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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文革前研究生教育回忆谈

发布时间:2013-09-22 作者:卫魏

云南大学始建于1922年,是一所具有近九十年悠久历史的老大学,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成立之初,云南大学就提出“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才”为宗旨,并从云南实际需要出发,倡导“文实并重”,积极为地方发展服务。经过“私立、省立、国立”三个发展阶段,云南大学逐渐成为西南高校中的领军人物,特别是熊庆来担任云大校长期间,通过严格整饬校纪,慎选师资,提倡科研,使得云大精英云集,名师荟萃,费孝通、楚图南、吴文藻、方国瑜等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都先后来云大任教;同时,在他的努力下,云大逐渐建立起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专业,如医学、工学等,使得云南大学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46年更是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

在教学和科研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之时,云大开始筹划招收研究生事宜。1942年,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其《组织章程》第七条中写道:“本室为造就研究西南民族文化人才之起见,俾设研究生,暂由本大学毕业生与在校生中考选之。研究期限定为二年至四年,期满得由校发给研究生证书。”这是云大最早提出研究生教育的记录,但因种种原因,1950年10月昆明市军管会文教部在招生情况统计表中证实,云大在新中国成立前未招研究生。[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2年云南大学成为全省首家获准招收研究生的高校,首先招收的专业有生物系生态地植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及历史系民族史专业。这次招收的研究生共八名,人数虽少,但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启了云南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先河。1959年,有招收研究生资格的专业又扩充到数学系、物理系,招生的人数也有所扩大。这两次招收的研究生虽然采用“导师制”的培养方法,但是学制年限是不统一的,一年、二年、三年或四年不等,而且是不授予学生学位。随后,政治运动频发,学校的教学环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云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受到影响。1966年6月高教部正式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校暂时停止招收研究生,云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也因此中断。

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主要形式,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高层次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尤其是文革前,中国大地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亟须大量的高等专业人才。当时的中国虽然一度与前苏联交好,很多高级人才可以由前苏联代为培养,但是随着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陷入僵局,中国必须面临着自己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问题,也就是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怎么培养?培养哪些方面的人才?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需要考虑的头等问题。尤其是对于身处边疆的云南大学来说,培养研究生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此,笔者在归纳整理文革前云大研究生培养材料的基础上,特地采访了两位在当时接受研究生教育的老教授——陈老先生和昝老先生,以求探得一二玄机。

一、 壮志酬国

陈老先生和昝老先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群情激奋的年代。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屈辱、抗日战争的蹂躏以及解放战争的伤痛,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安宁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对于这些经历过战火硝烟的学子们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比起普通的劳苦大众,这些学子们的学识和视野,让他们对于落后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和动荡深感痛心,他们更渴望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学子们便把满腔热血投入到建国的事业中去。在访谈中,“响应祖国号召”、“为国家作贡献”、“建设国家”等是最先出现在访谈中的字眼,并且是支持陈老先生和昝老先生努力学习、深造以及到边疆来的最原始动力。

陈老先生的本科生活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的,他所处的班级“是建国后第一个具有新思想和和视新野的文科班”,也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在当时他们的毕业聚餐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都亲自来参加。1956年因高教部面向师范系统招收古典语言文学的研究生,北师大当时作为全国最好的师范院校,为了做好表率作用,就打算把本校较为优秀的学生推荐出去。陈老先生本来有留在北京的机会,但是他认为“建设新中国,留在哪里都一样”,就报名参加了这次的研究生招考,并毫无悬念的通过了考试,之后本着支援边疆的热忱,自愿被分配到了云南大学,师从刘尧民教授,成为云南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昝老先生也有着同样的执着。在他看来,用功学习、学有所成不是为将来谋出路,而是“为国家做贡献”,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在当时国内生物学刚刚发展、相关参考资料不丰的情况下,仍是坚持不懈的攻读完导师给他列的书籍清单。并在导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自学了《遗传学》等课程。据昝老先生讲,这门《遗传学》在文革期间还派上了用场,因为文革时国家号召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云大针对此办了个水产班,当时生物系就指定还只是学生的昝老先生来上这门课。讲到这里的时候,老先生兴致颇高,为自己的所学能为国家做贡献而由衷高兴。

两位老先生所处的那个年代,虽然物质不丰,生活清苦,但他们却有一腔的热忱来建设国家,并把“国家”这个字眼作为信仰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为此矢志不移地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汗水。而在如今这个物质丰富、信仰缺失的年代,这个字眼对越来越多的研究生来说,却是崇高而空洞的代名词。

二、 孜孜以求之念,韦编三绝之功

古时孔子以好学求孜之念,“读《易》,韦编三绝。”[2]而今陈老先生和昝老先生两人,读研期间为博学问,也大有“孜孜以求,寒来暑往,坚持苦读”之风,终有所成就。

在陈老先生看来,“做学问首先要有兴趣,没有兴趣是搞不好的。”因从小爱好古典文学,尤其钟情老庄思想,再加之是北师大的高材生,陈老先生在文学方面的造诣颇高,因此他来到云大读研后,备受器重。饶是如此,陈老先生来云大后仍是以求学问为第一。当他得知老庄思想的大家刘文典教授最后留在云大任教,并未随西南联大返回时,陈老先生颇为高兴,刚在云大落脚,便去拜访刘文典教授,之后更是经常去请教,两人便在那时结下了忘年之交,至今陈老先生谈起此段友谊还是神往不已。

除了要有兴趣之外,陈老先生认为,做学问“还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遍阅经典著作。”起初拜在刘尧民教授的门下时,导师就给陈老先生指定了要看的书目。首先要看《诗经》、《诸子》、《论语》等书,接下来看《战国策》、《左传》,再接着看《尚书》、《史记》,等等,最后连《甲骨文》都看上了。原本陈老先生所研究的古典文学,有一门“训诂学”是其基本课程,只有学过了训诂学,对于以后古典文学的研究才能顺利进行。但是因为当时国家号召向苏联学习,苏联没有的课程中国一般也不会开,因此训诂学这门课程并没有开。而那时候有关古典文学类书籍的注释很少,导师便让他看原原本本的线装书,但线装书是没有标点注释的,因此里面很多东西陈老先生都不懂,那怎么办呐?老先生只有四处去找自己熟悉的类似书籍,自己对着慢慢琢磨,然后去四处请教,最后硬是连甲骨文都拿下来了。之后,陈老先生告诉我说,那时每读完一部大部头,他都要写读书报告,“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打好基础”。不管再难,也要咬牙为之,尤其是第一个学期,陈老先生坦言那个时候简直太难了,一个学期下来,自己的体重从63公斤降到57公斤,但是他却很高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他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昝老先生读研时期同样如此。刚刚跨进研究生教育门槛,导师便列了长长的一串书籍名单给他,让他在规定的时间内看完。因为是生物学,因此做实验是研究生培养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导师除了给他布置必读的书籍以外,还给他布置了很多试验。这些试验一般是导师从英文书籍中摘抄出来的,之后再在下面注上中文,拿给他做。一方面可以锻炼其动手能力,另一方面也帮助他学好了英文。昝老先生说,他初读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时,其实什么都不懂,但他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一定要学好,从此便下上了苦功。这从当时昝老先生一天的作息时间中可以窥得一二:

早晨6点半起床锻炼身体,从云大本部跑到穿心鼓楼,跑回来后去食堂吃早饭,早饭后就去办公室打扫卫生;

上午8点跟着导师在办公室看书或做实验;

中午12点下班,午饭过后一般睡午觉,学业紧时继续看书或做实验;

下午2点继续跟着导师在办公室看书或做实验;

下午5点半锻炼身体(如果下午的实验没有做完,锻炼取消);

下午6点半吃晚饭;

晚上7点半去办公室,继续读书或做试验;

晚上11点半返回宿舍,就寝。

通过这犹如军人般的作息时间安排,我们可以看出,在昝老先生的生活中,学习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活动,除了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休闲娱乐、交友恋爱几乎都看不到踪迹。在当时不具备多媒体技术的情况下,昝老先生的每种知识和学问都来得实实在在。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两位老先生胸怀报国之情,以“孜孜求学”之念,下“韦编三绝”之功,终于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陈老先生以毕生所学著成《南华真经口义》(校点)、《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等书,其间真义让后世之辈唏嘘不已;昝老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鱼类细胞遗传与进化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的”“开拓性研究”,“为我国淡水鱼染色体研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两位老先生当时醇厚的学习环境,在这个日趋喧嚣和浮躁的当世里,越来越难寻觅,但他们坦实的学习心态,和因兴趣所致而坐下来苦读书的学习方式以及渊博的知识涉猎,已经足以让我们为现今浮夸的研究生学习现状感到汗颜。

三、良师益友

韩愈曾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者,以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以期弟子能够在自己门下学有所成。但对陈老先生和昝老先生而言,自己的导师不仅是“传道受业解惑”的良师,而且是他们研究生学习生活中的益友。

昝老先生攻读的专业是生物学,因此需要做很多试验,加之他是肖承宪教授的第一个弟子,因此他和导师的关系很近。按昝老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形影不离!”每天肖教授上班,昝老先生也跟着去上课,两人同在一个办公室,一人占据一头,一个在工作,一个在看书或是做试验,不懂之处随时请教。除了吃饭睡觉,两人几乎天天泡在一起,不是“形影不离”又是什么?这次我去访谈昝老先生时,他初初是以为我要访谈他的导师,因此准备了很多关于肖教授的材料,其中有一份关于肖教授的生平简介,年份已久,虽然有点泛黄但仍保存得完好无缺,平整无痕。当我取过来自己查看的时候,昝老先生就在一旁小心翼翼的帮我托着,等我一放下这份生平,他立马把它放到文件夹里,如珍如宝。访谈中,因为对肖教授不是很熟悉,几次言语交谈中出错,昝老先生立马就严肃帮我改正,在他心目中,有关肖教授的材料是容不得一点错误的,尊师之情,拳拳可表。

对于陈老先生来说,亦是如此。除了读书之外,导师还会让陈老先生跟着去给本科生上课,因为导师没有助教,那么给学生辅导、出题、考试一类的工作都是陈老先生代师为之。他跟导师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没事的时候总会去导师家里坐坐,或是吃顿便饭,而导师对他也是关爱有加。那时候因陈老先生26岁了还是单身,导师便对他的终身大事颇为关心,每次闲聊几乎都会提起,弄得陈老先生现在提出来都仍觉得有趣不已。

在两位老先生来看来,导师既是倾囊相予的知识传授者,亦是关心自己思想和生活的益友。在朝夕相处的日子中,他们与导师的感情慢慢建立着、巩固着,以至于跨过了半个世纪,他们对自己导师的尊敬之情还是那么溢于言表。

四、结语

虽然两位老先生读研时的状况让我们钦佩和羡慕,但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多少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遗憾,譬如陈老先生,他虽经验宏富,学识过人,但仍逃不过那个政治运动盛行年代的厄运。1958年,陈老先生因故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弥勒县的一个农场中进行改造,这一呆就是21年,至到1979年才重获自由。21年的时间,耗尽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也耗尽了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子的“化蝶梦”。虽然在农场中他一直用庄子的那句“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3]来勉慰自己,但是现今还藏在他眼神中的沧桑,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

虽然憾事在身后,但不容否认的是,两位老先生读研时的爱国之情、韦编三绝之苦功以及和睦的师生关系,无不从侧面反映出文革前研究生教育较为过硬的质量。两相对比之下,现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虽然拥有了更为发达的教育技术,更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更为流通的教育渠道,当然,也拥有了更多的学生,这人数估计是老先生那个时代的人数n倍都不止。但是,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呢?是学生们浮躁的学习心态?是教授们无法衡量的学术标准?还是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虽然我们不能立刻改变现今的研究生教育状况,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到,那就是对比两位老先生读研时的教育状况,找出其值得借鉴之处,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从而改进现今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以求得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材。





参考文献:

[1]《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教学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47页.

[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3]庄子.《逍遥游》。意为:全世界都赞美我,我不会为此而感到骄傲;全世界都诋毁我,我亦不会为此而感到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