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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课程开创二十五年

■ 肖子健

作者简介：肖子健，1931年出生，重庆市人，教授。曾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理论研究班（三年）。1951年由清华大学参军我校，历任数学教员、宣传干事、政治理论教员、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社会科学系主任、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主参编出版有关《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史》、《现代西方哲学》、《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等著作十余部。1993年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政府津贴。1997年退休。

我在本校从事教师工作己有50多年了，但最有意义的还是在后25年，特别是为开创自然辩证法课而奋斗的那些日子。

1951年我从清华大学响应抗美援朝参军到我校，不久即调任教员，先是担任数学教员、宣传干事，1956年调到哲学教授会，1956-1959年派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班进修哲学，回校后长期任哲学教研室教员。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六、七年，军事院校的马列理论教育，在“突出政治”思想指导下，表面轰轰烈烈，理论与形势任务教育并重，实际上以配合政治运动为主的专题教育压倒一切。我所任的哲学课，长期未离毛主席三篇哲学著作，而且学习目的也只在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服务当前政治运动。三门课中的另两门“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其支离破碎和哲学课也差不多。此期间还有学校内部的整风斗争，政教室成了矛盾的焦点，上下折腾，搞得人心惶惶，何问业务？政治是突出了，学科建设却没有建树；50年代学习苏联的一套马列理论课系统被“破”掉，但新的教学体系并未见“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也实行了拨乱返正，学科内容、教学思想、教学制度逐步走向正途。1978年全国重新启动研究生教育，我校也随之起步。在课程方面，国家教委统一规定理工农医硕士生以自然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位课(80-120学时)。过去我校从未开过这门课，领导认为需要由原有较好科学技术知识基础的哲学教师来开拓新任务，于是担子落到我和另外两位原我校工科专业学生的青年教师顾民和汪向阳身上，组成教学组，从此开始了我后半生20多年虽较艰辛，但却是没有“折腾”的、心情舒畅的教学生活。

这门课程一开始就有些特别：它的业务领导，从国家来说，主要不在政教司而在社科研究司；从省上说，主要不在教育局的政教处而在科研（学位）处；在我校也是研究生处(部)管得多，教务处管得少。而且课程一开始只有教学目的要求，却无统一教学大纲。因此，一开始各大学完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强烈感到，在这里存在老三门课所没有的某种学术自由和创造空间，虽有困难却更充满创新的机遇。

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哲学经典著作学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但也只是通读了一本书，没有人告诉过我自然辩证法作为课程，作为学科（哲学的二级学科）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在所有马恩著作中也很奇特。就学历言，恩格斯只是高中毕业，后来完全是自学成才，他晚年写这本书，自称是花了8年的自然科学“脱毛”过程，然后才动笔的。它其实是恩格斯晚年，因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二、三卷所中断，而终未完成的一部计划中的大著作。它留下的半成品和札记手稿只是在恩格斯逝世后30年，1925年才被苏联学者汇集出版公诸于世。它极少意识形态内容，它讲的是自然史、科学史、自然观、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对当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争论的看法，以及科学家们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经验教训，他力图把黑格尔“头足颠倒”的辩证法规律，用自然科学成果把它再颠倒过来，作为世界本来的规律，作为科学家的科学认识工具等等。巨大素材之中，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点石成金的光辉。面对这本书层出不穷的精彩思想内容，我在当年学习时就曾为之惊叹和深受震撼。因此，我预感到这些思想内容，对于科学世界观尚待建立，却由于文革中的错误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巨大迷惑的学生来说，会是多么好的及时雨啊!

在正式开课前，顾民先在本科进修生中进行了自然辩证法讲座的试点，内容只是根据恩格斯书中局部思想内容，由于顾民本人的确学有心得，加上较好的口才，一炮打响，博得了学员的喝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1979年，七八、七九届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开课，学生每届只有10余人或20余人，给了120学时跨两学期，没有教材，教师只好结合实际讲原著，学生读原著。巨大困难也随之而来：一是如何真正联系好实际，体现时代性。恩格斯的书写于19世纪下半叶，距今己100年，书中所说的证明辩证法胜利的“最新”自然科学（即19世纪中叶三大自然科学发现），在经过两次科学技术革命之后早已成了今日的科学常识。如果停留在本本上，最多也是19世纪的自然辩证法而不是20世纪的自然辩证法。我们不妨设想，要是恩格斯今天来写自然辩证法，他会写进什么新内容，又会说些什么新话。当一旦认真对待这件事，我们马上就感到知识贫乏，有若面临一个巨大的峡谷。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教条地、僵死地教书，很可能不久就会被抱着合理期望的学生所厌弃。再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读书又跳出书本，准确把握自然辩证法作为学科的学科体系，从而制定实际的教学体系，并给学生相应的教材。国家教委拿不出很确定的教学大纲，与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尚未解决有很大关系，它也期待教学实践第一线的教师们自己来解决。

我们马上明白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并不在埋头写讲稿，而在于边干边学，学习学习再学习，以恩格斯那种“脱毛”式精神学习。顾民、汪向阳两人转行新来，还亟需补哲学等马列基础，由于初期研究生人数少，每届亦只一个班，这样前六、七年全部由我包干，让他们脱产多次在省内外进修。他们学习进步很快，不久都能胜任分班通讲，适应了后来学生人数激增的需要。

其实在整个20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都相当重视知识的更新，不敢稍有懈怠。以我来说，大概也花了10年功夫，边干边学，才基本上实现我的“脱毛”过程。我自学了大学现代物理、自然科学史、数学史、黑格尔《自然哲学》和《逻辑学》，学习与自然观密切相关的现代数理化天地生的知识，从相对论、量子论到遗传基因论，从基本粒子论到板块学说，学习接近哲学层面的40年代的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60年代的新四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我们除了年年要参加专业学会的各种讲习会、学术研讨会外，还充分利用我校多学科的便利条件，全程旁听了我校研究生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模糊数学》，本科生的《信息论基础》和《系统工程》等课程。我们三人还参加了我校刚引进的并首先为校系领导举办的《微处理器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学习班。1992年汪向阳还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年，研究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其成果《历史杠杆一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科技思想研究》1996年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导师黄顺基教授评价为“对资本论研究一个尚未被人们注意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我们教学工作能较快打开局面还借助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四人帮”一倒台，于光远、钱学森、龚育之等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所领导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就重新崛起，开展了弘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丰富学术活动，团结科技界推进四化事业。全国自然辩证法课的教师都成了它当然的会员和方面军。研究会一贯把配合大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作为它的基本任务，各省的学会活动也很活跃。陕西的研究会理事长就是省教育局的领导人，在组织协调推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活动，诸如教师培训、教材编写、经验交流方面，简直成了自然辩证法教师的校外“家园”。我们深深地受益于这种通过学会活动指导教学的工作方式。

1980年，全国高校大协作推出了第一本教材《自然辩证法讲义》，虽然它比较粗糙、庞杂，像一个群众运动的产物，但总算有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基础，即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的三大板块教学体系。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1981年我们编出自己的讲义大纲，其主要特点是史论结合：（一）科学史·科学观（二）自然史·自然观（三）方法论史·科学方法论。史论结合的最大好处是使“论”的部分更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说服力，当然难度也更大。当时科技通史书籍奇缺，出版物只有文革前翻译的两三种材料堆砌的老本子，国人写的更没有。只得自己动手，在大量分学科的资料中淘金，遵循恩格斯的大科学史观（科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哲学互动）重新组合。作为自然辩证法课程的一部分，我把它精炼为8万余字的《自然科学发展简史》。由于创意新、内容精悍、脉络清晰、可读性又好，这个讲义很快在我省省市党校系统、科委科协系统内传开，1983年我以《自然科学史》题目入选我省科委组织的科技讲师团，到各地科技干部学习班巡回讲课，也扩大了我校影响。1985年《自然科学发展简史》由我校刚成立的出版社出版。以后由于课时的压缩，科学史内容从教学内容中剥离出来，演变为本科生的选修课。作为独立课程后，又亟需内容翔实的教材，同时也鉴于社会的需要，我和汪向阳、顾民遂将科学史延伸为科学技术史，增加内容特别是加大现代科学技术的份量，写成23万字的《简明科学技术史》，1987年仍由我校出版社出版，后来屡为省内外一些学校选作教材。我们还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积极参加推动了我省科技史学会的创立。科学技术史的教学竟然引出了这么多社会效益，也可说是从自然辩证法教学中派生出的未曾料想到的重大收获。

经过这些持续努力，也是依靠自然辩证法教学体系本身的知识密集性、新颖性和思想性，课程实施后赢得了学员的普遍好评，长期在总体上保持着较高的满意度。在教学中，作为常规性作业，我们要求学员收集资料，整理自己从事的专业的发展史：根据自己科研（教学）的经历，总结科学方法、思想方法上的经验教训。引导学员的学习，密切同自己的专业、同自己的思想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同时，我们也通过学生作业，进一步熟悉学生的专业内容和特点，学生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使教学内容更能结合学员的实际，更能把话说到学员的心坎上，构成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我作为教师，讲过多种类型政治理论课，但没有哪一类课，能像自然辩证法那样令我总是感到充实和自信，而又让学员总是感到喜欢和兴奋。学员普遍的反映是：他们不但认为所学内容大开眼界，沟通了以往所学知识而感到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帮他们打开了通向知识海洋的大门，而且还清除了原来对政治理论课的偏见和成见，感到不能不另眼相看。学生觉得科学方法论不但填补了他们知识的空缺，是送来了及时雨，甚至感到相见恨晚，还能进一步反思到要作一个好的科技工作者，首先要作一个恩格斯提倡的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中华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他的精英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辩证）思维。这表明，自然辩证法课程教育能够达到帮助青年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把握辩证唯物世界观方法论的最高教学目的。这种扎根于理性认识和实践上的“信仰”，将是难以动摇的。

教材是课程建设的落实，在教材建设上，我们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系列成果。我参加的最重要的学科教材建设活动，是国家教委社科研究司主持的新教材编写。为替代1980年版《自然辩证法讲义》，1988年社科研究司在全国约请关士续（哈工大）等10位教师在北京按新教学大纲编写新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农医类通用）。西安地区有西北大学申仲英和我参加编写组。我们提出的自然系统论思路、科学方法论范畴体系、科学技术社会学的大科学观内容等都被充分写进《概论》，我还参加了全书部分统稿工作。《概论》198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局部修订出修订版。本书获国家教委颁发的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年）。1994年我又参加了陕西省教育局和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持的自然辩证法教材编写，由申仲英和我共同主编，顾民参加了编写组。此书以《自然辩证法新论》之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出了32万字的修订版。《新论》更加突出了辩证系统的自然观，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相统一的科技方法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内容。该书曾获陕西省教委颁发的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年)。在我校，为满足我校研究生系列教材丛书配套建设的需要，1999年，顾民、汪向阳和我合写了29万字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程》，由我校出版社出版。本书充分融入学术界以及我们自己教学科研的成果，能更好保证我校研究生不间断的教学需求。至此，我们对自然辩证法的教材建设，可说在全国、我省、我校三个层次上都做出了贡献。

我们为培养本专业的研究生和争取自然辩证法硕士学位点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室20多年来的主力是我和汪向阳（后任室主任）、顾民3人，中间不断有青年教师进出，八十年代后期最盛时，还有两名哲学硕士，一名科技史博士。在招生政策较宽松的情况下，为了配合学校工理文管协调发展的规划，我经学校审查合格，从1986年起也面向全国招收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因学校计划指标是上头按现有硕士点及原培养人数统一下达的，只能从别的专业中每年“挤”出2-3个名额给社会科学系的中共党史和自然辩证法两个专业的两个导师，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我有幸在1987年、1988年各招进一名研究生（他们后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申请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时与我校情况相似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同仁，恰好也按此途径招有几名硕士生，正面临开出专业课的困难。于是原来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上有很好合作的三校，主动协调了培养的课程计划，采取联合上课、分别指导的办法，三校分担应修的硕士课程，按各献所长的原则，我校负责科技史和西方科学哲学课，教课费用自然冲消，课程成绩相互承认。这样，不但实现了三校教学资源的优质配合，还大大节约了培养成本和人力，而且异校学生一起学习切磋，也有更好的溢出效应。这也算是开门办学的好经验吧!

本来已是险路逢生的情况下，不料又生波折。1988年教委为制止滥招现象作出一刀切的规定，无硕士授予权的单位不得用他人的指标招研究生。原路不通了，三校只好走申报硕士点的唯一道路。考虑到同地区同专业学校竞争势必两败俱伤，倒不如再走联合之路。于是我们再商定三校教师用兼职身份组成“自然辩证法研究所”，挂靠在西工大，由西工大统一申请硕士点，此举得到西工大校方的认可，并批准上报。但在评审过程中，据说又遇到了地区布局均衡等前提条件的影响(西安已有西安交大、西建大两个点)而未获通过。硕士点没搞成，年轻教师觉得在学术上无大奔头，不几年或攻博而去或被调离，学术梯队受到削弱，最好的时机既己一去不复返，年纪大的老师又逼近退休，以后此事也再没条件提上日程，培养专业研究生工作，1991年后被迫中断。

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任务，在1987年之后不但因学生人数激增而加重，课程种类也扩张为三门，并增加了新的难度。

一是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上马。从1987年起，教委规定理工农医类博士生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学位课。但只有可以望文生义的课程名字，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教材。全国更是百花齐放，有搞专家讲座的，有自学几本书的，也有听讲座写论文的。由于内容与自然辩证法有些交叉，故我省高校基本上将这门课全委之于自然辩证法教师，教学方式基本是教师讲若干专题，继而指导学生自学，自己选题写课程论文。为了统一讲课口径，1989年陕西有关高校合作赶编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材，使用中感到内容松散而且深度不够，1993年又重新编写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西安交大出版社出版）避免与哲学自然辩证法重复，也不泛泛谈科技革命，而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影响，按总论、经济、社会、文化、管理、思维方式、环境与资源……等分章，各章相对独立，也能充分展开。这种以社会为明确的落实点、有分有合的结构，在全国同类教材中算是别具一格的。我们两次都参加了结构内容的设计和编写。此课程尽管我们也按上级要求实施十多年了，劳动付出不少，但实话实说，除了这本教材外，还未总结出多少经验，博士生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究竟如何建设，至今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硕士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这是1989年教委决定在所有理工农医专业硕士生中增加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位课。在教学目的要求中要学马恩经典著作，要讲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但重点是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门课由于时空跨度大，同当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相连，理论难点和实践难题很多，很不好驾驭。全国的教学大纲也变化多次，内容很不稳定。我们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实施大纲，而是采取稳定框架、更新内容的方法。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把课程框架稳定在四个单元，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科学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学生们的疑难和思想认识问题，大致都可以放到二、三、四单元去逐次解决(在这些单元要增加课堂讨论和作业)。由于各单元内容，特别是二、三、四单元是必须不断更新深化的，所以我们只编印经典著作和中央文献的学习材料，长期没打算编教材。学生对这种现实性强、针对性强的课程，采用在科学认识上下功夫，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的研讨式教学方式也感到满意。到2003年，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日益成熟，教学体系也基本稳定，在各方面推动下，汪向阳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兼课教师共同完成了27万字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作为我校研究生系列教材丛书之一出版。这时我已退出教学第一线，但汪向阳仍约我任编写顾问，参加了设计提纲和全书统稿工作，这也是我从事自然辩证法工作和整个教学生涯站的最后一班岗。

20多年来，我和我室同志们还做了许多“份外”的工作。如多年为我校本科生开科学技术史、科学方法论等选修课，把研究生学习的内容向本科生推广。又如先后给十几个与我校有协作关系的省内外科研院所或院校的硕士生、博士生上自然辩证法和其它学位课。我们参加过有协作关系院校的教材编写，如我参编过《科学技术学》（I986年)、主编过《现代西方哲学》（1988年）。我们在重要学术刊物上都发表过研究论文，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过我写的《困境与抉择，关于人类下一个文明和发展战略的思考》等文章，发表过汪向阳写的《生产方式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等文章。汪的论文《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还被《新华文摘》所转载。1993年我申请到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西方未来学研究》，由我和汪向阳、顾民三人历时两年共同完成。研究报告《西方未来研究之研究》有14万字，报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未来观为指导，对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思潮和生态环境思潮的典型代表作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评论。我校出版社己同意作为专著出版，后因赞助经费未落实而未能实现，殊为可惜。

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新老同志，包括短期共事的青年教师，从来十分团结、齐心协力，进取心、责任心和事业心均甚强，确是一个既团结又有“战斗力”的团队。我室因工作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校先进集体。主要成员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党员、教师标兵。我曾在1989年被陕西省授予优秀教师称号，1982年被电子工业部授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在经验交流会上我汇报了自然辩证法教学工作，与会人员还受到当时的部首长江泽民的接见。

进入21世纪，我校也迈入了“211工程”研究型大学的大发展时期，随着研究生院成立，各学院专业的扩展，研究生人数飙升，2006年硕士生将达2300人，在“十一五”后期每届达3000人。今后研究生作为学位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任务必将空前繁重。顺应形势发展需要，近年自然辩证法室己陆续引进一些青年教师，他们均有硕士、博士学位，正是大有可为之时。现在年过60岁尚留在第一线的老教师、学术带头人只有汪向阳教授一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发扬以往同志们苦学实干的创业精神和好的教学经验，面对新的现实、新的学生群，不断开拓前进，使自然辩证法这门课程长盛不衰，并真正上升为精品课程，让这门课程在塑造现代创新型人才方面，发挥它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做出更大贡献。作为这门课程开创团队的一员，在我的余生中，将永远情系自然辩证法！

左起：汪向阳、顾民、肖子健、陈宏喜

附记：文中提到的顾民同志，从三系毕业调来我室后，一心扑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上，极其勤恳执着，为这门课贡献青春直至退休前，因喉癌恶化完全不能讲课为止。2007年3月14日，我刚复印好此文拟面交给他，却惊闻他在当日凌晨不幸辞世，未能共睹成果总结，成为我最大的遗憾。此文如能发表，也算对一位忠诚于教育事业，并深受同学欢迎的教师的追念吧！（本文于2016年4月编辑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