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安，在祖国的大西北一扎根就是62年，靠的是什么？

“信仰！一群有信仰的人，我们都是。”91岁的屠善洁教授平静地说，“难得的是我的老师们，当年那一批西迁的老教授，他们听从祖国号召，要么拖家带口，要么抛家舍业，弃繁华和舒适于身后。”

根植于信仰的“西迁精神”，本质上是“舍小家顾大家，舍我其谁”的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它是由交大师生员工从上海迁往西安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今日起，华商报推出“根植于信仰的‘西迁精神’”系列报道。

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1956年夏，当交通大学师生们在这句口号的鼓舞下踏上西迁列车，最终落脚在西安郊外的一片麦田之上时，谁都未曾料到，时光转眼已满一甲子。

“从上海到西安的西迁师生员工，是一群笑对苦难、乐于奉献的人。”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教授这样描述西迁群体。如今，这群人是“西迁精神”的主要载体，而隐藏在这座城市各个角落里的、鲜为人知的诸多与西迁有关的物件和痕迹，则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这一载体。

西迁纪念馆里无法忘却的人和事

在西安交大行政大楼东门外，有一尊略显低调的人像雕塑，纪念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

清光绪21年秋，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亦称北洋公学）。次年秋，他向清政府上奏，提出仿津学之制在上海成立南洋公学，允准后盛宣怀出任公学督办。在任8年间，学校发展建树颇多。

位于校园东梧桐大道中部的“交通大学西迁历史纪念馆”，对盛宣怀的介绍着墨不少。西迁纪念馆由迁校时所建的老校医院改造而成，其中北楼始建于1956年。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所有的交大人对西迁交大（西安交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彭康都充满了敬意。彭康书院就是以这位老校长的名字命名的。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和纪念，他当年提出的“三活跃”（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主张则成了书院的院训。彭康书院是西安交大2006年创建的第一个书院，它揭开了交大育人模式改革的新篇章。同时，该书院也是西安交大目前学生人数最多、机构设置最完整的书院之一。

彭康不仅治校有方，而且是西迁的坚定支持者。在时任交通大学总务长任梦林的回忆文章中，彭康明确交代，迁校选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不能选在文化区。因为文化区里大专院校集中，各校的学习、工作、生活时间表基本相同，要求也相近，在物资供应上不易解决，甚至看场电影也会发生拥挤。其次，不要靠近工业区。因为工业区里噪音大、污染源多，不利于师生员工的学习与生活。第三，尽量靠近市区，便于同地方领导机关联系，生活问题也容易解决。此外，还要求学校周围环境比较安静，同时还要有发展余地。

在任梦林的记忆里，选址确定后，彭康校长到西安察看。当时学校周边大多是农田，北面是规划中的公园。彭康认为校址可以，但师生员工的生活不好解决，比如理发、做衣服等，单靠进城恐怕不行。在他的启示下，由上海市动员理发、缝纫、洗染、修绱鞋、煤球厂等行业的技工随身带一些设备，随校迁至西安，解决了师生们的后顾之忧。

至今，西安交大兴庆校区仍保留教学区、学生生活区、教工生活区三大部分，各自独立，互不干扰。在建校过程中，幼儿园、小学几乎同步进行，解决了员工子女的入托、入学问题。

老照片里的5000人“草棚大礼堂”

在交大人珍藏的照片和回忆中，“草棚大礼堂”是一个高频名词。

从照片来看，草棚大礼堂棚顶高悬，四周宽敞。棚顶很高，由三四根捆绑在一起的毛竹作为横梁。在横梁与立柱之间，用弯曲的竹竿支撑，形成了悬拱顶。棚顶是在竹竿编织的格子上覆盖上茅草，四周也是用草帘遮挡。阳光透过茅草和草帘的缝隙照射进来，映得棚内四下透亮。

大礼堂前端有个不大的舞台，平时舞台的台口摆放着一个齐胸高的讲台。彭康校长就常常在这个讲台前为师生们作报告。

据介绍，草棚大礼堂当年的位置在如今的工程馆北边，介于当时的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之间。在草棚大礼堂的后边有一个放映室。草棚大礼堂不仅是看电影、听报告的地方，还是各种高水平演出的场所，最多能容纳5000人。

每年一次的新生开学典礼，就在草棚大礼堂举行。这样的开学典礼，自1957年10月5日开始到1964年，持续了整整7年。

为什么要建一座“草棚大礼堂”呢？据华商报记者了解，交大内迁西安，规划在校生12000人。在校园规划初期本来就有礼堂建设项目，但1955年年底由于国家基建资金紧张，礼堂没有被列入一期工程建设。1956年5月前后，学校讨论“大礼堂”建设的替代方案，于是有人想到了用竹竿搭建礼堂的方案。随后校领导决定，谋划搭建草棚大礼堂，要求在1957年的新生开学典礼之前建设好。

草棚大礼堂怎么建起来的？西安交大后勤工作人员王守基回忆，“大礼堂全部是竹竿和木材搭建起来的。当时这个竹竿是和工地建设单位借的，要按数量还回去。”

用了竹竿后怎么还？王守基说，当时交大上海部分有一批人在江西，答应可以想办法解决毛竹，于是总务长就派他去了江西。草棚大礼堂需要木材有两千五六百立方，还需要好几万根毛竹。这些建材不仅要从山里运出来，还要靠火车运到西安。多亏当时的南昌铁路局局长是交大校友，想方设法帮母校解决了运输车皮的难题。

为了这批搭建礼堂的毛竹，王守基从1957年初到新生开学前，在江西忙活了8个月。

退休老花工抱着大树痛哭 不舍得离去

2月1日上午，已经退休的马知恩教授带着华商报记者一起寻访了校园里的西迁印记。

西迁时建的老建筑，多在校园北门里的东北角。直对着北门的原中心教学楼，就是一栋典型的苏式老建筑，他来西安给学生讲的第一节课，就在东北角的3201教室。那时候学生上大课，通常是180人，他上过210人的课，还上过一学期460人的课，16个班一起上。马知恩教授说，这些如今还在使用的建筑现在都已是受保护的文物，只能内部装修，不能改动外观。

原中心教学楼南侧紧挨着的是行政楼。马教授指着楼下的一片草坪说，西迁之初，这里的草皮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校园里许多草木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不乏西迁时从上海带过来的雪松、腊梅、龙柏等。

马教授给记者讲了一个交大老花工的感人故事。老花工叫胡全贵，家住上海郊区，西迁来时还不到40岁。一辈子在校园里种花、栽树，哪棵树移了、哪片草坪该修剪了，都清楚得装在他心里。1973年，老人退休回家前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抱着他亲手栽种的大树痛哭不已。马教授说，胡全贵是看着自己亲手栽下的一棵棵大树成为校园里蔽日的绿荫，实在不舍得离去。

西安交大校园里东西两条人行道上的樱花树如今已经成为西安的一大风景，资料说这些树当年是彭康校长建议种上的。交大思源老年大学校长王世昕说：“我们一见这些樱花盛开时，都会不自觉想起彭校长，是他把这么大一所学校迁来了西安，而且在这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来源：2018年2月5日 华商报 第五版）

原文链接：http://ehsb.hsw.cn/shtml/hsb/20180205/6761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