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 熊超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为保存“读书种子”，当时战区大学纷纷内迁。其中北大、清华等校南迁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都有“西迁”的历史。

面对战火威胁，1937年12月24日，厦门大学开始内迁，目的地是距离厦门800里外的福建山城——长汀。厦大因此成为当时粤汉铁路线以东仅有的的国立大学，也是最逼近战区的国立大学，撑起了中华民族高等教育的东南半壁。

在长汀办学的8年中，厦大充分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弦歌不辍、坚持办学，在艰难困苦中铸就了“南方之强”的辉煌。80年后的今天，校方表示，长汀时期这种艰苦办学的自强不息精神，是厦门大学历经风雨、生生不息的内在原因，也是厦大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跋涉内迁 艰苦办学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1937年7月1日，陈嘉庚无条件地把厦大交给国家。7月6日，清华大学物理机电学家萨本栋教授临危受命，出任校长。

在萨本栋教授的心里，厦大内迁地点的选择，有这样的考虑：“一要留在东南很偏远的福建省内，以免东南青年向隅；二要设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点，以便利闽浙赣粤学生之负笈；三是要选择优良的环境，以便员生安心教导求学。”最终，他决定将厦大迁往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地、福建的山城长汀。

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才到达长汀。

当厦大人抵达长汀时，这里是“举目凄凉无故物”，条件极其恶劣。学校以长汀文庙为办公场所，租长汀饭店给教授安身栖息，借一座破楼作女生宿舍，男生宿舍同安堂采用大统仓的住宿模式，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睡觉。没有电灯，萨本栋就拆了自己专用的小汽车，用车上的发动机为学校发电。

到达长汀的最初三年，厦门大学每年的办学经费只有20万元，经费处处捉襟见肘，为了保证教学研究的正常进行，萨本栋率先执行减薪，按35%支领校长薪俸；教授的工资只按60%支取；副教授、专任讲师的工资只按75%支取；学生的伙食费每个月仅有10元钱。

从严治校 广育英才

据厦大校史记载，“1938年2月28日，在萨本栋的亲自督导下，各系严格举行1937年度上学期的学期考试。”这时，距离厦大搬至长汀刚过去一个半月的时间。

当年4月6日，厦门大学延续办校传统，举行建校17周年的校庆活动，萨本栋盛装出席，他向厦大师生发出了“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的号令，他说，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这是“国魂所寄托的事业”。

长汀时期，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厦门大学发扬陈嘉庚的办学理念，延揽名师，汇集群贤。化学名家傅鹰、理学名家谢玉铭、文学大家施蛰存、经济学家黄开禄、戏剧家洪深、化学新秀蔡启瑞等一批名家名师，聚集山城，执鞭任教。从1937年到1944年，厦大新聘教授57位，其中42位有留学经历，24位获有博士学位。

学校极为重视教学工作，由名教授为学生讲授基础课，如萨本栋讲授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等，周辨明教授教英文课、吴士栋教授教西洋通史等。后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回忆说：“厦大长汀时期基础课的教授阵容，不仅为国内所仅有，即使在今天也很难找到。”

虽在战争时期，但学校想尽一切办法为学生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当时厦大图书馆拥有中外文书籍8万多册。在厦大1942级校友朱良灏的回忆中：“阅览厅共有两座，一是陈列文法商三学院必要参考书的；一是陈列理工学院参考书的，经常开放着，从上午七时半一直到晚上八时半才关闭。”

学校还自办电灯厂，设立实验室和实习工厂。至1941年，厦大已建成实验所31间，可容纳621人，这对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培养专业技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南方之强 蜚声中外

长汀的8年中，厦大不仅有条不紊地发展，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被誉为“南方之强”。

刚到长汀的时候，厦大只有3院9系，学生200多名，教职员工83名。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专任教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

在教师所取得的成就上,当时的校长萨本栋便是一个榜样，他曾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的《线路分析》上册，在厦大出版了《七股算机设计》，其论文《矩阵与张量》《三相电路中的双相座标系》等也受到科技界的重视。除此之外，学校的许多教师在学界也颇有成就，如当时的李培囿、阮康成、张文昌3人合译的《教学视导原则》一书获得教育部的奖金，文学院的周辨明教授被教育部聘为方音注音符号修订委员会委员等。

教师们饱学钻研，学生也勤学刻苦。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上，按获奖人数与在校生数、全校系数及全年经费数的比率，厦大连续两年蝉联全国之冠。

1940年，陈嘉庚代表南洋1000万华侨回国慰问抗战将士，在访问了重庆、西安、延安等地后，于当年11月9日折道到达长汀，视察厦门大学。看到厦大的现状，他高兴地说：“厦大有进步”“比其他大学可无逊色”。

厦门大学校誉日隆，吸引不少国际学者前来参观访问。例如，英国纽凯索大学雷立克教授于1944年来华时，慕厦大之名，不远千里，特来专访；美国地质地理专家葛德石来访问后，称赞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英国皇家学会著名学者李约瑟也于1944年6月访问了厦大。

烽火中的厦大，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民族的栋梁。据不完全统计，长汀时期，厦大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百位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大学校长、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长汀时期留下的精神财富：对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启迪

——写在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80周年之际

厦门大学抗战期间内迁长汀8年的办学历程，留下不少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挖掘，并继承发扬。

抗战时期厦大内迁长汀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

长汀时期，厦大师生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材，成为中国东南的高教中心，“南方之强”从此蜚声中外。

在内迁长汀办学众多的宝贵遗产中，自强不息精神是最熠熠生辉的，正是秉持这样一种精神，厦大全体师生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将厦大办成当时“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

“爱国、勤奋、朴实、活跃”的校风

长汀时期，厦大形成了“爱国、勤奋、朴实、活跃”的校风。在“爱国”方面，当时师生爱国热情高涨，抗日救亡活动从未间断。在“勤奋”方面，厦大对学生课业要求严格，再加之抗战时期进入厦大的，多为清寒子弟，此时“勤奋”之风更浓。再者是“朴实”的校风，萨本栋反复告诫师生“不要大吹大擂”，全校上下埋头苦干，培养了一届又一届务实勤奋的毕业生，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誉。内迁长汀，还形成了生活上的“朴实”，学生穿布衣草鞋，不攀比，不为不良嗜好所引诱，“朴实”表现蔚然成风。最后是“活跃”的校风，当时学术思想活跃，名家云集，学术自由，而课外活动更是丰富多彩。

今天，面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任，回顾厦大内迁长汀时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育一流人才，首先应该坚持“以生为本”，其次要弘扬“大师”精神，坚持立德树人，这些都是建一流大学的立身之本。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长汀时期，条件简陋，但厦大还是发展为“南方之强”，这是因为有一大批德才兼备、诲人不倦的“大师”。

十九大报告里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培养出大量学问与品德兼具的双优人才，大学才堪称一流。厦大的长汀办学历史说明，只有紧密围绕“立德树人”这一主题，大学杰出之才才能真正“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