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才》杂志1月刊《聚焦》栏目集中刊发《西迁：人才开发西部的壮丽史诗》《“大树西迁”拓荒者——交通大学知识分子西迁故事启示录》《擎起西迁精神的火炬》《西迁精神 人才铸魂》，形成重磅组合拳，讲述交大故事，传播交大精神。即日起，交大新闻网连续刊发此四篇文章，以飨读者。

西迁精神：爱国奋斗的情怀

中央一声召唤，他们立即行动，告别繁华的上海，迁往遥远的西部，以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在荒芜的大地上，建起崭新的校园，为西部开发培养一茬又一茬的优秀人才。

“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党要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往西安的西迁史，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

去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大15位西迁老教授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2018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为西迁老教授们点赞。《中国人才》杂志1月刊《聚焦》栏目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追寻西迁人感人肺腑的奋斗故事，感受可歌可泣的西迁精神。

西迁：人才开发西部的壮丽史诗

他们是开发西部的先行者，在半个多世纪里，历经风雨，扎根黄土矢志不渝，对祖国大西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28号，是交通大学西迁的“大本营”。62年前，随着中央的一声号令， 交通大学大批知识分子告别上海的“十里洋场”，来到了这个当时还是广袤麦田的地方。

“支援大西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西迁的专家教授们，在祖国需要的号召下，用长达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建成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为西北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更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工业和国防建设平衡考虑，提出了一系列调整方案。1955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迁，这是新中国调整工业建设布局、文化发展布局、高等学校布局的一次重大决策。西迁方案是在教育部和交通大学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作出的重大行动。

党中央一声令下，交通大学迅速行动起来。1955年5月10日，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与“五大教授” 程孝刚、朱物华、钟兆琳、朱麟五、周志宏和总务长任梦林等，从上海繁华的都市来到西安城外丰收在望的麦田考察选址，这片不时有野狼嗥叫的田野，就是如今西安交大的校址。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交大人就把这片田野变成了容纳一万余名教职员工的校舍。

带着“支援西北建设”的重任和使命，交大人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1600多公里的大迁徙。1956年6月2日,西迁先遣队伍出发。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从上海徐家汇踏上西去的专列。这当中既有著名教育家、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员，甚至包括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在那趟从上海开往古都西安的特殊专列上，每个人都手持一张粉红色“乘车证”。“乘车证”正面，除一列疾驶西行的火车图案外，还醒目地印着“向科学进军， 建设大西北”的字样。列车经过49个小时长途奔波，终于开进了西安车站。

“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面对国家的号召，面对迁还是留的选择，交大教职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义无反顾投身西部教育事业。有的把自己的工厂、洋房卖掉，或捐献给国家，举家西迁；有的辞别久病的父母，只身踏上西迁的征程，站到了西部开发的最前沿。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先生，妻子卧病在床，他只身来到大西北，天天吃集体食堂，全然不顾自己已是花甲老人。连周总理都说，钟先生年纪大了，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还是满怀豪情带头迁校，硬是在一片空地上建起西安交大第一个电机实验室。

得知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时，蒋大宗正在清华大学为全国自动化训练班讲课，他立即和在北京的其他交大教师一起联名发回响应电报，旗帜鲜明地拥护学校西迁。后来，蒋大宗一家三代七口都随校迁往西安。

万百五教授是家里的独子，父亲是中国动画创始人之一万古蟾。西迁时，他辞别年迈的父亲，来到西安。由于夫妇两人工作忙，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先是爷爷照顾孩子，后来孙子大了一些，又照顾爷爷。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当时西迁的交大人当中，66岁的沈云扉年龄最大。1957年他填写的这首《忆江南》成为西迁人真实的心态写照。

60年后，当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大多已步入耄耋之年。15位依然健在的老教授，在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中写道，“党要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始终同党和国家发展同向同行。”

让交大在西北高原上扎根

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当时的西安交大，校园兔子跑，入夜有狼叫。校门口来去的多是马车驴车，进城是一条疙疙瘩瘩的石子路。而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导致生活更加困难，吃饭都成为棘手难题。开会要坐在四面透风的草棚大礼堂里，冬天的大教室要靠一个小炉子勉强取暖。

马知恩教授说，“初到西安时，从环境到饮食大家都不习惯，人们吃习惯了米饭，而这里都是杂粮，尽管西安市政府和市民给予了许多特殊关照，但条件依然艰苦，但大家都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一意想把交大建设发展好，真正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力量！”

杨延篪教授1929年生于香港，1954年到交大担任助教。回想当年西迁的艰苦环境，他记忆犹新：“那时我们戏称‘晴天扬灰地，雨天水泥地’。抵达西安时正值大雨，一下车脚就陷进泥里，还有很多同学滑倒。”

朱城教授，曾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高材生、机械专业成绩最优者，于上世纪50年代初回到母校交大，创办了工程力学专业。迁校时朱城带头来西安，并把第一届力学专业学生招进西安新校。除了吃饭睡觉，他把一切时间精力都用在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上，平时家里也支着黑板。授课之余，他抓紧每一分钟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他攻克堡垒和兴办新专业出了名，北大等校竞相请他讲课。在艰苦环境下长期超负荷工作，朱城累倒在岗位上，1959年以急症去世，年仅39岁，成为迁校后身殉事业的第一人，师生们至今殊感痛惜。

朱继洲教授说：“西迁三年后，学校师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每日里粗粮野菜、缺油少糖，许多人病倒了，他们带着浮肿病、肝病，坚持教学、坚持劳动、坚持基本建设、坚持为兴办新专业而‘边干边学’，为了交通大学这棵在上海生长了62年的大树，能够在西北高原上顺利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了在大西北建设起又一所新的交通大学，他们没有怨言，咬紧牙关从困境中踏踏实实地迈开步伐，战胜自然灾害、战胜心理上的脆弱， 坚定地站稳了脚跟，使西安交大成为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之一。”

为培养人才忘我奉献

学校刚迁到西安时，年近花甲又患多种慢性病的钟兆琳为教学倾尽全力。他总是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作为系主任，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在他的建议下，西安交大电机系增添了电机制造方面的设备，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钟兆琳培养过一批优秀人才，这其中就包括钱学森。钱学森曾表示，钟先生的教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受用了一辈子。

钟兆琳在病重之际还不忘为教育后人做点事。其遗言这样写道：“愿将我工资积蓄的主要部分贡献出来，建立教育基金会，奖励后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以遂我毕生所愿……”1990年4月4日，钟兆琳逝世，其子女遵嘱将他积蓄的2万元工资赠予学校，西安交通大学以此设立了“钟兆琳奖学金”。

蒋大宗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创始人之一，西安交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奠基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备课，并要求家人都关注爱护学生成长，他培养了硕士生80余名，博士生20余名。2003年设立“蒋大宗基金”，激励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生。蒋大宗挚爱教育事业，他留下亲笔字条，希望将自己的积蓄献给一生热爱的教育事业。离世后，蒋大宗的女儿们将父亲20万遗产捐入“蒋大宗基金”。

陈大燮讲授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课程，在担任副校长后仍坚持上讲台，并一如既往地关注青年教师成长。他经常深入课堂，听青年教师试讲，勉励青年教师既要严谨治学，又要敢于严格要求；要钻研教学法，要把课讲得像“说书”一样吸引学生。

陈大燮孜孜不倦，勤奋工作，留下数以百万字计的科学专著、教科书、科研报告和教学资料。他的《高等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热力学》《动力循环分析》等著作在高等工程教育界和科技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陈大燮创建的热工教学团队，50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的优秀教学团队。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当年西迁中的许多教职工如今已长眠黄土地，年龄最小的，如今也是白发苍苍年届八旬。他们是开发西部的先行者，在半个多世纪里，历经风雨，扎根黄土志不渝，对祖国大西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我们要把交大的种种经历、责任、精神传递下去，为在岗位上的同志们鼓劲加油，关心和帮助青年教师和同学健康成长。”西迁老教授李怀祖对记者说。

90岁的史维祥教授，是给习总书记写信的15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说，“我们几个老同志学习了十九大精神后，受到‘不忘初心’的触动，我们想，西迁就是我们的初心。所以想写信来向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交通大学秉承西迁精神在西部扎根，新时代的交大人要继承，更要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