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为人之“二手”、“二存”

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俞兆平

郑朝宗在书斋

郑先生有一双“妙手”，一手治学，一手为文。先生还有“二存”，一存疑、二存悔。如此“二手”“二存”成先生治学、为人风貌。

郑朝宗生于19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英伦，负笈剑桥，兼之家学渊源(其父曾任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之文书)，国学根柢深厚，他学贯中西，为厦门大学人文学科之佼佼者。1950年初，应王亚南校长之邀，回国主持厦大中文系。先生毕生传道、授业、解惑，哺育的弟子遍布海内外，其功卓著，其德崭然，口碑载道，众望所归。且先生著述丰赡，40年代评涉中外小说，神思通达，博辩纵横，自成一家风采；80年代，先声夺人，挟古凌今，开中西方“钱学研究”之先河。

1982年中文系首届文艺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前排左起：林兴宅、郑朝宗、许怀中、石文年

1979年，我有幸忝列门下，成为郑先生和许怀中先生招收的中文系首届文艺学研究生。那时，郑先生已近七十，身体依然硬朗，日常如老树临风，一派长者风范，但在讲堂上若渐入境界，则神采飞扬，激情四射，诗人气质闪现。

从学术角度着眼，郑先生给厦大中文系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的“实证原则”，若要以学派论，或许这就是中文厦大学派的传统。1960年，厦大列入重点大学，学制改为5年，系里制定新的教学方案，郑先生献策，内有一条：“要培养同学收集和处理第一手资料的能力和习惯。这也是给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打好了基础。只知运用第二手资料，不仅会以讹传讹，而且研究的成果质量必然不会太高。”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首在收集资料，归纳胜于演绎，这也是闽人严复所强调的，他称之为“内籀”，郑先生一生崇拜“严林”(严复与林纾)，由此亦可呈示。

郑先生重视的是“第一手资料”，即原始资料，意在做出学术判断时，应以史实为证，这就逼着他的弟子们爬梳史料，披砂拣金，走的是笨拙却扎实的路径。记得一次我上交学期论文，只因文中引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的一段话，底下注释用“转引自”，被先生狠狠地批了一番：“怎么能转引？为什么不去查原著？”后来记起我是念俄文，不是念英文的，才放我一马。

收集、把握第一手资料，立足于原著或原始资料，方可进入研究，郑先生授此治学之道让我受益终身。同时，也深深体味到先生“以讹传讹”一语内蕴的分量，在20世纪50、60年代，先生就已看出中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弊端，一些偏激性的“讹传”，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与存在的真实。多年后，我在《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一书“后记”中写到：“我常震慑于由预先的理论命题设定所形成的‘传统’那牢不可破的威力，在确凿史实的质疑跟前，‘预设’仍安然如山，不改分毫。从预设的命题出发，进行演绎式的推导，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先验论，这种被称之为‘逻辑神学’的思维形式，何时才能得到纠正？”这一带有怀疑论色彩的感悟，其源点正来自于先生当年的教诲。

这些年来，我参加、主持过多场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的答辩，深感郑朝宗、许怀中等老一辈学者所执守原则的重要性。现今学界，浮躁之风日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太多的诱惑侵蚀着为学所必备的淡然、笃定的心境，因而在学术研究上多寻捷径，演绎式的逻辑思维盛行其道。此类论文一般多是从新近流行的西方文论中拾得一、二概念，然后以其为预设的命题，由此出发，才去搜集相关资料(其中多有郑先生所贬斥的“第二手资料)，继尔罗列演绎成章，以此来印证预先提出的假设。此法虽可一时快速奏效，但经不住学术自身发展的检验，往往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灭。

强调第一手资料，强调史实实证，这是老一辈学者心目中重要的学术原则。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推进那么一小步，都是极为艰难的事，这才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之典。郑先生常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这一联语教导我们，鼓励我们沉下心来，于茫茫学海中，从累累书册里，去淘出新的资料与史实。

郑朝宗谈钱钟书（选自《海滨感旧集》）

除了教学与学术，郑先生还有一手，他有一支与众不同的生花妙笔，其散文承“清华”一脉，醇净绵密，情文融和，内里的功力只有品味再三，方能悟得。除了早年所著的《小说新论》《西洋文学史》之外，郑先生在70岁高龄之后，仍情思飞扬、挥洒自如，写出《护花小集》与《海滨感旧集》及多篇评介《管锥编》论文。出版先生《梦痕录》一书的香港三联书店编辑梅子先生曾由此与我谈及两辈人文笔之距，他认为奠定先生那一辈人国学根柢的环境氛围，如家学渊源、文脉气韵等，断然追回。所以能把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拓出新境的，如钱钟书、宗白华、郑先生这样，恐怕吾辈永难企及。我想，这可能就是《读书》《随笔》等杂志的编辑们一拿到先生的文稿，便爱不释手，赞叹再三，不敢妄加删动的原因吧。

先生常说：“理论靠勤奋，创作靠天分”，他在内心深处崇奉的更是“灵性”“神思”，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先生首先是一位诗人，而后才是授业者。

先生晚年多次向我提及王国维的两句诗：“人生过后唯存悔，知识增时衹益疑”。“存疑”“存悔”，这是郑先生治学、为人之“二存”。由于“疑”，先生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可爱的“怀疑论”传统精神，不盲从，不趋时，保持一种透视人世的独立的目光，以及独立的人格意志；由于“悔”，先生有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明察与自谦，往日的成就也就不变为因袭的重负而使其滞留，这也是先生愈到晚年，愈有一种超然、虚融的弦歌文心的原因所在。

【人物名片】

郑朝宗，字海夫，福州市人，1910年出生，1998年逝世。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曾留学英国。

1938年以来，长期执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文学史”“文学理论”等，出版专著有《西洋文学史》《小说新论》《欧洲十大名著及作者》等。1979年起，招收“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开设《<管锥编>研究》课程，为国内“钱（钟书）学研究”第一家，出版有《<管锥编>研究论文集》。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著有《护花小集》《海滨感旧集》《梦痕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