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曾定教授家中，阳光融融填满了简洁明净的客厅。耄耋之年的曾老，鹤发童颜，仍耳聪目明，言辞清晰。“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曾老一上来就谦逊地笑道，“但是经历却是非常丰富，给你们讲讲故事倒是在行。”时光流转，近百年波折的过往，于曾老平和的叙述之中，如画卷一般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渡国难·黎明前播种 灰暗中蓄力
曾定走上研究生物学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童年时期其父亲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激荡起“抵制日货”的浪潮，曾父怀抱“科学救国”之志，决心在生物学领域为中国开辟出路。那个时候，我国科研所用的标本制品高度依赖高价购入的日本货，曾父便对动植物和矿石标本制作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在该领域颇有建树，办起了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博物标本陈列馆及动物园；其标本作品曾多次参加万国博览会，并获得大奖。父亲的标本事业为曾定在动荡社会中保障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童年，他将自己从出生到1937年的这段时期称为童年的“黄金时代”。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氛围的熏陶，启蒙了孩提时期的曾定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培养了他勤学习、肯钻研的品质，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打下基础。
“七七事变”的炮火打响后，闽海前沿的福州市，日日笼罩在防空警报的阴影中。面对日军的二度侵占，曾定一家拒做“顺民”，徒步逃离福州，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成为曾定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灰色的硝烟和赤红的鲜血刺痛了少年曾定的双眼，激起了他挽救国家走出危难的决心。在频频的逃难过程中，曾定凭借超凡的意志力和对学习不减的热爱，克服种种障碍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当他高中毕业时，迎面而来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中华大地的新的曙光：那一年，正是1949年。
报国志·迎着第一缕曙光奋力发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仍未拂去的过往灰烬中，希望的种子已悄然萌发。1950年初，适逢厦门大学在福州招收高中毕业生，20岁的曾定报考了当时厦大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的生物学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然而赴厦之途仍不轻松——大桥尚未修建，联系岛内外交通的，只有海峡的一片茫茫碧波。渡轮颠簸，风浪滔滔，怀抱报国之志的青年，独身一人背着行囊，奔赴向往的厦大校园。
此时的大学生不仅承担着读书之使命，也肩负着投入祖国建设浪潮的职责。“当时厦大学生大多参与了厦门海堤的修筑与军用机场的建设，在前线的炮火中厦门大学肩负起‘海防斗争’的使命，所以厦大学子也被称为‘带枪的大学生’，我也是其中一员。”曾定回忆道。抱着步枪在海边站岗的风云岁月，为青春韶华镀上了炽红的激情，也赋予了对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格外珍惜。
在当时的情况下，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因为进入大学而得到明显改善。免费提供的豆浆、花生浆，是艰苦岁月里厦大对学生的关怀，每日清晨学校小屋里滚动的石磨，成为曾定回忆里最温情的片段之一。
衣食住行尚且贫乏，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开展更是十分不易。为了研究漳州荔枝的形态结构和营养成分，曾定需要每周前往果园采集样本，而仪器的有限水平使得水果成分的分析颇有难度。那个年代，相机是一种奢侈品，实验结果的记录全靠手工画图，因此生物学系的每位学生都是绘画能手。身在异乡求学，而家中年老的父母已没有了收入，身为长子的曾定担负起家庭经济支柱的职责，绘制生物图以赚钱补贴家用。对曾定来说，学习仿佛成了艰苦的物质条件中的一种乐趣，每周六晚他会主动利用课余时间拜访老师，在师生畅谈中开拓学习与科研的思路。此外，尽管自己经济不宽裕，他还主动为厦大职工夜校无偿授课。“那时候的我就是想在能力之内尽力多做点事，并无一点怨言。”
曾定大学期间上实验课场景
曾定担任助教指导学生植物形态解剖学实验课
大学时期的曾定便是这样，怀着对知识的渴望、青年人特有的干劲与热忱，将提升自我、照顾家庭和奉献社会结合起来。这样一群人，便是曙光照亮大地之时最早的一批感召者、回馈者。
强国梦·不变的是根和生长的方向
五十年代初的中国，经济落后，化肥稀有，农民种田严重依赖“农家肥”。每天清晨，看到街上挑粪的妇女满面愁苦地排成长队，当时正读大学三年级的曾定不禁想道，如果能研究出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原理，使所有农作物都具有固氮的本领，那就省去了施肥的麻烦，这无疑会造福我国的万千农民。怀着这个美好心愿，他果断选择固氮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完成了论文《满江红的固氮能力研究》，开辟了国内用科学分析方法研究满江红固氮能力的先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曾定涉足固氮研究这一领域的初心之源。
七十年代，面对全球农业生产对化肥巨大的需求量以及现有合成氨工艺所需的高温高压条件，人们普遍意识到，进一步了解固氮酶的结构和作用原理是节能高效地解决氮肥问题的重要出路。毫不夸张地说，当自然界的固氮成氨作用够为人类自主应用时，人类将进入地球史上的另一时代。国际上掀起了固氮酶研究热，我国政府也对此予以极高的重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连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牵头组织了全国性的会战工作组，邀请吉林大学唐敖庆院士、物构所卢嘉锡院士和厦门大学蔡启瑞院士三位化学界巨头带队参加。恰逢这三所单位都已各自提出固氮酶结构模型并正在模拟人工固氮研究，厦大便抽调了化学系催化组和生物学系生化组的部分教师，组成厦大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科研组参加全国会战。经过各团队成员在北京、上海等地夜以继日的奋战，固氮酶的“卢嘉锡福州模型”与“蔡启瑞厦门模型”得以建立，固氮酶的相关组分的培养和分离提纯也迎来进展。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祖国大地，我国科研工作者纷纷获得出国进修调研的机会。英美少数几个实验室已能将固氮酶的组分完全提纯并测定其结构，因此，厦大蔡启瑞教授提出派遣曾定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生化系，与之进行合作研究的同时，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并吸收先进经验。就这样，曾定有幸成为我校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
曾定（右五）作为中美固氮学术交流会代表
“当时美国的实验室，可以说比国内超前了30年。”曾定慨叹道。令初来美国的曾定十分震惊的是，在国内尚未出现的计算机和层析仪等实验仪器，美国科研人员已能熟练使用。对国内外科研水平巨大差距的亲身体会，坚定了他解决社会问题、造福祖国百姓的科研初心，加深了他对自己肩负的国家使命的认识。面对优越的科研条件和政客的“游说”，个别同事不乏留在美国者，而曾定从未忘记自己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与国内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将国家需要放在首位，尽己所能充分利用留学期间有限的时间和宝贵的资源。他克服重重困难，一边开展科研，一边现学那些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仪器；与先进实验技术的接触，为国内固氮原理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个人休闲从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繁忙的实验之余，他主动旁听一些国内较为空白的课程，为国家收集了大量前沿的一手教材，汲取了最前沿的教学经验。平常人都是将彩电冰箱从国外运回，而他归国时的行囊里除了外文图书就是课堂讲义。
回国后，曾定继续在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科研组工作。他多次参加国际上有关固氮酶研究的讨论会，积极了解国际上有关固氮酶结构模拟的进展情况，经常向蔡启瑞院士汇报并与之共同研究实验问题。终于，国内也做到了像国外实验室那样完全分离提纯固氮酶的三个组分，从而进行模拟物的试验。然而固氮酶对氧气格外敏感，已有的理论和技术无法处理其遇氧失活的问题，这在国际上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成为了曾定的一大遗憾。虽然自主应用固氮成氨没有完全成功，但他们积累的科研经验无疑为后人的研究铺就了道路；他从事科研伊始便立下的初心，更是为当今的每个科学工作者启明了方向。
在那个“发展”被写上国家主日程的年代，无数像曾定这样的一线科研工作者，接受统一安排与调动，保持拳拳赤子之心，以国家需要为使命，以国家前途为目标，成为了推动我国自然科学迅速进步的中流砥柱。
育国材·这片茂林没有边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际上生物科学的发展已开始从宏观进入微观，生理、生化、酶学、免疫学等学科相继兴起。厦门大学生物科学的研究在解放前就已蜚声海外，成为我国生物学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但其科学研究仍侧重于宏观方面的形态学、分类学等。在前后两任系主任黄厚哲教授和曾定教授的带领下，厦大生物学系顺应国际趋势，开设生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并开展相应研究。
从宏观转向微观，这一生物学科的改革踏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潮头。1984年至1992年，曾定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克服了当时系内尚存的一些阻力，积极协助推动这方面工作。他规定各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包含微观和宏观内容的普通生物学、植物生物学或动物生物学，并开设酶学、放射生物学、固氮生物学、免疫学等课程，还向教育部申请招收生物化学专业研究生。厦大生物学的学科建设迎来了颠覆性的发展时期，向微观及医学方向发展迈进了一大步。
不仅如此，曾定十分看重人才培养。他先后聘请多位国外学者来系讲学，选派多名年青教师出国进修。身处异国之际，曾定就深切感受到国内外留学生信息交流的重要性，所以回国以后，他格外关注国外的学友与国内的交流，负责留学生联谊会大大小小的工作近三十年。
作为生物学教授，曾定格外看重并善于发掘后辈勤奋、肯吃苦的品质，为困难时期人才匮乏的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生物专业人才。而这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现任院长夏宁邵教授就是当时曾定慧眼识珠而引进入厦的。彼时，夏宁邵教授正犹豫北上还是南下施展自己的科研抱负，而为了能让夏宁邵教授顺利来到厦大，他不断向相关职能部门推荐这位青年学者，甚至连夏宁邵教授的人事关系都是曾定亲自到人事部门办理的。而如今手握戊型肝炎疫苗、艾滋病毒重组抗原及第三代诊断试剂盒、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等利器的夏宁邵已名满天下。而夏宁邵口中仍念念不忘的是当初引荐他的曾定老师。
曾定与夏宁邵等教师合影
90年代，随着经济复苏以及国际交流的深入，国家更加关注自然学科教育，拨款促进科研实验室的建设。此时，厦大生物学系的实验设施十分匮乏，牵制了学术发展的步伐，局促了人才培养的空间。为了给全系师生提供最好的科研条件，作为系主任的曾定，抓住国家机遇，顺应推动生物学向微观发展的要求，设立肿瘤细胞工程国家专业实验室，并争取到世界银行的首批45万美金贷款，为实验室购置十余件先进仪器。在随后的数年间，实验室一步步发展，演变成今天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引以为傲的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它是厦大乃至全国生命科学的人才培养摇篮，一批批优秀的厦大生物学者在这里度过一部分科研生涯，耕耘不辍，硕果累累。
曾定担任系主任期间，虽然行政事务繁忙，仍然坚持每年为大一新生上第一堂课，传授他认为的科研工作所应秉持的思想方法。“目前，对于科学，我们依然处于不断的验证过程中，因此思想不能被任何事物束缚。”一直探索、敢于质疑，是曾定寄予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科学探索没有止境，人才培养的茂林也没有边界。
求学、教学、科研、从事行政工作，曾定在厦大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光阴。他是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建设者之一。在那个国家亟需发展而人才稀缺的年代，曾定的经历诠释了什么叫做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使命。正是有着千千万万像曾定一样怀抱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将国家需要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兢兢业业脚踏实地，才有了现在强大的祖国。
【人物名片】
曾定，在厦门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厦门大学生物学系主任、肿瘤细胞工程国家专业实验室（现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定在植物生化、生物固氮、酶学和细胞凋亡等方面都进行过系统研究，讲授过植物学、植物形态解剖学、生物化学、固氮生化等课程，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固氮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编著《化学实验基本方法》，主编和参与编写《高技术百科辞典》中的《生物技术》分卷。部分科研成果收入国家科委主编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1982、1987)，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1996)、福建省科学大会奖(1978)、福建省科技成果奖(二等，1979)、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1988、1991，1995)、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生命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