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陈 晨

“学科上有优势、教师实干，我觉得这就是西电最突出的特色。”

“学科带头人不但学问要做得好，还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要有包容心，要有胸怀，不能压制年轻人，这样才能把团队建设搞好。”

记 者：您在西电学习工作了20多年，这些年又在日本筑波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做过研究员，也曾经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国外大学访问过。您觉得“西电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国外大学哪些鲜明的特色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焦永昌：西电的特色首先体现在专业上，我们的通信、电子类专业实力较强，在全国有很大优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很能代表西电的特色，能吃苦、踏实、基础好，动手能力强，这也是西电学生为什么就业好，为什么在深圳、北京这些大城市的企业很受欢迎的原因。走在校园里，即使是晚上或周末，在科研楼里也能看到许多通宵达旦工作和做实验的老师和学生。学科上有优势、教师实干，我觉得这就是西电最突出的特色。但是坦率地说，我们的专业特色也在滑坡，逐渐变得越来越没有多少特色。现在各大学办电子类专业的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优势专业的排名很难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

国外大学给我留下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一切以教师、教授为中心，服务做得好，学术氛围浓、不浮躁。在国外，教师待遇好，学校相关的配套服务做得非常完善，教师不用为各种琐事烦心，只需一心一意做好学问就行。在评价体系上，国外许多大学要求教师一年发表一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就可以了，注重质量，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另外，从一些细节也能体现出国外大学的特色，举个例子说，国外一般是一栋楼就是一个学院或一个系。而我们学校各学院的办公场所比较分散，不够集中，这也不利于团队精神和特色的打造。

记 者：您刚才谈到了团队精神，在我们之前的专家访谈中，许多专家都提到了团队精神对于西电特色发展的重要性，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焦永昌：的确，我们在团队精神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一个博导带着自己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就是一个团队，各自为政。其中一个原因是评价体系的问题。科研填表的时候，只能填一个负责人，而实际上大项目应当考虑前几个人或子课题负责人都可以填。像国家奖，前一二十个完成人都有证书，二等奖十几个完成人有证书，过去的三等奖也有五个人有证书，获国家奖的项目总是有个团队的，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内其它大学的做法，对整个团队进行考核。但是我们的科研考核时项目却只能填一个人。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国外的状况不是这样，比如日本，一个教授下面有一个副教授、几个助理教授和若干博士、硕士研究生，就是一个团队。我在日本时，合作的教授叫三本芳嗣，他的研究室就叫三本研究室，有1个副教授、2个助理教授和6个研究生，团队自然就形成了。而在我校，教授没有助手，做实验时教授甚至要做技术员的工作，带自己的研究生去做。教授得独自管理学生，而在三本研究室，是团队一起管理学生。

东南大学的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以前不如我们，但他们引进了几个长江学者，团队很强，团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容易吸引国内外杰出的人才去他们那里工作，良性循环。他们现在排名很靠前，关键就是他们团队建设搞得好。学科带头人不但学问要做得好，还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要有包容心，要有胸怀，不能压制年轻人，这样才能把团队建设搞好。

“学校的发展，要有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 大学是一个崇尚学术的地方，应该回归学术本位”；“管理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 领导层要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记 者：就学校目前的发展看，你觉得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应当如何解决？

焦永昌：目前的问题，我认为最突出的是“官员治校”，当然这也是一个国内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国家是“官员治校”，而不是“教授治校”，官本位思想在学校比较严重。许多在学术上很有作为的教授却去做行政，或者两肩挑。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教授越来越少。对于有潜力的年轻教授，不应该让他过早走向管理、行政岗位。一心二用是不行的。两肩挑就没有过去专心做学问那么静心了。大学是一个崇尚学术的地方，应该回归学术本位。是处长就在处长位置上干，是教授就在教授位置上干，这样就能各司其职，专心治学。现在是两边都要干，两边都很难干好。

深圳大学已经率先建立了“布衣教授”制度，即成立了“人事教授委员会”和“计财教授委员会”，26名教授来自不同系不同专业，没有任何官职，但是管人、管钱，有权质询院长、处长。从06年起，深大进老师，必须要过教授委员会这一关，这一关过不了，一个教师也进不来。深大每年9个多亿的年度预算方案也都是他们拍板分配。说他们是深大最有“权”的人也不为过。教授有了主人翁意识，就会加倍努力、千方百计维护学校的利益。所以，要想学校管理得好，领导不能有私心，教授要有发言权。学校的所有政策应当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不满意，对学校长久发展有害。

记 者：对学校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

焦永昌：学校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要调动现有人员的积极性，吸引国内外优秀的人才来校工作，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公平公正。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已建立的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学校的规章制度在制定时，一定要树立两个观念，一是要有长远意识，制定的政策要有连续性，要能够切实落在实处。二是管理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

学校首先应该规范管理。今年我们学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陈书记也提出，要完善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事。一些与教师利益相关的事务，比如评职称、分住房等，一定要先征求教师的意见，制定出符合我校实际且切实可行的制度。一旦该制度获得通过，就一定要按章办事，不能有例外，否则会挫伤一部分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团队建设。当然，我们也可以借鉴兄弟院校的做法。如陕西师范大学，评职称采用的是量化的政策。科研经费、论文、专利、教学等业绩都算分，分数相加达到一个值后才能参评相应的职称，否则达不到参评的值不能申报，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因素的介入，体现公平公正。虽然陕西师范大学的做法不一定科学，但总算是有个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虽然我们评职称的标准也写在文件里，但是真正评职称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真正去抠指标。

管理要做好，服务一定要跟上。现在政府都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学校也应该转变观念，领导层也要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学校的主体应当是教授、教师，观念一定要改变。当然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记 者：国外大学的情况如何呢？

焦永昌：我曾在日本筑波大学和香港中文、城市大学做过快2年的研究员，对他们的服务水平印象深刻。在国外时，每天上班前，就有人帮你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要寄信，信封可以随便领，写好之后放在系办公室规定地点，会有人帮你寄，回信会放到你的信箱。电脑如果有问题，系里的技术员会帮你把系统做好。学校有大型计算机，配有各种正版软件，教师有大计算量的课题，需要软件和大的内存，只需写个申请，一周之后就会有邮件通知，告诉你用户名和密码，你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办公室上大型计算机，用你所需的软件，解决课题中的大计算量问题。图书馆的服务也很好，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时，所需的一份参考资料中文大学和香港其它大学的图书馆都没有，只需要写一个申请，图书馆里有人会帮你从香港以外大学的图书馆把该资料复印回来，而且不需要付费。如果你在中大查资料，中大没有，城市大学有，你就可以拿着校际交流的图书证去城大借阅或复印。

这些服务绝对是一流的，教授肯定会安心做学问。教授一年只需完成两三篇文章，都是长文，一篇顶一篇，每篇文章都有创新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的期刊。而我们这里发表的很多论文期刊较差，还有一些是短文，一味地强调数量。科研水平是一方面，但相关的服务水平也是很大的制约因素。

“教师之中有大师，学校才能真正有鲜明的特色。大师要有大师的境界、大师的眼光、大师的视野。要培养出大师，就必须把人才工程和团队建设做好。”

记 者：您如何看待高校的人才工程建设？怎样才能做好人才工程建设？

焦永昌：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教师和人才。教师之中有大师，学校才能真正有鲜明的特色。大师要有大师的境界、大师的眼光、大师的视野。要培养出大师，就必须把人才工程和团队建设做好。

首先在人才引进上要把好关。香港的大学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几十人上百人竞聘，百里挑一。这就保证了教师的质量，都是独当一面顶呱呱的人才。现在我们的制度是只能进不能出。淘汰机制一定要有。国外的大学里，都有一个“不升即走”的政策，教师在两个任期六年内如果不升职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这样就可以保证留下的教师都是优秀的。

另外，学科建设一定要定位好。学科发展要靠人。为什么清华北大的学科都是那么强？因为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在全球招揽人才，如果引进不到优秀人才，那这个学科可能就不设了。学科建设一定要建立在人才的基础上，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

其次，我们对人才的评价体系需要做出调整。目前的体系过于急功近利，偏重数量、轻视质量。发表一千篇文章没有一个引用，和发表一篇文章有一千个引用是不一样的。一千个引用说明这篇文章比一千篇文章质量还要高，你就站在了学术最高点上。像发现费根鲍姆常数的费根鲍姆，他曾经在美国LosAlamos国家科学实验室工作，八年多没有发表任何成果，但他的导师认为，这个人是人才，允许他一直在该实验室工作，最终他做出了很大的创新结果。但是在我们学校每年都要考核。急功近利带来的后果是浮躁，很多人都要凑发表论文数，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抄袭、学术腐败等现象的发生。

第三，要做好人才工程，必须把相应的配套扶植措施落实好。现在一些年轻人去外面的公司兼职，或是急功近利的发表论文获得奖励，很大程度上是现实情况决定的。去年，加拿大最大的电信公司RIM公司在清华、北大和我校三个学校设了奖学金，而且还在我们这里设立了天线联合研究中心，但现在该中心的办公场所还没有得到解决。希望学校能把相关扶植人才和团队建设的措施落实好。

“我们的教师一定要树立‘出了校门就是国门’的观念，争取做到在国际主流刊物有文章，国际学术讲坛有声音，国际学术组织有位置，国际科技合作有伙伴。”

记 者：我校确立了“特色鲜明、研究型、开放式，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请您谈谈如何培养国际化视野？

焦永昌：特色体现在专业上，更体现在人身上。应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基石，努力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一方面，应该鼓励年轻人出国进修，出去看看，见见世面。要知道人家在做什么，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我们的老师一定要树立“出了校门就是国门”的观念，不能满足于国内领先的水平，一定要关注国际上的动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另外，我们必须要有科学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精神，也就没有产生大师的土壤。我们要建设“特色鲜明、研究型”的大学，目标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才能成为“研究型”？我们要有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研究方向，可以让别人请去在大会上做报告。我们经常说自己在国内电子类专业非常有特色，但标志性成果是什么？感觉还不是太多。我们学校曾经一行20多人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该校就有个76米口径的天线系统，那就是个标志性成果，我们很有感触。西电是搞雷达通信的，但我们的标志性成果在哪里？我们总给别人的系统做部件或分系统，为什么西电不能集中力量做个大的系统？有了标志性成果之后，在国内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可以申请专利，可以上升到理论角度，出学术成果，也能奠定了学术地位。而我们有一些老师不了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向，闷着头干，这样目光就比较短浅。视野不够，不了解国际同行都在研究什么问题，也就出不了一流的研究成果。

记 者：您能否结合电子工程学院的实际，谈谈如何更好地强化办学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

焦永昌：我觉得要发挥西电的特色，需要处理好“软件和硬件”的问题，平衡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现在的硬件已经很不错，新校区那么大的地方，应该考虑如何运用一个好的制度用好这些硬件，发挥它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直强调教学和科研要两手抓，但我觉得现在对教学重视还是不够。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教学工作，不钻研教学方法，因为评职称的时候表上只需要填教学工作量的多少，没有涉及到教学效果、学生评价等内容。教学如果做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培养质量和以后的招生。在国外，即使是大牌教授也得上课，即便当了系主任，可以免一门课，但是必须得上课。因为教学和科研是互补的。

近年来电子工程学院确立了建设“研究型、国际化、开放式”学院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创新体制，扶持创新团队开展先期研究，通过创新团队的建设，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科研；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向国际化发展，争取做到在“国际主流刊物有文章，国际学术讲坛有声音，国际学术组织有位置，国际科技合作有伙伴”；以学术交流、科研合作、学术休假等形式引进海外相关领域顶级大师、留学人员。同时，积极倡导访学制度，每年按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到国际著名高校进修和学习。我觉得这些理念对学校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总之，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人才和团队建设为基础，这样才能使西电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摘自《西电科大报》2009年12月5日总第4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