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挖掘西电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离退休处、档案馆、图书馆、人文学院、校友总会等单位联合，主要面向离退休老同志和校友推出“讲述西电故事、留存西电记忆、传承西电精神、弘扬西电文化”等征文、访谈等活动。为此，我们特开设“西电往事”栏目，对征文、访谈的内容进行选登，稿件内容仅代表作者（受访者）本人的观点。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可发送邮件至news@mail.xidian.edu.cn。联系电话：81891716。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为了弘扬抗战精神，增强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之情，我们将陆续对抗战老战士进行访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井连庚：我的西电情怀

■采访/刘建伟 梁豪

井连庚，男，1929年6月出生，河北黄骅人，1945年7月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黄骅县委群工部培训班、农会区委、渤海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学习、任干事；建国后历任通信兵学院物资保证部、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组织部助理员，指挥系指导员，干事，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组织部副部长、政治部任副主任、部长，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89年离休。

青年时期的革命历程

记者:您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井连庚：我1945年7月参加革命，10月入党。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解放区要培养一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所以我就到训练班去了。原本我在河北的农村，现在叫黄骅市。那是个游击区，后来成了解放区。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把我动员出来的。1944年之前我是学生，教师走后我们就失学了。失学一年以后由于我是农村的积极分子，支部书记就动员我们几个人参加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就在当地，但是没有固定的地方，就是今天住这个村，明天住那个村。

我十六岁就参加工作，当时有个称号叫青年党员，青年党员可不是国民党的青年党，是咱们的青年党员。规定青年党员十八岁以后可以转为正式党员。因为当时农村有虚岁和周岁嘛，所以我在1946年1月，也就是虚岁十八时就转正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参加了解放县城。当时部队在前面攻，我们就在后面搞后勤。解放县城是在45年9月27日。我那时还不是军人，我是46年10月才参的军。当时地方工作也算参加革命，转业是地方转军队，我填的表是转业入伍，就是地方干部转到军队，这时候就算正式的解放军了。

最艰苦的就是地方干部这一段了。高帽队来了，也就是“还乡团”，那都是汉奸。为啥叫高帽队呢？因为斗他们的时候就是戴高帽。“还乡团”就是“蒋日伪”合流——“蒋”就是蒋介石，中央军；“日”就是日本鬼子，他们投降以后还没有完全缴枪；“伪”就是伪军。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蒋日伪”。最艰苦的就在46年10月以前。因为当时我们属于地方部队，我就在县大队武工队。县大队已经是正式部队了，民兵不算参加工作。县大队升级就是大部队，再往上升就是野战军了。县大队上面还有军分区，我们是渤海军区一分区。一分区管着十几个县。一分区下面还有两个主力部队，是两个团，18团和16团。和我们作战配合的是18团。

我们的武工队可不像现在电视剧里那样和日本鬼子短兵相接，基本上是打遭遇战，就是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包围我们，我们搞突围。有时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我们就把他们住的地方包围了。我们县大队的武器装备还可以，一个县大队底下有好几个连。有的主力部队一个连里有三挺机枪，一个班里有一个小掷弹筒。掷弹筒比手榴弹要打的远，能打二三百米。一个连里有三挺机枪，有五、六个掷弹筒也就不错了。武器就是咱们国产的汉阳造，也有缴获日本鬼子的。我们武工队有三、四十人，高帽队就不敢来打了。不过有时候他们知道周围没有大部队，就来包围，我们就想办法突围。高帽队也怕死，我们一突围他们就躲。

记者：您在培训班都主要接受什么培训呢？

井连庚：主要就是讲社会发展史。我的入党介绍人叫张迪生，后来当了农会主任，是个老干部。他在抗战初期入党，当时是区委书记，后来高帽队来时他牺牲了。他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还有人讲群众工作，目的就是去开辟新区。新区的区委书记给我们介绍了新区的特点。这个培训班一共就两个多月，培训结束后愿意革命的可以参加八路军，不愿意的回村去。当时经过教育我的热情可高了，就想着去参加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我们到这个训练班的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投降，但是他们气数已尽。

我呆在武工队直到46年10月。当时渤海军区成立了军政干校，在地方上要挑一批人到部队。就是在军政干校学习后送到野战军去。这个军政干校离我们三百里远，我们从黄骅走到一分区，再从一分区走二百里才能到军政干校。军政干校是渤海军区的军政干校，它在惠民县，是团级单位。当时我们去了两千多人，都是地方干部，去了以后学习政治军事课。我没有进军事干校，因为我还是个小知识分子。当时我有点文化，私塾也学过，抗日学校也学过，抗日课本还读过不少，总共上了六年学。我到了渤海军区，就把我留下了。和我一块儿去的是我们县委书记的警卫员，比我资格还老，比我还大好几岁，他去了军政干校。我留在了渤海军区组织部做统计。统计就是统计干事，司令部、政治部都有统计。政治部主要统计人数、党员数、干部数等。司令部就统计枪支弹药等装备。我在那里做干事做了七年，一直到52年。一直是统计干事，组织干事，统计干事就是一直在机关不出来，组织干事就到部队了。

记者：当时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了，济南战役您有印象吗？

井连庚：我们山东渤海军区打济南，我也去了。我在渤海军区纵队，渤纵下有两个师，一个师三个团。渤纵的装备还是不如野战军的，野战军的装备已经基本上和国民党的装备差不多了，有十人大卡车、榴弹炮等，基本都是缴获国民党的。渤纵打的地方还不是济南最艰苦的地方，最难打的地方是千佛山。那是胶东军区的九纵打的，我们由同一个指挥所指挥。我们打的是济南的外围，当时也配上坦克车了，但是没有攻坚。东线是打攻坚，西线是吴化文起义。吴化文起义使西线打开一道缺口，活捉了王耀武。

49年建国的时候我还在渤海军区。建国前渤海军区的驻地在德州，往南就是济南，往北就是沧州。渤海军区升级的部队有三个。第一个部队到东北去了，由杨国夫、刘启仁带着。后来成立了十纵，最后就剩下渤纵。我们渤纵是最后一个部队。山东军区成立后，原本渤海军区下辖四个分区，现在只剩德州军分区和淄博军分区。这时军委调干部，和我一起走的有四个人，当时我还比较年轻，23岁。我们在北京军委直属政治部帮助工作了两三个月。10月3号，到了张家口通信学院。

扎根落户在西电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学校的基本情况吗？

井连庚：当时叫通信学院。军委工校有三个系统，一个是华北电专，这是通信的；一个是侦查的；还有一个是外语的。当时我被分配到通信学院的物资保证部当政治协理员，相当于营级干部。我原本一直做干事，但从没当过干部，觉得自己干不好。不过干了半年以后，感觉还不错。后来我又到指挥系，指挥系就是通信学院最强的一个系。指挥系都是军队的通信干部，高的是团级，多数是营级，个别的有连级干部。我是三班的指导员，指导员算首长。当时班主任和指导员是军政首长，班主任是军事首长，指导员是政治首长。通常来说，指挥系的指导员算团级干部，我还是营级，主要是我比他们年轻，算是精干一些吧。我名义上是指导员，实际上不到一年，通信学院的政治部抽出来搞审干。审干就是普审，每一个人都要审，都要调查。我是审干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下边还有好多组。我主要看档案有没有疑点，有的话再调查，不过调查取证以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1957年当时整理右派材料的我是其中之一，起草起诉书也是我，最后给错划右派的同志平反的还是我。后来我做了学校副书记，平反的时候我们就来西安了。

通信学院住在张家口时，在哪个时期相比而言生活并不差。我们指挥系全部吃中灶，标准还是很高的。大灶一个月十块钱，中灶一个月十五块钱，小灶一个月十八块钱。按照部队的序列，连以下全是大灶，咱们各工程系的学生就是大灶。指挥系都是营团级干部，营团吃中灶。小灶就是当时的领导人吃的。我们吃的中灶基本上是四菜一汤，每顿饭都是。肉也有，米饭馒头愿意吃啥就吃啥。

肖华给通信学院授旗，我没赶上。我见过王诤，他在西电作报告，我没和他对过话。我对过话的是江泽民，他是电子工业的副部长。当时我是副书记，书记是丁开政同志，校长是保铮院士。当时是我和蒋炳煌同志接待的江泽民。后来江泽民在北京开电子工业部会议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还有李铁映，他是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也来过西电，也是我和蒋炳煌同志共同接待的。

记者：你能介绍一下学校刚到西安时的情况吗？

井连庚：从张家口到西安学生没有啥情绪，因为西安比张家口条件好。56年开始建，58年10月搬迁。那时教室、老大楼、学生宿舍、食堂、干部宿舍都建好了，也就是北院基本上都建成了。北校区的环境在当时那可是首屈一指的，比西工大都好，是苏军通信学院的模式。咱们的大楼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工程，抗8级地震。

当时搬迁用的是铁皮车。搬家的时候都是单人，家属是后来才来的。我是58年8月到的西安，当时我是政工组的组长。政工组管宣传报道，基本上就是广播。广播内容就是走到哪里了、这里的风光怎么样等，还有学生演节目。我们那节车是软卧，指挥、政工组、后勤组等都在。来西安大家情绪比较高，在车上大家还很有兴致地唱歌。

记者：学校是什么时候转为地方院校的？

井连庚：学校整体从张家口搬过来之后，66年转成地方院校。这中间，雷达系部分调整去了重庆。那是62年，通信学院有指挥工程系，那是一系。还有电信工程系（二系），是无线系和有线系合并的，三系是自动控制工程和计算机系，四系是雷达工程系。后来成立了一个半导体，电真空等。最后又发展了一个，。雷达系一直是独立的，也是师资力量最强的。毕德显教授，是全国闻名的一级教授。保校长是毕教授带出来的学生。雷达学院没办成，就调整到南京通信学院去了。毕教授也去了，他是德高望重的人，在西电的人都对他佩服。樊昌信是搞无线的，还有搞电子机械的叶尚辉。叶教授的学生之一就是咱们以后的校长段宝岩。叶尚辉是电子机械，通信主要是胡征，樊昌信他们。现在胡老师已经去世了。

当时大家都不愿意转地方。但这是军队，军队上一切行动听指挥，也就没有什么波动。66年我是政治部的组织部副部长。政治部有组织部、干部部、保卫部、宣传部和秘书处。当时军校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记者：在西电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井连庚：吕白很爱才。吕白为什么叫吕白，我先讲这个故事。他原姓李,他是接了李白的班了。李白牺牲后，电台就是吕白管。吕白当时是通信兵。这个人，是个老通讯工作者。他来了以后在高级速成系学习。这个系的学员主要由师里的通信科长、军里的通信处长、电台队长组成。吕白在高级速成系毕业后，就留校当系主任。他在当系主任的时候就爱才。保铮在某些观念上和吕白不一定完全一样，但吕白对老保特别器重。保铮现在是很有影响的院士之一，指导了优秀博士论文7篇（三个提名，四个授予）。吕白当了院长后，各个有名的教授、博导，他都能和他们交朋友。右派的同志平反以后，他指名要回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罗恩泽，这是吕院长亲自批准的。他曾是西电最大的右派，被开除军籍，接受劳动改造，在张家口结婚，回来后搞物理，创造了罗氏定理。他每年春节都要到吕院长家去看望。

还有宋献方，吴耀曦，电工方面的。他们都平反了，吕白也坚持要他俩回来。组织部派人去，但他们没回来。宋献方去天津一个厂当厂长了。吴耀曦是总工程师。吕院长提名让他们回来，他们都没同意。说实在的，我在学术上没有和他交流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我们常做各方面交流。这个人，挺直爽。他重要的还是爱才，特别是对后来的一些年轻人。他和年轻教师交朋友交的真不少，最明显的就是2系的，一个保铮，一个戴树荪，这两个都是吕院长特别器重的人。

老保这个人呢，有几个特点：对学生严格要求，治学严谨，这个确实无可非议，恐怕全校多数同志都认可。另外，他搞廉洁，抓反腐败，抓的特别严。在校长当中，亲自抓这个的也不多，西电有两个校长，一个是老保，一个是梁昌洪。机电部的教育局局长任耀先，后来成了监察局的局长，来西电检查时，对老保评价特别高。院长亲自抓反腐败，在全国还是少有的。汽车队有一个调度投案自首，贪污了6万多。实际上我们还没发现线索，是他自己觉得让人发现了。还有一个原物资处的开假发票，被西电检查时查到的，这也是保校长亲自过问查处的。

还有吴海洋挺廉洁的。他是101教研室的主任，后来当学院副院长，当学校党委书记。他是个好人，为人正派、廉洁，从来没有吃吃喝喝的。他搞科研也可以。我们俩处得还可以，比如我给他提意见，他都能够包容。

记者:您做过组织工作，那您觉得过去西电组织工作有哪些好的传统？

井连庚：我觉得好的传统就是实事求是。从组织部来讲，我可以打保票，从来没受过贿，我这个组织部长没受过贿，当学校副书记也没受过贿。老战友送酒，我要；但委托我办事给我送酒的，一概不行。当然这个在西电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了。收别人钱什么的西电没有。不光我没有，我觉得我以后的这些人们也都不会有。像小季等人，那都是看着他们长大的，肯定不会有。再有就是我们比较厚道。我自己也有这个特点。我比较宽厚，脾气也是中性性质，不是《大学》、《中庸》吗？就是实在宽厚，待人诚恳。我培养出来的人也都是这样。我管理的部门没有一个跟我闹得不可开交的。还有我朋友圈里的副校长、副书记、许多老革命，我们之间经常谈心，都没有隔阂。人家也都对我放心，我对人家也不坏。

记者：您当年管组织工作的时候确立了三梯队。您是怎么理解的？

井连庚：第一梯队是在职干部，第三梯队是后备干部。西电三梯队这个事儿做的好，西电也受到了表扬。西电的干部，使用率最高的基本上都在三梯队这个名单内。

记者：西电过去是军校，您觉得在办学传统方面学校有什么特点？

井连庚：西电校纪校风严格管理，还有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西电有一个特点，毕业设计不光要设计出来，还要做出来。光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不行。还有就是西电从校长开始，老保是这样，梁昌洪也是这样，外边儿当了官儿，来西电申请教授的，西电从来不买账。这很符合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抓的零容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军校作风对西电也有影响，那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好处。但是，不敢迈出雷池一步，不符合规定的一步不敢迈。吃亏也就吃亏在这个上面了。

离休后发挥余热

记者：您能说说在离退休党委做的事情吗？

井连庚：我离休后，一直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作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成员，为入党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做过多次传统教育报告，也受到大家的欢迎。作为离退休党委委员，协助离退休党委和工作处积极引导离退休人员发挥余热，支持学校建设和发展，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积极维护学校和谐稳定发展的大局。同时在维护离退休人员利益，化解相关矛盾上积极建言献策，促使相关问题的妥善解决。如陕西省给省属院校发生活补贴，2006年就开始了。但是我们学校没有。人家说我们是部属院校，应该找部里；而部里说我们应该找陕西省。开春节座谈会的时候，我找到校长段宝岩，副书记龙建成，反映这个情况，询问“怎么弄成三不管了”。这件事龙建成比较重视，和李立书记商量后，派陈达旺到北京反映，其他部属院校对这个事的反映也很大。问题出在了发改委，政策早就有了，后来把这个事漏掉了。直到2008年的年底才下了文件，政策从2009年1月开始。我们吃了27个月的亏。虽然吃亏了，但是最后事情办成了，不光我们学校的解决了，退休的也解决了，全国都解决了。还有一件事，离休干部病故以后，别的省都是40个月的抚恤费，两年的可支配收入。国家规定公务员可以，也是40个月。可是唯独陕西省下了个文件，工厂的离休干部可以，事业单位的不行。我们又写信。这个问题后来也解决了。我一贯主张合理的诉求要通过合理的方式来表达，不能聚众闹事，搞非法和不理智的行为，解决问题往往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沟通，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学校会给予妥善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