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即将迎来自己50华诞。作为曾是西外学子并在其间工作生活数十年的我，自然感慨良多追想翩翩，我想起“五十而知天命”的话来。离开母校忽忽有五载，当中曾回过去几次，每次都会觉得又变了 。与其说母校届“知天命”不如说更像一个总角之年的孩子，变高了，变得更亮丽了，似乎不断在想造访者展示自己的风采和美丽。母校开始踏上复兴的康庄大道。
我自1985年入学，在母校生活了四十又五年。校庆大典将至，在奔走相告中，常常跌回过去的年月，被思绪牵着，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在纷至沓来的回忆和思念中，似乎赶上多于安慰，算出多于快乐。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由于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我们的教育理念，制度安排，管理技术不仅封闭落伍，而且犹豫传统的小农思想的作用，难以消除鄙薄的成见，抛弃狭小自满的意识，我们远未把握并积累自己应有的细想资源和文明传统，偶们尚难有智慧和勇气去直面并缩小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差距。“外院穷，穷外院”的状况始终伴随左右，知道改革开放深化的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我的大学和留校后的工作生活与所有同学，同仁们一样，差不多是在四堵围墙，几栋小楼，“三点一线”（饭堂，食堂，宿舍）的环境中度过。印象深的，大都是经过无意识编制的那些宁静的不连贯的场景，比如在操场边做的麦田里犁地浇水，比如现在的接待中心曾经是牲口圈，我们去起粪，喂猪喂羊，还有几条被梧桐树遮蔽下的校园小道，秋风乍起，便铺满了金黄的树叶。当然，回忆中较多的海狮人，是那些足难出户，甘于寂寞，为母校的成长，发展呕心沥血的老师工友们。
我入学时，学校全名是“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次年，奉命改为“西安外国语学院”，增设英语专业。记得当时年纪辅导员动员同学改学英语，犹豫“这是资产阶级使用的语言”的社会偏激，报名者寥寥无几。我仍然守着“伟大的无产阶级交流工具”——俄语。却是命运的拨弄，思念寒窗，终于1962年中苏恶交，俄语如同过时的商品，瞬间了无市场。62级200余名莘莘学子，大多该行，纷纷去了陕南陕北。我因兴趣爱好广泛，又担任过多年学生会文体部长，被曾任团委书记，时为图书馆馆长的刘健师相中，留校进了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馆的采购员。我爱书。在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全身心投身到书的海洋，是如何的惬意和幸福！真可以用“如痴如醉”四个字来形容。在与书为伴，与“文化大革命”为伴的漫长时日中，在图书馆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我成了家，有了孩子，这是我一生中戏称“黑色浪漫”的一段难忘岁月。我利用“职权”，泅游在古今中外书刊的海洋。特别是被红卫兵查抄堆砌如山的乱书中，我不断地“淘”着自己喜爱的书，兴趣从俄罗斯文学到法国文学，英美文学，日本文学……从文学到历史，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我真正尝到开卷有益的乐趣，体味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含义。我捧读每一本书，想起旧时文人常用的一个绝妙好词：把玩。的确，当你无意中“捡”到一本好书，在迫不及待阅读前，能细细地将它“把玩”一番：书的开本，书的装帧，书的封面，以及书的作者，出版者…..都会令你感到是一种学问，一种探索，一种享受。
如果说，是命运和机遇让我接近书，获取许多课堂，社会未曾能得到的知识和乐趣，那么，引我去接近知识殿堂的引路人，更值得缅怀和纪念，那就是我许多师长中最难舍难忘的恩师：张治平院长和于宪宗老师。两位恩师都已经作古。本来，我在他们先后仙逝之际，应当写点什么，以寄哀肠，却因为懒笔，不知写什么好，常是怔怔呆坐，四周一片寂静。
后来，随着时间退役，俗务缠身，更难提笔。不过，两位师长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特别是一些细节，一些情节，那样生动，鲜活地在眼前出现。而他们的为人处世，他们的精神风貌已化为我灵魂深处的一幢砖经幡，我为之称幸和自豪。
我记得，当我留校跻身教工行列之后，每每遇到院长和于师时，我多会恭敬地鞠躬致意。这几乎成了下意识的隶属不是一般的谦虚恭敬，在日益少见应有的明礼诚信的环境中，我这发自衷心的敬意，是在因了他们两位给予我不仅是常规层面上的教育，授业和解惑，更是难有的精神和文化熏染和陶冶。而且，不独对我，对许多我的同窗，一批又一批有幸与两位尊师同处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感受。正是两位尊师以及其他诸如吴启钧师，李萃麟师，刘健师，朱明扬师等等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的老师们的人格操守和敬业奉献精神，才赋予外院以活力，以生气，以灵魂。我们在清冷寂寥的四堵墙内，不以方圆的狭小而自惭形秽，我们在日复一日的“三点一线”中，不以模式化的生活而形影相吊，哀叹清苦。我，至少是62级的同学们，真心诚意的敬重老院长和于宪宗师。而就我这个“特别活跃”的人，更有许多特殊的感受，可以也应当将心言胸臆传给后来的校友们。
张治平是一院之长，却儒雅的很，几乎集温良恭俭让于一身。他善待每一个教工，学生。他常深入课堂，食堂。他对任何迎面而来的人，多会颔首致意。他的衣服永远整洁得体。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周六，院长总要率众领导检查全院卫生。一个清洁客人的环境，才是安身立命，安心学习工作的所在。教育的理念不独存在于每一节课堂，每一场报告，教育的价值正是从每个角落，甚至一桌一椅，一树一木向人们显现展示。记得院长常常在节日文艺汇演前，拨冗到礼堂观看各单位，各年级的排练。一个身影，一次参与，一个微笑，都足以使人摆脱尊卑上下的枷锁。最难忘的是我与法籍专家让·米里拜耳在搞明代地方史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和难题，我们受到旧思想，旧规矩的许多禁锢和限制。然而，校长自始至终非常理解我们，支持我们。一次校园中不期而遇，老院长走近握着我的手，很深情的一板一眼说：陆栋同志，我代表学校感谢你，你在做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工作。要坚持下去。这位从马来西亚归国的，被誉为教育家的院长，平素甚少带感情地说话。这次我被深深感动了。我激动地转告让·米里拜耳，转告给关心支持我们研究法兰西学院院士，汉学家汪德迈等法国朋友。我们在老院长的真诚关心，支持下，一项与外语学院教学似乎无甚关联的明代地方管制的博士论文研究，经过六年的含辛茹苦，终于获得了成功。我有幸被巴黎第七大学邀请去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担任法国高等学校有史以来首位中方主考。论文获得最佳评语。让·米里拜耳因论文的价值和填补法国汉学研究的空白，而荣获为数不多的法国国家博士头衔。1985年法国政府为表彰我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贡献，授予我文化艺术十字骑士勋位和勋章。在此后的庆贺表扬中，我时时感受到这位老人的那双无力却十分温暖双手的巨大感应力。我深感以为具有远见卓识胸襟广阔的人，他的举手投足，他的言表情感具有何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这大概就是领导艺术的真谛吧。老院长还是一位爱书同道。记得有一年夏天，院长散步乘凉，穿着朴素的老式短袖衫，突然来到我家平房小屋，问我在读什么，有什么有意思的书。在简陋的我是兼会客室，书房的空间里，其乐融融的谈话无拘无束。谈话内容已不复记忆，只记得临别前，老院长特地向我借了好几本书，都是有关明清的笔记稗史和明史研究方面的。老院长十分重视图书馆工作，重视图书馆的利用情况。一所高等学校，图书馆就是它的基石它的根底，它的形象，它的未来。院长由爱书而及关心图书馆，所以常常在晚自习时，悄悄地巡查各阅览室，使值班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倍觉温暖亲切。
这就是一位教育家，高校领导人的风范和气度。我想起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政道”和“师道”的古训。古人说，为政之道在发政施仁，还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仁义暧昧，人际关爱难求的年代，在人欲，物欲横流，真善之地也躲在制造冷漠的时日，不更感到古人所言之精辟和确当吗？联想老院长不禁使人感慨系之，难平胸臆。可以讴歌老院长的事迹何止百千，我最深切的体会，是老院长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忠心。他是通过以身作则，去激发每一个为师者发一种良心的自觉，使之能自动自觉地去做一个合格的甚至优良的教师。在院长身上，绝难看到他把教育当做换一个“混饭”“赚钱”的手段或行当，从院长的一言一行中，丝毫没有功利主义的流露和痕迹，时时处处应验了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神圣”的意义，实为我们树起一个为政为学的楷模。因此，与这位瘦弱矮小的院领导相处，每每令人自省自惭，他的仁智胸怀使人不得不去仰视他，追随他。我忽然悟到了古时奉“天地君亲师”为吴尊的一些道理了 。
令我难忘的师长还有于宪宗老师。这是一个博学多才却又狷介不阿的人。他受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不公正的对待。能置非人性的遭遇不顾而继续追索美丽的任性的教学，这需要何等坚定的理想，信念的支撑。于师执教俄罗斯文学史，课时量很少，每月大约只有两次四节课。然而，由于他那充满爱心和爱人情感的吸引，同学们都早早去占领大教室的第一排作为，以便仔细聆听那带有浓重东北口音的情智并茂的讲课。我们常常沉浸到美妙的俄罗斯艺苑中去，我们至今还能背诵一些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是个，还能津津乐道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大小托尔斯泰做瓶中的故事情节，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巡回展览画派中的苏利可夫，列维坦，特别是列宾等的绘画，也正是通过讲师的引导，我们才有所了解和欣赏。我们从于师的课中享受到了如此丰满的精神大餐，以致对60年代饥荒而造成的困难和苦痛，几乎都很少受影响。我们能不以物质的缺乏而匮乏，不以精神的虚脱而虚脱，在人心昏乱陷溺的情境中，正是于师不辱使命地为创造纯正心灵而执着奋斗的结果。大学时的师生之情，后来发展演变成情深意切的同事之谊。我们经常互相串门，谈论文学，绘画，音乐和人性。我们当时虽很少涉及极左政治，但对摧残人性东西的痛觉，还是时时从他愤懑的语句语调中流露出来。后来，我们发现彼此都有喝一盅的小小嗜好，于是话题变为更为生动活泼而逸趣横生了。我记得当年促膝长谈之后，我会“亢奋”许多时日，现在回忆起来，这不正是于师在效法前代圣哲。弘道淑世的志节么？对尚处优质昏昧一如我辈来说，于是不正是王阳明所言的：“起向高楼撞晓钟”么？可惜的是，在我奉命要离开母校去从事专职民主党派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很少去和恩师聊天，也少了“把酒话桑麻”的机会，后来我再难有此人伦之乐，真是不胜怅惘痛惜。
于宪宗老师像是一座矿。他似有挖掘不尽的“财富”。我感到，在许许多多天赋才干中，最令人感叹的是他的情感，他的爱。他爱国，爱家，爱子女，爱学生；他爱书，爱文学，爱历史，爱音乐绘画，他还爱动物，爱花草…..举凡与生命，与思想，与感情有关的事物，他都竭诚以待，倾情为之。这必是一个有广播胸襟的仁者智者才可如此为的。坦率地讲，我们许多同学正是通过于师的课，通过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我们才领悟并去追求世上弥足珍贵的，最具力量的人的感情：爱和尊严。这种情感教人要重视人际相处关心的准则，它要求人在精神上要能体恤分担他人的痛苦，真是以爱和尊严为核心的人的情感，才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良好的精神互动，使人们在灵魂上相互沟通，也正是这种情感，可使人能够并积极去掌握人生的价值，树立自己乃至群体在内的人格价值观念，毁誉得失难动于衷，荣辱进退可以不计。历史社会于是而不断趋向协调和谐，世上众德也将源此而不竭如泉如涌。
我们几乎不相信已经恢复健康可以在校园散步的于师，会突然忍心抛下这个世界。他还是离开我们，离开这个曾令他爱恨交集，对他的深沉无私的敬爱却以更丰富的形态活在我们心底，留在所有受惠学生的心底。这是死亡所部能消磨吞噬的人类最可宝贵的生命与活力。于老师万年终于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安顿了自己的政治归宿，这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受于师“师道”的感染，在于师的支持，鼓励下，“文化大革命”恶魔一结束，学校“百课”待兴，我勇敢地提出为同学开设讲座。那是日本电影《望乡》风靡全球，收到文化禁锢十年之后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层的大加欢迎。我于是广泛收集资料，历时一月的准备，以“《望乡》——日本批判现实主义四场的宣扬”为题，向全院师生张贴海报开讲。一间大课堂，坐的满满，我记得正中偏后端坐着于师，他一如既往，脸上挂着隐隐的笑容，这是令人定心的一种鼓励，一种扶持，我在稍稍紧张之后，便将一月来积累如山溪般倾泻出来。讲座历时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得到全场热烈的掌声，我激动地都流出了眼泪。许多老师朋友都走过来和我握手。这一次成功的选择，增添了我的信心并从此奠定了我从教的基础，叫我如何不欢呼雀跃！
从某个意义上讲，我日后能编写教材，开设新课，撰写论文，都赖于宪宗等师，家还有我的妻子的鼓励，而十余年在图书馆的工作，也给予我不小的帮助，正应了“厚积薄发”这句老话。
难忘西外，更难忘教我育我的恩师们。虽然离开学校仅短短几年，每每返校时都能看到不少新的变化，新的面孔。但不论怎样，过去年月里那师生的严谨，同窗的友情，多姿多彩的文艺活动，甚至勤工俭学，下乡劳动的艰苦辛劳，都因没有矫饰，不曾虚度而留下充实的记忆，并融化成为我的生活一部分。
在母亲50华诞之际，我无力送去精美的礼物，只能将一束良知未泯，忠耿未减的情愫奉予。我企盼西外的校友们珍视在西外的美好岁月，并将此作对后来人的奋进动力。我衷心祈愿我的母校在面向21世纪，面向世界的征途中，勤奋严谨地向一切人类先进文明学习，并不断锻炼超越的思维和眼光，在团结，凝聚所有西外人的基础上，攀登教育殿堂，创造教学辉煌。
---摘自《西外撷英》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