李,云南大学志（第二卷）·大事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8.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9.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1.     沈尹默,我和北大[A].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2.     熊庆来,本校之学术生命与精神[N].云大廿七周年纪念特刊, 1949-4-20 .

13.     熊庆来,抗战中后方对于学术建设之责任[N]. 1937-12-5 .

14.     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J],读书,2005(4).

15.     教育部编审处[J].教育公报,1918(6).

16.     熊庆来,《云大医刊》发刊词[J].云大医刊，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