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一 束

黄筱农

我于1946年进交通大学造船系学习，1950年毕业，到现在已经离开母校46年了。往事如烟，但在解放前后学生运动中的几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一、 进京请愿

1947年4月，国民党教育部下令砍掉交大的航海、轮机两系，顿时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慨，特别是我们造船系，颇有唇亡齿寒之感。在一再通过合法途径向南京教育部请求改变命令未获同意后，交大学生会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全校师生乘火车赴南京请愿。

清晨，2000多学生(当时全校有3000多名学生)分乘50余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开往北站。一听学生 要去请愿，国民党政府下令北站全部客车停开。学生会决定自己开车去南京，由铁道系同学负责驾驶。一开始，由于缺乏实际开车经验，刹车气阀未搬动，车起动不了，后经北站进步员工支持，火车终于开行了。

当时客车均已被国民党政府调走，车站内只剩下一列货车，每节车厢挤进去近200个学生。大家蜷曲着身体，坐在冰凉的铁板上，背靠背互相支撑着，虽然非常疲劳，但谁也不叫苦。

走了一段路，发现前面铁轨的道钉被国民党政府派人拆掉，意欲阻止学生进京。在学生会领导下，同学们跳下车来把铁轨重新搬回原处，大家抡起大锤钉道钉，这样正好活动一下蜷曲的身体。

一计未成，再施一计，国民党政府干脆把前面的一段铁轨拆开搬走了。但同学们决心晋京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诡计，学生们想出对策，把走过的铁轨拆下来移到火车前面再铺上，一段一段往前移。火车又前进了，但速度极慢，从早晨8时到下午3时才开到真如。但大家下定决心，即使走上十天、半个月，也要把火车开到南京。

同学们的坚定信心终于使国民党政府屈服了。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亲自坐小汽车到真如，隔着一条小河与学生代表谈判，终于同意接受学生要求，恢复航海、轮机两系。同学们跳下车来，雀跃欢呼：“我们胜利了!”待国民党政府派车把我们送回上海，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

作为一个初进交大的一年级学生，这是我接受学生运动第一次洗礼。它使我认识到，为了维护交大的尊严，同学们是如何的团结齐心，群众的力量是多么伟大!

二、 上院钟声

在解放战争处于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对高举斗争旗帜，号称上海“民主堡垒”的交大恨之入骨，妄图把学生运动的怒火扑灭。

1948年5月的一天，已经晚上11点钟了，我们正在新宿舍里做作业，突然听见上院和容闳堂前的钟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在当时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一听钟声，都夺门而出，一起向上院奔去。我们刚走到西斋门前，前面已传来口令：“四个人一排，把手挽起来，向前冲，把口令往后传“。在漆黑的夜里，分不清周围谁是谁，大家自觉地把手挽了起来。原来那天晚上，在上院一层东南角的教室里正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讨论罢课事宜，国民党上海市军政机构调动3000军警到学校抓人。机警的同学见军警冲进校园，立刻敲响了大钟，系科代表用课桌椅顶住了教室的门窗，军警一时未能攻入。同学们的队伍及时赶到，硬是从军警与上院中间穿过，把上院整整围了四圈，保证了系科代表的安全。

这时，我们才从黑暗中隐约看见，上院前面草坪上站满了军警。军警们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冲了上来，开始了第一个回合的战斗。前面是敌人的刺刀，背贴着上院高高的砖墙，没有一个同学害怕、退缩。大家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顶住了敌人的进攻。第一招没有得逞，军警又换了第二招，他们用马队冲锋。战马的前蹄已经跃起，比一个人还高。同学们仍冷静自持，在一片马的嘶叫声中，马队在钢铁般的人墙前后退了。他们随即又来了第三招。军警们上前想用拖拉的办法把学生队伍拆散。同学中自发地传出了“互相抱紧”的口令，前排的同学手臂挽得更紧，后排同学抱住前排人的腰，军警冲向哪里，哪里就出现了加厚层。同学们的衣服被撕破了，手被扭伤，但仍然没有出现缺口。

三个回合以后，军警们没有招了，后退了五步，双方僵持着。这时，系科代表会场的窗户打开了，学生会的领导用大喇叭开始了对敌宣传：“警士先生们，你们也是穷苦人，为什么要替有钱人卖命，************ 。”广场上同学们的歌声更加高昂，双方从晚上11时一直对峙到早上8时。天已经亮了，国民党的军警看看不能得逞，才悻悻然离开了学校。

我们又夺取了一个新的胜利!食堂炊事员抬来了大桶的糖姜水，让受了一夜风寒的同学们温暖温暖。学生会宣布了罢课抗议。紧接着，复旦、同济大学的慰问队也赶来慰问。

学生会宣传组的同学当天就编出了一首讽刺反动军警的小调：“把车停在大门口，不敢公然往里走。后面墙上挖个洞，一个一个往里溜。捣乱会场不认帐，反说别人是凶手。羞!羞!羞!这儿没有肉骨头。”歌声很快传遍了全校。

不久以后，同学们又在图书馆的阳台上公审了学生中的败类和当晚引狼入室的学生特务。

三、 母校的解放

1949年2月，学校领导宣布无限期停课，军队将进驻学校。解放的炮声已逼近上海，同学们一方面为上海即将新生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学校是否将会受到战火的损伤，特别是国民党临撤退前的破坏而担心。

在学生会的领导下，同学们开展了护校活动，从上到下，按系、科、班级成立了护校组织。落实到基层来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可以移动的有价值的教具、图书分散存放到校外。解放前造船系的教具、图书都很少，比较值钱的是两个大船模，还有少量图书教具。我们把它分散存放在家住上海的同学家中。二是建立了同学之间的联络网络以及定期联络制度。当时，家在外地而又回不去的同学都被妥善地安顿下来，同学之间发扬了高度团结友爱的精神。为了保护学校，大家做了各种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所幸的是，上海解放速度之快超过了我们的想象。1949年5月25日，一夜炮声之后，清晨开门一看，解放军官兵露宿街头，秋毫不犯，给了上海人民一个深刻的印象，和国民党军队腐败现象对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紧接着，学校和全上海人民举行了庆祝上海胜利解放的大游行。全校师生兴高采烈，高举标语、红旗，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从早上8时一直到晚间5时，从徐家汇一直游行到闸北，走遍了霞飞路、南京路等主要街道。同学们由于解放而欢欣鼓舞，都不感到疲劳，三野文工团的腰鼓队更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上海解放后不久，学校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有一部分同学参加了解放军的南下工作组，随大军南下了。

四、 史穆图书馆

早在1948年，当时学校里的一些进步社团经过协商研究，发动同学们捐书成立了在学生会领导下的一个小型图书馆。解放后，为了纪念在上海解放前夕牺牲的史霄雯、穆汉祥两位同学，将这个小型图书馆改名为史穆图书馆，位置就在容闳堂旁边的一栋黑铁皮房内，和学生会在一起。当时，这个图书馆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一是因为学校大图书馆全是科技图书，没有政治和文艺书籍，而史穆图书馆正好补上了这个缺项，馆内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又有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二是因为管理人员全是同学，凭学生证借书，到期不还要罚款，管理图书的同学可以到宿舍里索还，因此，图书周转率较快，利用率较高。

上海解放后 ，我曾在这个图书馆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馆长。那时，全馆工作人员一共只有七八个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扩大藏书范围，我们几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同学利用课余到社会上募捐图书的情景。我们有时打着小旗到三联书店等上海大型书店去募捐，有时也到上海的一些著名作家家中去募捐。当时，不少有名作家如巴金等都将本人的著作签名后捐赠给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使馆藏图书由2000余册增加到4000多册。

1950年，为了贯彻国家关于减轻学生业余工作负担的指示，学生会作出决定，把史穆图书馆移交、合并到学校大图书馆内，成立“史穆图书室”。这样，史穆图书馆一共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它为启迪同学们的思想，活跃文化生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