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8日下午,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戴永红应邀在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做了题为“新形势下大湾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武元教授主持。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厦大群贤视频号上同步直播。
随着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宏伟倡议,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联系更为紧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行为主体更多地参与融入到国际交往与合作中去,中国海外利益拓展明显提速。但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与日俱增,保护主义、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风险问题不断凸显,中国面临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海外利益也随之成为重要议题。粤港澳大湾区处于“一带一路”枢纽位置,既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开放融通的“桥头堡”。戴永红教授长期聚焦这一地区,注重剖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和海外利益保护问题,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大湾区如何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这个课题对于进一步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早日实现,提升我国在国际交往合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讲座伊始,戴永红教授以“把握‘两个大局’”切入,明确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一方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世界政治格局转为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中新兴国家重要性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不断健全和增强安全体系与安全能力,着力推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中国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深入把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戴永红教授梳理和分析了中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和举措。中国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格局下,一方面,中国为寻求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积极落实国家级(区域)城市群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五大城市群,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推动我国内地与沿海的内外循环;另一方面,中国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我国与共建国家加强多领域合作与交流,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此外,中国还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党和国家针对如何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这更加要求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保障安全,而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对于保障安全至关重要。新时期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从时空角度上看,是指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存在的国家利益;从学科属性上看,是一门交叉学科。中国海外发展利益呈现出领域扩大和主体多元的特征,具体而言,领域扩大主要是指中国海外利益的关注重点从“高级政治”领域向“低级政治”领域扩散;主体多元侧重强调中国海外利益的主体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延伸。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忽视“环孟加拉湾”的重要作用。戴永红教授认为,一方面,环孟加拉湾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两国联三亚”“一湾望两峡”“一环结两洋”足以体现其区位特殊性;另一方面,环孟加拉湾具备稀缺性,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便开始将部分战略中心转向了印度洋,但主要是围绕“西印度洋”进行战略布控,旨在控制麦金德所提出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2009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美国战略重心逐渐向“东印度洋”偏移,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战略博弈将主要围绕“东印度洋”展开,环孟加拉湾地区齐聚地缘特质、战略方向、大国博弈以及经济潜力多个要素,而同时具备这几大要素的地区在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在此形势下,中国要实现“印太突破”,就要充分利用好“三湾走廊(通道)”,而突破先锋就是以“海洋城市”建设为目标的深圳和海南自由岛。
基于此,戴永红教授进一步明晰了“为什么要谈海洋城市”这一问题。他认为主要有六大原因:一是环孟加拉湾是海洋城市的“珍珠链”;二是海洋城市是海洋治理的着力支点;三是海洋城市是海权维护的后勤基地;四是海洋城市是“陆海权”的复合地带;五是海洋城市是开放经济的主体支撑;六是海洋城市是海权拓展的发展前沿。进一步,他针对“海洋城市”与“沿海城市”进行概念辨析,认为沿海城市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内陆经济,其重要手段是土地开发带来的增值,而海洋城市的经济增长重心是依托于海洋开发和港口海岸带作为汇聚海-陆双向空间与资源、海-陆互为腹地的同构与互动发展上。粤港澳大湾区相较于世界三大湾区具备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即涵盖两种不同制度、统筹三种货币、具有三个关税区。深圳以“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目标定位,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的核心引擎。结合现实背景,戴永红教授提出“在后疫情时代,深企出海如何转危为机”这一问题,他认为主要有科技为器、集体出海以及讲好故事三大法宝。科技为器主要强调以科技赋能“海上丝路”,助力深圳企业结构性调整;集体出海主要强调构建“多元主体赋能”的集体出海新模式,更好地助力中资企业发展;讲好故事主要强调以“舆论先导、企业自主、政府护航”的循环生态理念,推动构建“上下互通、全域沟通”的中资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实现“走出去、落下来”良性循环。
讲座结束后,戴永红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围绕“目前,越南经济发展快,社会局势稳定,整体发展势头好,并积极与周边国家增强经济联系,未来是否会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竞争”“‘湾区’概念已成为热词,面对当前脱钩断链等多重冲击,湾区发展的破局关键在何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武元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戴永红教授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着重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明晰中国海外利益的丰富内涵和时空变化,并以具体的案例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讲明了中资企业出海转危为机的可行举措,进而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他还强调,共建“一带一路”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步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我们不仅仅需要增强中国的“硬实力”,更加需要关注中国的“软实力”。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深入把握国际传播的内在规律,增强我国的议题设置能力,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进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