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军电的日子里
我刚学会上网就看到几位西军电的同班同学活跃在西电上海同学会的网站上。对他们的大作我都一一拜读了。没想到个个意气风发，文采飞扬；故事生动，形象鲜活，读来倍感亲切。真是“虽到暮年人未老，文字激扬今尚存”，令我感佩不已！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火热的年代。在老同学的激励下，我也写几段所见所闻，就正于各位新老校友吧！
（一）一句问话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我从小生长在人民军队，父母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都是革命军人，使我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受到苏联军校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如：电影《阿廖沙锻炼性格》、小说《红肩章》等，使我一直非常向往军旅生活，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神气的军装，象父辈一样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没想到一个偶然的路遇竟然提前圆了我这个梦。
那是1960年的某天下午，我在通信兵部大院里去幼儿园接弟弟的路上，旁边一位叔叔突然问我：“你想上大学吗？”
我说：“想啊，不过我才上高二，明年高三毕业才能考呢！”
他说：“我们西安学院今年也招高二学生上大学。”
“真的？”
——这真是飞来的喜讯！不禁令人有点心动。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让我自己决定。我说：“本来我是想上哈军工的，今年通信学院招高二学生也挺好……”。父亲看我有点犹豫不决，就说：“女孩子要当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当文工团员，二是学医，三是学习通信专业。哈军工的通信专业教员还是我们通信学院调过去的，这边的专业力量比他们强！”于是，我打消了来年报考哈军工的念头下决心上了西军电。这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当兵在哪个军校上都一样。不久，我收到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通知：让我到学校去拿西军电的《录取通知书》。那年女附中被保送的共七人：跟我同班的有陈延生、詹志军(他们俩人都是我《新北京十一小学》的同学)、高劲草，周稚玲、周林哥（他们三人是育英小学的）和周××。
1960年7月22日被录取的同学在北京男八中集合，父亲亲自送我过来。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西军电的王赤军政委和周石夫副院长。他们是来看望新生的，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过来和我父亲握手才知道。然后我们集体乘火车奔赴西安从戎报国。就这样我到了西军电，“子承父业”当了一名通信兵。
时光荏苒，那位当年偶遇的叔叔，他的一句问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方向，可是至今我都不清楚他是谁，叫什么名字，真是很遗憾！
（二）初识军旅情
到西军电后我们被临时编入“北京二区队”，我们这些新学员受到了队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原预科的老学员也非常主动、热情、耐心地关照我们，使我们感到虽然离家千里却似宾至如归，心里暖暖的。当发放服装后，他们又告诉我们领章怎样缝，肩章怎么装，武装带如何扎……。我们穿上军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相。第一个礼拜天，大家成群结伙的到照相馆照相，单人的、集体的，真是好不热闹。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北京区队我们组的合影，因为在一起的时间短，组里的人名我已经记不全了，从左到右第一排第四人是陈铁鹰、第六人是周敏；第二排第一人是曹琳、第二人是高劲草，第五人是预科老学员；最后一排第一人是高世杰、第四人是于新民。
当兵后参加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活动是我们和原预科的老学员联欢，印象最深的是朱本延拉的手风琴曲《多瑙河之波》、《黑龙江的波涛》、《在满洲里的山丘上》，旋律优美动听，琴声悠扬，令人陶醉。（后来我听说她是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朱光之女）到重庆后她曾在我们班待过，1963年大调整时听说去了通信部的五台山工厂，以后去了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在西军电还有一道不得不说的风景线，那就是：每次新生区队全体集合时，总能看到保定四区队有个大个子迅速起身，风风火火地冲到队列前指挥大家唱歌，唱完一曲后再扯起洪亮的大嗓门“拉歌”，矛头直指毗邻区队。然后，各区队也开唱，此起彼伏象赛歌会一样，群情激昂、生气勃勃，全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四区队的特点是他一带头后面一个接一个、争先恐后地上来指挥，保定青年的勇敢和激情让我们大开眼界，其他省市来的同学只能是望尘莫及！这个带头人就是后来我们预科15班的同学韩运潞。
我们的军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一切都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生长在军队环境和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军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三）预科趣事
预科我被分配到15班，领导让我当了女生组长，副组长是上海来的汪琦，她身材高挑，性格文静、随和，皮肤白皙，相貌端庄、秀丽。我们俩工作上配合默契，经常一起散步谈心聊天，终成莫逆之交。其他成员有北京的白畹华，南京的周虹云、赵俊红，武汉的陶爱连、伍慧敏、彭婷婷、彭学芳、李素梅，上海的张碧清、陆中贞、邬雪芬、王玉华，保定的邬荣爱、邢坤联。大家生活在一起团结友爱、互相帮助，非常融洽，从来没有闹过什么矛盾。直至今日我们有机会相见时，仍然亲密有加、无话不谈。
在15班，我们女生组事事都不甘落后，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班里第一次紧急集合时，我们按要求顺利通过了，没有出任何纰漏。据说男同学那边出了不少“洋相”：有把裤子穿反的，有穿一只袜子的；有的把背包上插的鞋子跑掉了，还有的半路上背包散架了等等。当然，人生第一次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当全班到草滩农场劳动时，割麦子，翻红薯秧我们样样不示弱。说实在的，天气那么热，劳动时间那么长，我们这些女同胞从来没干过这样的农活。就说翻红薯秧吧，看起来轻松，只是蹲在地上一边锄草，一边将蔓生的红薯枝条翻到垄上。可一天蹲下来，这腿就不是自己的了，回到宿舍一个个躺在床上不能动。这时有人说，腿越疼越要揉，否则明天会更疼！于是大家起来互帮互助，从上到下为别人揉捏大腿小腿，房间里只听得笑声和“哎哟”声此起彼伏，那个滋味让人哭笑不得，此情此景至今回想起来还忍俊不禁。到后来有的同学，如周虹云实在疼的不能蹲了，干脆趴在地上爬着干活了。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都坚持到了最后。
回到学院开始正式上课了。女同学三三两两的被分到男生组去参加政治学习。和我同组的是上海的邬雪芬。当时有一些女同学很热情的做好人好事，帮男同学洗衣服、缝补东西。其实她们过去在家里也从来没做过，所以有时也闹一些笑话。上海姑娘王玉华就亲口告诉我她自己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她所在的组里有一个男同学的衣服破了，她坐在小板凳上一针一线非常认真地帮着修补，好不容易缝完了，她长吁一口气把衣服拎起来想自我欣赏一下，没想到却拎不起来，一看原来是把自己的裤子缝到人家的衣服上了，真是白费工夫！没办法只好返工重来啦！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苦渡难关。而军队受到国家的特别关怀，粮食定量比较高（军校学员每月每人42斤,最困难时为了支援地方降到37斤），这个定量要搁到现在，一般学生都是吃不了的。但那时因为油水少，不要说男同学，就连女同胞到后来一个个也成“大肚婆”了。刚到西军电时女同学饭量小，每顿还能把馒头匀给男同学，到后来有的人不仅能把20多公分长的三个大馒头吃掉，而且还要喝上三大碗稀饭。在52号楼政治学习时，只见她们等不到休息时间就一个个鱼贯而出、相视会心一笑，然后直奔“1号”（厕所）。
在许多老同学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西军电预科十五班和十八班的大合唱《祖国颂》，这首歌领唱部分的旋律特别抒情优美，合唱部分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我们两个班联合演出阵势挺大，可能有100多人。说实在的，当时决定让我和十八班的于新民领唱时，我是又高兴又紧张，但也真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们俩的音域不太匹配，于的声音很高，如果他唱的调合适了我就唱不上去，而我的高音唱舒服了他又下不来，没办法只好两将就：他要降一点，而我呢尽量高一些。最后的演出效果虽然还可以，但我唱到高音时，其实不是在唱而是在喊了。因为当时我只是喜欢唱歌，从来没有经过专门的声乐训练，不会用气息，高音的位置也不对，所以声音太白不好听（这个道理是我前两年在老年大学声乐班学习时才明白的）。尽管如此，《祖国颂》的合作演出使我有了两个收获：一是实现了我领唱《祖国颂》的愿望（我第一次听此歌时就特别喜欢这段旋律），二是使本人在预科有了点“知名度”，时至今日仍给大家留有记忆，真乃大幸也！
我们在西军电时学院里曾组织过一次文艺汇演，各班都很重视，节目也不少。56班杨文娟她们表演的女声二重唱“洪湖水浪打浪”，唱得气息流畅，声音柔美、圆润，两个声部非常和谐好听，给我印象很深（杨文娟文革后任江西省电子厅副厅长）。还有一个诗朗诵，不知是哪个班的，中间每小段的开头都是这么一句：日子过的快啊！时间前进忙……，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过后，还经常有人时不时冒出这么一句逗大家乐乐。
院里还请过地方上的剧团在大操场露天舞台演出，是我从来没看过的剧种，一个男演员在台上表演地很投入，他的声音高亢激昂，震耳欲聋，真让人吃不消，我心想：这是什么呀！鬼哭狼嚎似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秦腔，是三秦大地上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艺术。可惜我们欣赏不了，还乱加评断。真是孤陋寡闻了。
我在预科15班除了文娱方面教大家唱唱歌，排点小节目外，也经常参加出板报，但不是抄抄写写，而是画画，美化版面：画个报头、花边什么的。一起出板报的还有施良驹、陈铁鹰等。
(四)艰苦朴素展览会
我们上预科不久，因为都是刚离开家，父母比较惦记，所以有不少学员家中寄来包裹。我妈妈也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个挺重的包。我打开一看都是好吃的：有一听猪肉罐头（军用品）、一只板鸭，还有一些小国光苹果。我很开心，但怕群众影响不好，就悄悄地和几个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了（因为我从小过惯了集体生活，有什么都是朋友一起享用，从不吃独食）。现在想想挺好笑的，那生板鸭不知是怎么吃的？又没地方烧，难道生吃了不成！现在也说不清楚了。这些食品后来我才知道，罐头是公家配给父亲的一点有限的营养品，板鸭是江西老家带来的，小苹果是父亲单位设法搞来按级别分的。他们舍不得吃给我捎来了。
有一天，班里集合统一去参观，地点记不清楚了，好象是教学大楼西边一间不大的房间。等我们到达时已是一屋子人了。我们排着队从右边鱼贯而入。当我走到最里面左边拐弯处，发现墙上有一幅画，画着个大胖鸭子（烤鸭模样），其他还画了什么我就没注意了。讲解员在不点名的解说。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在批评我呀！顿时心里非常恼火。
回到宿舍，我又委屈、又生气，马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发了一通牢骚。父亲很快就回信了，他写道：“…给你带食品是你妈妈的母爱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没有注意群众影响，使你受了批评，我已告诉你妈妈以后不要再带了。你不要怕批评，对待批评应持正确态度，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预科举办这样的展览会是很好的，对于你们年轻人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艰苦朴素作风是很必要的……”父亲的教诲使我的心情平和了许多，我不再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了。
迁址重庆后的精彩生活
（五）千里大搬家
1962年2月西军电六系、七系搬到重庆成立“雷达学院”。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的闷罐子车集体出行，大家都感到非常新鲜、好奇。这种车好象一个长方形大盒子，只在车壁高处有两个小窗可以透气。上车后，大家把背包就地放下，找个自认为舒适的姿势坐着、靠着或躺着。火车行进时大门一关，哈！这就是我们的天地啦！大家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有的睡觉、有的说笑，真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当到一个大站时，就会把车门拉开让大家透透气、活动活动，像放风似的，同学们都纷纷下车，有的去“唱歌”（就是“方便”——这是校友们聚会时我刚学到的老词新解），还有的找个水龙头冲冲洗洗、打理一下自己。到吃饭时间会有人给我们发馒头、咸菜，军用水壶中早就灌满了开水，所以喝水是不成问题的。停车时间不定，当听到一声招呼：开车了！大家又急急忙忙爬上车（车厢很高），然后，在火车头的浓烟和长鸣中继续前进。我记得有一个站停的时间特长，老也等不到那声“招呼”，可又不敢走远，万一被拉下了怎么办？这种等待让人心神不宁（听说有胆大的男同学跑到站外去溜达了一圈儿）。我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说：广元。这是入川的必经之地。
部队在离重庆60里的地方下了车，然后大家背起背包徒步行军到学院。我们女生组总是排在全班队列的最后面。由于兴奋大家一边走一边小声的说笑。在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有一些村民和儿童在路边“夹道欢迎”。小孩儿们拍着手一遍遍地念着：“解放军，慢慢走，我是你的好朋友！”（用四川话加上它特有的拖腔说起来就像唱歌一样，非常悦耳！）听到这稚气未脱、声声人耳的“迎宾词”大家都乐了。有一个小女孩亮亮的大眼睛，尖尖的小下巴，站在前面念得特别起劲，
我说：“你们看！四川女孩儿长得多漂亮！，长大一定是个小美人。”
陶爱莲说：“她们脸色不太好，黄黄的，缺营养吧！”
“是不是因为长期见不着太阳？不是说雾重庆嘛！”——这是我的猜测道。
白畹华笑道：“嗯，可能的！”
“……”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聊着，也不觉得累了。这些村民的友善表现，不禁使我想起形势教育时，曾说重庆是蒋介石的老巢、是他的模范区。没想到还有对解放军这么友好的老百姓，果然是人心向背啊！
都说重庆是山城，这次我们可算是真正地领教了。部队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坡，走得我们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女同学还是没有掉队的，大家咬紧牙关紧跟着大部队一直走到林园——雷达学院的驻地。
（六）林园印象
刚到林园就听说这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大家都想开开眼界，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到处走走看看。林园绿树成荫、景致秀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塔松，墨绿色的树身挺立着，高高的树顶尖尖的，底部几乎贴地，真像一座座宝塔整齐的耸立在路的两边。还有宋美龄的跳舞厅、中正楼和马歇尔楼以及1946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和蒋介石晤谈用过的石桌石凳。我还拾阶而下走了一趟下面的山洞，它不算太大，但走进去有漆黑的一段,是有点吓人。还有一座林森墓很大，修得挺讲究（林森曾任国民党代主席）。
教学区的校舍还可以，工字形的教学楼，前面是大操场，后面是室内体育馆。它的右边是个老式的礼堂，里面有许多大柱子档住了一部分座位上的视线，座位就是公园里常见的那种木条靠背长椅，前面是一个舞台，后来有不少军内外的文艺团体都在这里演出过。在横穿学院的公路边是我们的生活区，但也有一些教室夹在其中，我们的大教室就在更高的半山坡上。学员宿舍很简陋，全是小平房，看起来很单薄。这里用水极不方便，每栋平房的头前就一个公用水龙头。厕所也在另外的地方。最要命的是门前都有一条水沟，因为我们刚到，出了宿舍门下一个台阶总也记不住还要跨一个水沟，特别是晚上，一不留神就踩进沟里摔个老跤，真不知害了多少人呐！（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人摔倒了）。
（七）生活一瞥
女生的天性就是爱干净，刚到宿舍就清理柜子、收拾床铺，然后就去洗洗涮涮。这时很多人发现脸上手上奇痒，有许多小红点，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出疹子，还是过敏？大家正不知所措时，有细心的人发现了“罪魁祸首”，原来是一种很小很小的黑色飞虫作祟，与蚊子一样专吸人血。因为它小，大家没有提防。后来不知是谁给它起了个生动形象的名字叫重庆二号，俗称“小咬”，它叮起人来绝不亚于一号（蚊子）。
人说重庆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它的天气不是细雨绵绵就是阴沉沉、灰蒙蒙的总也见不到太阳。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人非常不适应。它冬天寒冷潮湿，晚上的被窝总感到是冰凉凉湿漉漉的，令人难以入睡。后来1603班的孙维安教了我一个办法：用毛巾被垫在被子里面睡，这招果然灵，问题迎刃而解。而夏天就像梅雨天，闷热潮湿，让人透不过气来，身上老是粘糊糊的很不舒服。为了解暑我曾一气儿买了二十几根冰棍，吃了十几根，其余的化冰水喝了（那时，服务社的红果冰棍是5分钱一根）。宿舍里的东西总有股霉味，有人戏称：连人都要发霉了。这让我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四川民歌了。这时的我们对“出太阳”的欣喜和企盼一点儿也不亚于重庆的老乡们。在少有的晴天里，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洗东西、晒被子、凉衣服……，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恨不得把自己也晒上个三两天才过隐呢！
重庆的伙食要比西安好，中、晚餐的菜都是荤素搭配。我记得常吃的有羊角菜炒肉片（因为过去从未听说过羊角菜，经介绍才知道它是榨菜的前身，由于摸样像小羊犄角而得名。）鸡肉（当时我感到奇怪，是不是重庆的鸡便宜啊？）素菜主要是牛皮菜（它有宽大厚实的叶片）和空心菜。有的同学不喜欢吃牛皮菜，而我倒很能接受，可能是因为我偏爱绿叶蔬菜的缘故吧。
记得有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在一系食堂会餐，张雁寄政委等领导来给大家敬酒。不知是谁鼓捣着让我去回敬他们。我傻乎乎地倒了一满碗白酒端到张政委面前说了几句贺词，就像喝白开水似的一饮而尽。回到桌上还没吃多少饭菜酒劲儿就上来了，脑袋发晕脸通红，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当我回到宿舍，还没来得及躺下就吐了个一塌糊涂。然后昏昏沉沉睡到第二天。这使我无意中体会了一把“醉酒”的滋味，那可真不好受啊！
文革开始我刚接触3611班的同学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人不叫贾君名字而称呼他“大尉”。我很奇怪：“他不是学员吗？怎么会是大尉军衔呢？！”他们笑着说：“此‘大胃’非彼‘大尉’也！”然后告诉我贾君这个名字的来历：那是1963年他们刚从西军电过来时，男同学们一个个能吃能喝，经常进行一项特殊的比赛——吃馒头。有一天，贾君、陈传宝、李汉书三人又拉开架势比赛了，四周围着加油的和凑热闹的同学们。他们在中间一边是馒头筐，一边是咸菜盆，手忙嘴不停地加速吃着二两一个的大馒头，直到吃不动为止。最后的比赛结果是：第一名李汉书吃了13个馒头，第二名贾君吃了12个，陈传宝吃了11个（年轻的校友们，你们看到这个“战绩”一定是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吧！）。一个馒头之差使贾君“屈居”第二，尽管如此他还是得了这个尊称叫“大胃”，（不知道的人因为大尉的谐音，就很容易闹笑话）。从此，他们班的同学们不分男女都这么亲切地叫他，贾君乐呵呵地欣然接受，以后这就成了他的常用名了。
(八)恰同学青年
我们1611班是两个班合并的，但却感觉不到学员之间有什么隔阂，同学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也从来没听说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指导员邓宗舜工作方法比较温和，与学员们相处的也比较好，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我们女生组有六个人，虽然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意思是说女人心眼小，无原则纠纷多），可我们组的六个女同学这么多年来直到分手（包括“文革”中持不同观点）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除了孙仁兴因为有病才从1601到我们班上来以外，其他五人都是预科十五班的。下面我对年轻时的同窗们进行简单的写真：
组长陶爱莲（自1963年我向陈主任请辞后直到毕业都是她当组长），武汉人，性格内向，她温和而不张扬，是温良恭俭让的典范，也是我们组入党最早的人；白畹华是北京人、满族。她曾告诉我，她名字中的畹字是“十三亩地”的意思。她为人朴实厚道，不善言辞，学习、工作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伍慧敏和陶爱莲是同乡，家境贫寒，学习认真刻苦、很有毅力，平时沉默寡言、喜欢独处；邬雪芬是上海人，个子不高，行动利索，很会管理自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小四川孙仁兴，性格比较活泼，爱说爱笑，满口的四川腔常常逗的大家开心，团小组长的工作干的很认真。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不黏糊也不疏远，有事大家干、有问题一起解决，互相之间有看法会上说，从不家长里短、搬弄是非。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接触过的男同学很有限。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军校里的男女生还是有点“授受不亲”。主要是怕出事情，我记得学院里还曾有过三人行的规定，即：到图书馆或其他地方，必须三个人以上才可以去，后来因为遭到大家的反对，执行起来也有困难，所以就不了了之了。但和男生也并非完全没有来往。只是记忆非常零散破碎，在这里也只能记下个星星点点吧。
陈铁鹰是绍宽、良驹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球痞”，篮球打得不错，我也曾偶尔看过他们球队练球，他在场上非常灵活跟泥鳅一样钻来钻去。我之所以跟他比较熟悉，原因有二：(一)大家都是从北京参军入学到西军电的，在北京二区队又是一个组，然后同时被分到预科十五班，后来又都在1611班学习。(二)都是干部子女，在一起说话比较随便，不用担心有“影响”问题。每次班里出壁报时，常常是我画报头和花边（水彩画法），陈铁鹰写字，配合的比较好。我想他可能学过书法和中国画，因为他曾告诉我中国画的松针叶如何画（那时我对书法和中国画一无所知）。
某年春节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因为棉罩衣洗了不干，正发愁第二天没穿的，有人建议我到系值班室的火盆那儿去烤干。好主意！我拿着衣服就去了。进门就看到陈铁鹰，好像还有邓指导员、杨德等人在烤火聊天，还买了好多核桃、花生，糖果、橘子等边吃边守夜。他们把核桃放到火盆里烧着吃，味道很特别，有点像花生米但比它更香。我烤衣服到11点左右就撑不住了，陈铁鹰说：“瞧你困的！我来帮你烤，你去睡觉吧！”因为平常大家都很熟悉，我也就没有推辞。第二天，当他把干衣服送给我时，我才知道他一直烤到凌晨三点多。我内心觉得很过意不去，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倒不以为然的笑笑转身就走了。这件事令我非常感动。
当3611班刚并过来时，在上自习的小教室我曾和徐正伟是同桌。他学习不错，虽然看起来还有些稚气，但抬手投足之间都透出了上海人那特有的聪明和灵性。正伟的乒乓球也打得好，我曾想拜他为师学打乒乓球，他也认真、耐心地教我怎样握拍，怎样使用腰力和大臂抽球，可惜我不是这块料，一点悟性都没有，最后也只好作罢。
1963年我最亲的大妹妹病故，而家里因为怕影响我学习，竟然一直没有告诉我。直到后事处理完了，父亲才来信说起此事，我一时难以接受，悲痛之极！可是我又不想让领导和同学们知道，情绪上还要表现得若无其事，内心真是很痛苦，看着妹妹的照片我忍不住在背面写了几句话：
十九年，昙花现，
薄命女儿赴黄泉。
为党为民无所献，
空往人间。
后来被徐正伟看到了，他对我说：“你这样写…有点……”虽然话没说完，我知道他有不同想法，就直率地说：他还不满十九岁，还在学校读书没有工作就去世了，可不是空往人间吗！他没有再继续说什么，我想他应理解我，，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啊！
有一年假期结束由京返渝时，碰巧和徐正伟在一个卧铺车厢，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却挺会关心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我说的一句话：睡觉一定要把脚盖好，脚一着凉会得病的。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奇怪，很多女同胞夏天光脚穿凉鞋，下雨天也不例外；在农村光脚泡在水里犁田插秧，没听说由此染病的，真有这么大的关系吗？当时并不理解。现在看到满大街的足疗保健才知道此言不谬。
郑荣刚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学员之一，他的体操、游泳都很棒。在花溪河游泳训练时，他是辅导员。不过我游泳一直没有长进是因为学不会换气，而学不会换气的原因就是怕喝水，总觉得水太脏难以张口。有一天，我看郑荣刚拿着相机在给同学们照相，顺便也给我和伍慧敏拍了两张，现在就成了珍贵的纪念照了。我最后的游泳考核好像是在刘绍宽的“保驾”下游过了花溪河50米的河面才算通过的。
有一天，我们班在大草棚的饭堂里开会，当班主任、指导员讲完话后，不知为什么大家还在那里等待。不少人都开始不耐烦了，有的人在那里昏昏欲睡。这时郑荣刚上去在麦克风前用口哨吹起了印度尼西亚民歌“划船歌”，我不由得一怔，太好听了！本来这歌的旋律就优美动人，加上他的口哨声清脆、悠扬，沁人心脾，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绝招！
刘绍宽是四组组长。有一次在班部我们准备出壁报时，他进来了，我和他随便聊了几句，他说：你名字的《琳》字好象外国人用得比较多。我说：“那都是翻译的，什么卡捷琳娜……，我的名字是我爸爸起的，因为我妈妈姓林，我又是个女孩子，所以要加一个提玉旁。在字典里《琳》是美玉的意思。”我一面给他解释名字的来历，一面心想：他真是个爱动脑子又好奇的人！怎么会想起问这样一个问题呢？
还有些同学，如：在一个隔离桌上吃饭的杨德，常在一起讨论学习问题的张如国，还有名字很有意思的余思陆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九）多彩的文娱活动
重庆学院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而且多样化。除了经常在大操场放映电影外，还时有专业文艺团体和兄弟院校来演出，院里还组织了业余演出队排练各类节目，或者要求各系各班级出节目，然后组织一台台大型文艺晚会，活跃学院的生活。
我印象最深的专业文艺团体演出有两次，一次重庆市话剧团演的曹禺的话剧《雷雨》，在学院连演了三场，有的同学看的着迷了场场不落。还有一次好象是中央慰问团到基层部队慰问，在我们学院也演出了一场，最难忘的就是原中央乐团中国第一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唱的那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音色甜美、音质纯净，吐字清晰，音域宽广流畅、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她声情并茂使人痴迷陶醉，我当时就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觉，真是太享受了。
山下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演出队也曾来院表演过歌舞和话剧“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演技和舞蹈水平都很高，和专业文艺团体差不多了。
我们院的业余演出队平时怎么排练我不太清楚。因为让我去报幕，所以只是到开晚会了或要到院外巡回演出时，我才临时去参加。演出队的节目还是很丰富的：有大合唱、小合唱、女声独唱（易延娃），山东快书、天津快板（郝树田），舞蹈（好像是新疆舞）。还有兵味儿浓浓的对口词等等不一而足，水平也挺高，到兄弟院校演出也很受欢迎。
我们1611班也排过一些节目，演出以后反映也不错。
第一个是大型“雕塑剧”，它的形式和情景类似《东方红》的开场，有音乐、造型并配有朗诵词。别的都记不清了，但老浦东王富祥扮的美国佬，戴顶高高的礼帽、拿着个大烟斗欺压中国劳工的形象还历历在目。伴奏好象是武汉的叶长发拉的二胡曲“江河水”，在那悲凉凄苦的音乐声中我和另一个男同学开始朗诵。
第二个节目是女生组全体参加的西藏舞“毛主席的光辉”。这是一个赶鸭子上架的节目。因为我们六个人谁也不会跳舞，有的人，如：陶爱莲、白畹华等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跳舞。但组里决定了，就硬着头皮上吧！我们请了二系的蒋雅萍来教舞蹈动作，大家学的很认真，平时练的也很刻苦。最后在花溪河游泳训练结束时，我们装扮成西藏姑娘、穿上了漂亮的藏服在晚上的露天联欢会上顺利地表演成功。
第三个是我用了不到二天的时间将《解放军文艺》上的一个中篇剧本，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改编成一个独幕剧，它是表现越南人在美军蹂躏下的苦难。在我们班的晚会上出演时，演到小四川扮的越南小孩儿被打死的地方，我抱着她竟然真的落泪了。
第四个节目是四清回来后演出的“选代表”，班上五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王祚玖、陶爱莲演父、母亲，王祖年和我扮儿子、儿媳妇，孙仁兴扮小妹。这个节目的形式有点像“三句半”，加上四川人特有的幽默和诙谐，我们又全部用刚刚学会的四川方言来演，因此在礼堂向全院汇报演出时，多处引发全场哄堂大笑，很有喜剧效果。
（十）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10月我们乘着军用大卡车到綦江去参加“四清”运动。綦江“四清”工作团下分两个工作队，一个在东溪公社，我们一行人被分到郭扶公社，我和邬雪芬又到了下面的农民大队。
我们工作组有八个人，其余六人都是地方上的。组长的政策水平比较高，所以在整个“四清”过程中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现象。
我所在的生产小队位于一个大山坡下的坝子上，长长的石阶通上去好象看不到尽头，据说翻过这座高山就到贵洲了。这个队大概有七、八户人家，三十几口人。因为所有队员都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开始我被安排住在一个老大爷家，他的女儿们对我非常亲热。整天“曹娘娘”（姑姑的意思）长，“曹娘娘”短的叫个不停。我找了几个女孩子教她们唱歌并跳“毛主席的光辉”（这是我唯一会跳的舞蹈）。从她们发亮的眼睛里我读到了她们的兴奋和惊喜。后来组里通知我搬家，住家户的姑娘们恋恋不舍，我也感到莫名其妙：住得好好的，搬什么家呀?！有一个组员悄悄告诉我说：这家的老头曾当过土匪，这里是山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当过土匪。为了安全才让你搬的，你先住到谷仓上层，等物色到合适人家再说。后来我就住到有两个儿子的一户贫农老妈妈家中了。
我们白天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这里有旱地也有水田；晚上召开社员大会让干部“洗澡下楼”。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干部能有多少经济问题？最多也就是工作中的一些方法态度问题，然后就是学习文件、宣传政策。这样的会经常开的很晚，社员们大多没文化，白天干了一天活实在熬不住了，有的打瞌睡，有的就溜号了。散会后，在漆黑的天幕下，我拿着手电筒独自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四周静悄悄的，心中不免略过一丝恐惧，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自语道：“我是解放军，怕什么！”
春节快到了，在高处（还远不到山顶）的大队部开了一次全体社员大会，天气非常冷，上山的石阶两旁都是雪。我和那几个熟悉的小姑娘坐在一起，我穿着毛衣毛裤、棉衣棉大衣还冷得心中发颤，而她们穿得非常单薄，就是单衣单裤、光脚穿双布鞋，有的干脆打赤脚。在他们的手中都提着个“火笼”（就是在竹编的小篮子里放一个生着碳火的小瓦盆），放在两腿之间取暖。我问她们：“穿这么少，不冷吗？”她们笑着摇摇头，说：“习惯了。曹娘娘你冷吗？”我豪不掩饰地说：“冷！我穿这么多还冷地要命，你们这里太冷了！” “给你！”一个女孩儿立即慷慨地把“火笼”递给我，这瞬间的温暖直击我的心魄！这份真诚、淳朴和善良使我……，当时的心情不是感动两字所能包容的。我马上推回给她：“谢谢！谢谢你！”
有一天早上，听说新上任的生产队长的小孩拉肚子，我到他家去看后觉得像是痢疾，让他快带孩子看病去。到中午我再去时，他老婆在门口捣苕（当地把红薯叫红苕并作为主食，做饭前将许多红苕放入木桶里，用一柄粗木棍上下捣来捣去地清洗），我问她：“孩子怎么样了?”她说：“死了！” “啊？怎么这么快！”我大吃一惊，看到她悲伤的样子我无言以对，心里酸酸的。可怜的孩子！可怜的母亲啊！
晚上，队长突然来找我（这时我还住在谷仓，和队长在一个院内）说他堂客（老婆）病了，我急忙赶到他家，看她痛苦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因为白天她孩子刚死，我怕她也有什么不测，立即当机立断送她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
这个女人有一米六几的个头，胖胖的身躯，大约有一百二、三十斤重吧！她走不了路，只好用滑竿抬着去。（滑竿是一种用两根粗粗的竹竿中间固定上一个竹椅，人坐在上面前后两个人抬着行走的代步工具。）队长在后面，我在前边抬。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我那时怎么将它抬上肩的。农民大队到郭扶公社是八里山路，我咬紧牙关一路前行，天黑路滑下坡很难走，几次都差点摔倒。在一个左拐弯的地方，我不小心踩空了一下子掉到坡边上，滑竿落到地上。“哎呀！”病人大叫一声，吓得我急忙爬上来，也顾不得查查自己伤没伤，赶紧看病人情况，还好没什么大事，就是震疼了，吓着了。我好言安慰了她一会儿，然后继续赶路，最终我们平安地到达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让她住院观察治疗几天。这时已经很晚了（也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我汗透衣背差不多要虚脱了，但心里很高兴：总算没有误事！
“四清”工作队一般会定期集中，让我们休整休整，聚聚餐补充一点营养。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趣事，交流交流在四清点上的经验；还有人会弄点水洗洗头，换换衣服、烫烫虱子……。我们班的姚副主任在公社的队部工作，他好象有胃病。在政治上姚副主任对我非常关心。不知为什么“四清”工作还没结束他就被转业了。我记得“四清”工作团也集中了一次，张雁寄政委作总结，赵国柳还是分团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并在大会上作报告。中午吃饭时大家猛餐一顿，不管多肥的肉，多油腻的菜全吃得盆光碗净。那真是腹内油水空空了。
1966年4月下旬我们返回学院，再见面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四清”的半年中，在同样艰苦的环境下，女同学大多胖呼呼的，而男同学一个个却瘦叽叽的。究其原因，都说：红苕滋养女人，是真的吗？！
2007年9月24日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