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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普：辗转人生路 曲折翻译情

■采访/王庆毅 赵玉娟 杨婷 文字整理/赵玉娟

赵希普（右二）与西电往事采访组工作人员合影

人物简介：

赵希普，男，1927年12月出生，东北辽阳人，现年87岁。离休干部，副教授，享受副厅级待遇。1949年3月参加革命。198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初期，广招学生，入华北大学，随军南下，半路奉命调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1951年3月调入空军；1953年调入总参三部；1954年8月1日调入军委工校，在翻译室任俄语翻译；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调入外语教授会，从事日语教学工作，1986年1月离休。

惨痛的“亡国奴”经历

记者：您是东北人，青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也受到日本人的奴役，您还记得当时经历的一些事情吗？

赵希普：我1927年出生在东北辽阳，辽阳位于沈阳南120华里，是个古老的城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沈阳，随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我还不满四岁，就当了亡国奴，我和我的家人饱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苦，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咬牙切齿的憎恨。

在我记忆中，在东北的中国人是没有权利吃大米和白面的，一旦被发现就和经济犯、政治犯同罪。一到逢年过节，村子里都有人站在高处放哨，如果发现有日本人或者汉奸来巡查，就朝着村子大喊：“鬼子来了。”村里的人就赶快把正吃着的大米白面藏起来。

到上学的时候，我就读的是奉天铁路学院，是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办的学校，我学的专业是大专班的“电气科”，学制两年。

上课的老师是清一色的日本人，都是战场上负伤的军人。我们都偷偷称呼他们为“鬼子老师”。课堂上全部是日语教学，没有翻译。我还记得第一堂课讲的是摩擦起电。我没有日语基础，刚开始也完全听不懂，只能自己摸索学习，后来逐渐才能听懂，我也是在此期间学习的日语。

我记得在奉天上学期间，每月8号是日本人的“诏书奉诞日”，学校里所有的日本人会穿上军服，大长筒皮靴，把诏书捧出来，站在操场长方形的讲台上，把诏书打开，一句一句地念，全校所有的老师学生都必须参加。

奉天铁路学院毕业后，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辽阳的电力工区去工作，工作单位里三分之一是日本人，是管理阶层，其余都是干苦力活的中国工人。这些日本人对中国工人很苛刻，所以平常中国青年工人对日本人也是诸多的不满，结下很多怨，我刚下到工区工作没多久，就听说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消息。就在辽阳的电力工区，中国的一个年轻工人因为不满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拿着月牙斧，在晚上值班的时候，把一个日本鬼子的脑袋给砍掉了。他也很害怕就逃跑躲进兴安岭的大森林里去了，可是很不幸，他很快就被日本的关东军抓了回来，直接就被扔进专门养狼狗的地方，在场的中国工人都眼睁睁看着他被一群狼狗活生生地吃了。当时的场面非常惨绝人寰。看着自己的同胞就这样被残害，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路辗转来到张家口

记者：赵老师，当初您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能给我们讲讲您革命的这段经历吗？

赵希普：我1949年3月参加革命，可惜我不是拿枪杆子的。那是北平解放初期，共产党的红色政权接手北平以后，有两所大学面向社会大量招生，一个是华北大学，另一个是革命大学。我当时积极报名，被华北大学录取，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当时国家的主要政策就是针对南下，接收地方政权，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

入学后不久，就在我们这批学员里面挑选了300人，我有幸被选中，北上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简称“哈外专”去学习俄语，一共学习两年。我还记得吴玉章校长告诉我们，建国以后国家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以后有机会可以当外交官，不过后来我们那批学员中当外交官的很少。

毕业后，我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位于沈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航空学校工作。可是工作还不到3个月，八航校又挑选有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会俄语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我又有幸被推荐。可是到了北京空军司令部后，政治审查没通过，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我又被淘汰了。这时，空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就问我说，“你是回八航校还是另行分配？”我当时觉得自己被推荐到北京却又被淘汰了，有点小资产阶级爱面子就说，“听从组织安排。”随后我就来到了空军训练部队工作了两年。先后在南苑机场，唐山机场，杨村机场（现在的廊坊）的空军训练部队工作。

直到1952年人事调整，我又被调到“总参三部”，主任是王诤。在科室里工作一年多，1954年8月，我调到了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翻译室担任俄语翻译，一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61个年头了。

陪同苏联专家见证西电发展

记者：来到西电后，您一直担任的是苏联顾问（专家）的翻译，在这段期间发生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赵希普：我来到翻译室时，翻译室共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常汶，后来又来了一个叫关宪章。普通翻译员前前后后一共有十多个。两个领导先后由于工作原因都被调走了，记得当时由于家庭成分原因，我都还未能入党，可是又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经过学院相关领导任命，翻译室就由我来负责了。

从1954年2月至1960年8月，先后共有12位苏联顾问和专家来校工作过。早期来校的苏联顾问主要是管理型的，主要是抓规章制度的建立，抓行政管理。抓三大条例，内务条例、队列条例、纪律条例的贯彻实施；根据三大条例拟定了院、部、系等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特别是训练顾问都亲自参与督促检查内务条例和队列条例的贯彻执行情况。后期到来的顾问们，除了以上工作外，主要是结合我军我院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拟定我院的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通信顾问赫拉莫夫写过不少通信组织和战术课的材料，有线顾问特洛伊诺夫帮助建立防原子工事。苏联顾问们对各门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都比较关心，有的亲自示范课，有的深入课堂听课，有的外出检查学院的生产实习，有的亲自参加组织实施通信组织和战术演习，在对教学法的传授，专修室和实验室的建设等方面，顾问们也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起，他们的工作性质有了变化，从顾问改成专家，从管理型转变为技术业务型的，即苏联专家只就各自的专业范围提供咨询和指导。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专家的作用就不大了。

1954年5月至1956年6月期间，我担任第一任训练顾问乌克兰人杜克的翻译。杜克的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每学期都花大量的时间亲自抓排课表安排的工作，这些对建立和稳定教学秩序很有好处。

1956年1月到1958年6月期间，我担任第二任首席顾问诺沃泽洛夫的翻译。当时与咱们学校对口的学校是苏联红旗通信学院，是咱们兄弟院校，诺沃泽洛夫是该学院的副院长。

我们学校的发展，当时主要是参考苏联红旗通讯学院来建设的。比如说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参考红旗通讯学院的情况，制定修改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有的课程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新课目，诺沃泽洛夫在帮助建立新科目或充实新内容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诺沃泽洛夫来中国之前从上校晋升到少将，这一晋升可非同小可，级别待遇都提高了很多。他换了将军军衔后，到北京出差就住在北京饭店，到上海住锦江饭店。我因为是陪同翻译，也有机会享受了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1958年8月，学校迁校到西安。苏联专家诺沃泽洛夫因任期未满也跟随学校来到西安，他对西安新校舍的建设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提供苏联红旗通信学院的图纸，关心并检查新校舍的建设工作。现在咱们看到的教学主楼就是当时根据他们的图纸建设的，有很浓烈的俄罗斯建筑风格。

我记得刚到西安时，学院安排诺沃泽洛夫住到人民大厦，全西安也就只有人民大厦里有一栋楼可以接待外宾，可是他不愿意去，坚持要住在学校。这可把我们学校给难坏了，后来就安排他住在现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11号楼，当时楼里的下水道还没有接通，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都还不能正常使用。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学院以前是军事院校，有军事课，野外还有演习，诺沃泽洛夫要亲自实地考察演习地点，我陪着他走村串巷，开着一个美国产的大吉普车，从户县沿着秦岭往西一直到终南镇。这可把省公安厅给忙坏了，因为要保障苏联专家的安全，不知道一路撒下去多少便衣警察，一到比较偏僻的地方，便衣警察就围在我们的周围一圈。中午到户县的一条大街上去吃饭，整个街道都戒严了。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被召回国了。翻译室的翻译员大多转为俄语教学老师，再后来学生改学英语，大家又都改为英语教师，我因为早年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办的学校上过学，对日语比较熟悉，后来我就从事日语教学工作了，直到离休。人生就是这么曲奇辗转，想不到，自小就当亡国奴的我，最后却成为了日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