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改革研究会、陕西省哲学学会、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承办的新常态下“四个全面”协调推进与社会工程全国理论研讨会于2015年9月12-13日在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学者们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与观点碰撞中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新见解，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常态与“四个全面”

清华大学教授赵甲明对新常态进行了分析与解读，指出，当前处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过程，旧常态是什么、新常态是什么、现在转变到什么阶段，值得研究。有正常的常态，也有非正常的常态，应当辩证分析，正确对待。从哲学上讲，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就是要转变为合乎规律、具有必然性、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状态。不仅经济要进入新常态，政治、文化、科技、社会都要进入新常态。“四个全面”把改革开放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了，“四个全面”与党的基本路线是统一的，新常态下，最应把握和坚持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但人的需求、欲望与消费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应当重新反思，辩证分析，对生产力标准应当进行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不能见“物”不见“人”。长安大学教授李刚指出，“四个全面”实际上就是从四个方面治理现阶段存在的主观任性问题，寻求新的社会秩序（约束体制）——新常态。东北大学教授郑文范指出，新常态“新”在生产力建立在创新驱动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代基础是科技生产力。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本距指出，研究新常态下的社会突出矛盾——生态矛盾、经济利益矛盾、政治权利矛盾、党群、干群矛盾，有助于“四个全面”协调推进。陕西行政学院教授汪向东指出，“四个全面”的核心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驾驭新常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是要改变旧常态，建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常态。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关问题

吉林大学教授韩喜平探讨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意义，指出，“四个全面”应当放在中国现代化布局中认识，目前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发展阶段，经历着从发展导向、做大蛋糕到民生导向，从人治向法治，从不成熟社会向成熟社会的历史转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助推中国成为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典范。吉林大学娄淑华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四个全面”协调发展，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促进、维护“四个全面”协调发展。哈尔滨师范大学段虹探讨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特色，分析指出，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品格、实践本性、价值目标与坚定信仰。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宗礼探讨了“四个全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把以社会为本的治理与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两种思路结合起来，“四个全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条件与保障。南昌工程学院教授杨艳春探讨了“四个全面”的哲学底蕴，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它的唯物论底蕴，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是它的辩证法底蕴，坚持实践第一、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它的认识论底蕴，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它的历史观底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种集成式、整合式思维创新。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冉鸿燕分析了“四个全面”的方法论，指出把握大局、统筹各方，抓住重点、推动整体发展，掌握规律、顺势而为，洞察历史、把握方向，坚守底线、增强定力是“四个全面”的方法论，值得深入研究。清华大学教授赵甲明指出，把握“四个全面”在方法论上要有两个维度：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维度，理论、实践与精神相统一的维度。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是根基，规定着我们向何处去，缺少精神与情怀的维度，理论与实践就无法统一。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本距指出，“四个全面”强调各个方面的全覆盖、系统化、整体化，是大战略、大境界，提出了新的课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进田指出，“四个全面”的价值结构包括四个价值要素：富裕、公正、廉洁、美丽，其价值理想的实现依赖于实践智慧。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张周志指出，“四个全面”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从分析思维转变为综合思维，以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思维解决实践问题。东北大学教授郑文范探讨了“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分析指出，“四个全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系统回答了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通过创新驱动、打造科技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通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取向、完善生产关系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建；通过加强和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治理公权力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构建；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理想信念、反腐倡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曹飞探讨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与哲学思维的关系，指出“四个全面”协调推进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即求实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人本思维，其中求实思维解决“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出发点问题，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解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如何展开的方法、路径、手段问题，辩证思维解决协调推进的规律问题，人本思维解决协调推进的最终价值归宿问题，只有正确把握这些思维方法，并把它自觉转化为我们的工作方法，才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陈建兵指出，“四个全面”体现着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整体思维、发展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有学者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目标与举措的统一、破与立的统一、治党与治国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它体现了全局视野、时代高度与世界胸怀。

北京大学教授郭建宁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容、框架、定位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框架包括：一、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中国道路）；二、以人民的美好向往为奋斗目标的人民主体论与人民至上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三、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抓手；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核心价值观），并指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四个全面”协调推进与社会工程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宏波研究了社会工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分析指出，理论自觉需要研究社会模式，社会工程是关于社会发展模式设计和实施的社会治理活动，社会工程的方法论特点是综合集成思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尤其需要综合集成思维，社会工程的理论应用性特点就是实现知识转换：从普遍性知识转化为地方性知识，从理论性命题转化为操作性命题，从真理性知识转化为实践模式，社会工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形式和新的生长点，“四个全面”是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与重大战略，需要社会工程的思维与方法。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畏探讨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实践逻辑，指出“四个全面”的基本实践逻辑是以改革开放为核心动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转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工程的关系，社会工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科学方法、技术手段和工程模式所构成的综合体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漆思指出，“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需要制度建构，也需要人道、人心的修养提升与精神信仰的建构，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陕西省委党校副教授梁军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工程特征，指出，新常态下“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基本途径与方法就是社会工程，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完成从自然逻辑到工程逻辑的逻辑转换，社会工程的突出特征是注重顶层设计与总体协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使社会工程思维与方法常态化。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永胜探讨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与社会工程的关系，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它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为价值指向的社会系统工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以“全面”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以“协调推进”为基本方略，以子系统及功能“耦合互动、系统优化”为总体效应，展开全局性谋划、系统性布局、整体性引导、针对性突破的社会系统性工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发展与治理的社会工程新思维——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矛盾性思维、协同性思维、战略性思维、综合集成思维、可行性思维，丰富了社会工程的思维与方法。

与会学者指出，“四个全面”作为新常态下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深厚社会实践背景与基础，直面这一重大战略，以跨学科视野与多学科交融的宽广视域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破解其中的难题，必将推动理论创新与发展。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常态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遇到许多社会工程方法困境与实践难题，深切呼唤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此外，研讨会上，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深层次问题，例如，“四个全面”与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系，“四个全面”究竟是战略思想、战略布局，还是指导思想，是长远的，还是阶段性的，是封闭的，还是开放性的，是重点性概括，还是整全性思想，其内涵外延如何把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破解。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永胜李永胜）

（2015年11月3日 光明网 理论频道）

文章链接：http://theory.gmw.cn/2015-11/03/content_175880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