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前，为适应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需要，当国家作出交通大学西迁的重要决定时，4400多名交通大学师生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列车，在西安开启了一段奉献报国的传奇故事。在扎根西部办学的峥嵘岁月里，西安交大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铸就了可歌可泣的“西迁精神”。

让我们听听老教授们的西迁故事。

潘季：1956年，交通大学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从上海迁往西安时，我还是一个青年教师。当时，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都热情地欢迎我们，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交大师生也发扬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在彭康校长领导下，不到一年时间就建起了校舍。1956年秋季开学时，师生们走进了新的教室上课，没有耽误一天功课。

退休后，我经常晚上站在窗口看校园，看到办公大楼、实验室灯火通明，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忘我地学习和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前不久我们参观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不到一年时间，这里高楼拔地而起，很快就能建成使用，学校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我们这些老同志感到，西安交大在中央关怀下，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有着蓬勃发展的光明前景。

现在西安交大正在创建“双一流”，我们这些老教授也在发挥余热。全校教职员工将继承交大的传统、爱国的情怀、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卢烈英：1956年，交大校园里流行着三句感人至深的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我是首批从上海迁来西安的教师。60多年来，我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见证了交大始终以国家发展需要为使命，默默扎根西部、为大西北发展提供重要人才和科技保证的历程。一直以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就是我们交大人的精神血脉。

作为“西迁精神”的践行者，西迁人的使命感、自豪感、荣誉感到现在还在激励着我。近几年，我经常给青年师生作报告，讲西迁的历史、西迁的精神，也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创新理论，继续传递一个老党员、老教育工作者的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不仅仅是对交大“西迁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关切与期望。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赋予“西迁精神”新的内涵，并使之在广大青年师生中进一步弘扬与传承。我们的“西迁”还在路上。我们还要继续向西、向远方，让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发挥更大作用。

胡奈赛：62年前西迁时，我还不到23岁，是个小姑娘。其实在我心里，真正的西迁主力是我的老师们，是他们那些老同志。

比如我的老师周惠久先生，他的一生都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周惠久先生1931年大学毕业，当年9月1日到沈阳的东北大学任教。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他毅然南下，到清华大学任教。为了更直接地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1941年周惠久先生又转到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机械工程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惠久先生先后到重庆、上海任教，一直在搞科研、筹建新专业，研制国内急需的机器设备。为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周惠久先生全家迁到西安。他一生辗转多地，真正是“哪里需要去哪里”。他这种精神是最值得传承和弘扬的。

朱继洲：我1958年跟随学校最后一批队伍迁到西安，到今年已经在西安工作了整整60年。

从上海迁来西安，交大人要舍弃太多熟悉的东西，要改变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老先生要拖家带口，年轻人要辞别父母，到陌生的、艰苦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当时西安条件还很艰苦。有时候食堂没有面粉了，年轻教师就去面粉厂把面粉背回来。夏收时节，老师们到临潼割麦子，晚上睡的席子上有很多跳蚤，一夜下来身上都是红块块。这些困难，大家都克服了。

西迁期间，交大没有因为迁校推迟一天开学、耽误一门课程。当时在我们心中，“课比天大，教学优先”。大家不觉得生活苦，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迁校这件事办好，把交大的牌子传承好，要在西部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回顾这60年的经历，看到学校的发展和变化，我十分振奋。我相信交大人一定会在陕西的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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