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千金 一生奉献

                                                            ——追忆我的导师周畅教授

艺术学院教授 周显宝

周畅教授——我的硕士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与美学家，1931年10月3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青年华侨的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和拳拳报国之心回到了祖国大陆。1951年考取中央音乐学院，1956年，任教于中南音专（武汉音乐学院前身）。1985年被引进到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此后，周老师还积极投身参政议政工作，1992年开始担任致公党中央委员、福建省致公党主委，以及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96年成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97年被选举为致公党中央常委。

用一生奋斗践行报效祖国的诺言

业师周畅教授，人品高贵、治学严谨，颇可以用周敦颐《爱莲说》中所描述的莲花精神象征他的为人和治学。

2008年10月，我在经历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后重回厦门大学，此后就有机会常去看望周老师。岁月已经为他染上了满头银霜，他老人家的反应和步履都比过去慢了许多，师母田寿龄老师偶尔和我们聊起周老师的往事。

有一次，田老师问我：“你在上周老师的课时，听他讲过《胡笳十八拍》吗？”

“当然听过，他讲到《胡笳十八拍》这节课时，边讲边唱、声泪俱下。我们所有同学也都深受感动、热泪盈眶。”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倒是不太了解。”

“周老师一生中最感谢两个人，首先要感谢毛主席给了他回到祖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的机会，使他毕业后还能够继续参与到国家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中来；其次要感谢邓小平给了他重上讲台讲课的机会，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他回到了离祖籍地梅州大埔最近的厦门大学工作。他一生最敬佩陈嘉庚先生：倾尽家产、兴资办学，无怨无悔、奉献一生，以一颗赤子之心，报效家乡、造福人民。陈嘉庚是他的偶像，也可以说他是在陈嘉庚先生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才调过来工作的。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说的是‘文姬归汉’的故事，周老师小时候的经历使他对这部音乐作品感同身受……他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也是你们年轻一代所无法相比的、无法完全理解的。”

原来那是他心灵和情感深处最柔软、温情的地方，也是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曾在我快毕业时的时候，几次提到“音乐教育家”这个词。他讲话时的表情好像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声音也依然萦绕在我的耳畔。

师母回忆当年她和周老师作为同班同学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于沈湘教授的学习经历时，说到：“我们在学生时代就约定要一辈子在一起努力干好革命工作，做人民满意的音乐教育工作者。那个时代，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师母还曾提起周老师与其发小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始人、爱国企业家曾宪梓的往事。周老师出生在香港，与曾宪梓是小学同学。当年曾宪梓家境贫寒，周老师上学时经常会多带一些饭菜分给曾宪梓，他们共同经历了日军侵占和欺凌香港的时代，于患难之中结下了深厚的同学友谊。他们还常常在一起共诉对祖国大陆和广东梅州家乡的思念，从少年时代就积淀起了对祖国的无限向往与深沉热爱。这使得他们后来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到祖国上大学，并为祖国建设奉献一生。

周老师任教五十年如一日，他与他的老同事、老战友方妙英教授等一道培养出近百名研究生。这些人后来几乎都继续攻读了海内外的博士，并且在国内外的音乐学术界也享有盛名。回眸一看，周老师和田老师一生的奉献早已经实现了他们最初的约定和理想。

周畅教授与夫人田寿龄教授合影

为音乐学科的发展招揽人才

1983年，在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直接倡议和推动下，厦门大学与福建省政府联合创办了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初创时期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是师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将周畅教授等知名音乐家引进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从此，周老师开始用自己的“辛劳”实践一位华侨在少年时代根植的报国情怀，以自己的“勤奋”报效祖国和人民。

周老师对他的所有研究生既严又爱，从我们一进校门起就一再告诫：“三年要当作五年、六年用！做学问要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正是他自己的工作写照吗？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几位研究生见老师的时间都是按照分钟计算的，每一次因学习、科研或工作上的事情必须见面，师母田老师总是在开始谈话或布置工作之前，首先告知：你们的谈话时间大概有5分钟、你们讨论的时间大约有10分钟、你们见面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刻钟等等。我们当时都不太理解，常常议论：周老师怎么那么忙啊？直到我自己当了教授，兼任了校内党政工作和国内外的一些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后，我才深深理解了当年周畅教授为什么那么拼命地工作、时间抓得那么紧！

在我进校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周老师找我谈过一次话：“我们正打算申报博士点。虽然你们还是学生，也可以参与到学科建设中来，尤其是你不一样，本来就在大学里当老师，按理说应该是讲师了吧？”这是周老师第一次跟我谈起“学科建设”，随后，周老师安排我一边跟随他攻读研究生，一边担任音乐系本科生的几门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周老师好几次到教室外面听我的课，并多次鼓励我说：“课上得不错，讲课不用太大声，最后一排能听见就行，不然，年纪大了之后嗓子就不够用了。讲到作品时，多利用钢琴弹出来，比唱和播放录音来得方便。”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音乐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构建一直是周老师积极推动的重要工作，冲击博士点则是周老师的愿望之一，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1995年的下半年，厦大音乐系在周畅和方妙英两位学科带头人的率领下，集结了音乐系全部学术力量，申报1996年的音乐学博士点。那是国家组织的全国首次申报，在当时的竞争者中，以福建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最具竞争力。最终的结果是福建师范大学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厦门大学音乐系此次冲博失利，究其原因是评议组认为厦门大学音乐系人才梯队结构不合理。我清晰地记得，周老师曾多次跟我谈到音乐理论梯队构建是当务之急。他说：“尽管我们现在的音乐理论队伍还不算弱，对于冲击博士点也还有信心，但是，我们的梯队结构很不合理，中间断层较大，我60岁，你就算30岁吧，中间不仅少了50岁的，还少了40岁的，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

我研究生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周老师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周老师说：“上了一年多的课，同学们对你的教学反映都不错，你很认真，也挺有办法的，留在厦门大学教书吧。我们以后好好搞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没人不行，我不仅要把你留下来，还要引进其他专业人才。”周老师的一番话让我陷入了深思，那时我正准备到北京去考博士，周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接着说：“我们把你留下来工作，再帮（你的家乡）安徽多培养几名教师，大家在工作上可以互相支持，这里的特区建设急需人才。”在周老师的感召下，我最终以厦门大学毕业生留校人员面试全校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周老师在音乐理论专业教学方面的助手。

鼓励后辈献身音乐教育事业

毕业前夕，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期刊《中国音乐学》上发表了一篇一万三千多字的论文。周老师见到刊物后，高兴地打电话让我去跟他谈谈。周老师首先对我读书期间在承担了系里几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坚持发表高质量的论文给予肯定；接着，周老师问了一个我平时很少考虑的问题：“你认为音乐系的未来学科建设该怎么搞？”我脱口而出：“我听您和系领导的。”周老师笑了笑：“你自己也要独立思考、多研究啊！”紧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当大学老师并没有那么难，但未来要成为一位音乐教育家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从中华民族的独立抗争到新中国的成立，曾涌现出了像冼星海和聂耳那样的人民音乐家，而当今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应该有一批献身音乐教育事业的音乐教育家啊！”周老师平时一向温文尔雅，当他讲到“像冼星海和聂耳那样的人民音乐家”时，声音中明显带有一种激昂的情绪和语调，他的表情也与平时不一样，有一种激越和庄严感。

我从1996年留校任教至今，经历这么多年的教学、科研等实践工作，对周畅教授、方妙英教授等在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所做过的努力和经历过的艰难曲折深有同感，深刻地领悟到音乐理论在高等学府音乐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理论对技术的支撑是不可或缺的，一旦理论不足或矮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有多么严重！周老师曾经在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对今天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科建设等仍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恩师周畅教授，为了当年的“千金一诺”，为了他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教育家。

周畅教授（左）与中国致公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罗豪才教授合影

【人物名片】

周畅，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八届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致公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致公党福建省第四届、五届委员会主委，第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中国当代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

周畅是厦门大学音乐系创始人之一，在高等学府从事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教学成绩硕果累累。在音乐教育方面注重因材施教，多次荣获优秀导师称号和教师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和理论文章近百篇，专著《音乐与美学》《中国现当代音乐家和作品》在国内外均有影响，获多项福建省社会科学奖。

周畅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委托国际音理会主编的《THEUNIVERSE OF MUSICA HISTORY》（音乐宇宙——一部历史）中国卷编写委员会与编辑委员会委员，应邀参加1993年在芬兰举行的“认识音乐学首届国际会议”，其事迹收入《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人物》。

（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