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吴 华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设法让优势学科带动弱势学科。

记者：您在西安交大接受了本科和硕士的教育，在西电学习工作了十多年，您能谈谈西电学科的特色是什么？

杜荣：说到大学有形的特色，我感到西电有很多学科都有优势，比如IT方面，是全国的排头兵。但在宣传方面，有时过于强调龙头学科专业，无形中会对边缘学科或弱势学科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跟国内其他大学的老师一起交流，他们很多甚至不知道西电有经济管理学院，以为只有通信、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学科。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后应设法让优势学科带动弱势学科，比如，处于优势的通信系统、电子工程、计算机、软件等学科在涉及到管理方面的子问题时，可以与处于弱势的经管院合作；同时，经管院的老师在自己研究领域的选择上也可以考虑融入优势学科，这就是为什么我近年选择研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服务外包中的知识管理。信息技术是我们的优势，而软件外包又涉及很多管理知识，比如知识共享、信任、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公司要为美国、英国的公司开发软件，就要与其客户经常沟通，文化差异往往会产生影响，与我合作研究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外包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感受很深。

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技术能力很强，同时又勤奋、聪明，硬本事上不成问题，但在软的能力方面，比如，沟通能力、对文化的感知力、对文化差异的认识、了解并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户需求的能力等方面，不如印度人。所以，欧美公司常常愿意将外包业务交给印度而非中国。所以，我们学校如果重视这方面问题的话，可以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咱们的优势学科在申报项目时，可以考虑文化、管理方面的多学科的融合，从而带动我们的弱势学科。

记者：您能具体谈谈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差异有哪些？

杜荣：在评判标准上，我们的一些关键专家都属于优势学科，而弱势学科的在学校里没有太大发言权，导致一些评价标准是按优势学科设定的，可能在管理上不太适用，这样就会打击弱势学科教师的积极性。像我本人，有工科的背景，也有应用数学的理科背景，我自己努力一下还是能满足这样的评判标准，但我也感到很辛苦，可是其他没有理工科背景的老师就算再努力，也很难满足这个评判标准，依照管理理论中的激励理论，通过努力仍无法实现就会挫伤人的积极性。

现在讲求多学科融合，我了解的一些管理学院，过去即使是有理工特色的，也在慢慢吸收有文科背景的人才进来。但如果这些人来到西电，是无法适应我们的评判标准的。而像清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等具有理工特色的大学的经管院的评判标准，都已经在做调整了。当然，像文科见长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的经管院，也在吸收更多具有理工背景的人才，同样也在调整评判标准。我们也应当借鉴这些学校的做法，我们看到近年不断要求调整评判标准的呼声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仍与人们的期望值有一些差距。

记者：您能举一些关于评判标准的例子吗？

杜荣：我们每年的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的考核，这种三年换届的评估，在学校由内部专家来评，专家群体中真正属于管理领域的占少数，多数属于其他领域。我也碰到过这种评审，有的专家视野比较宽，对管理比较了解的，但有的专家，看到我们一些项目经费是几万元的，就会觉得这算个什么项目,其他学科领域的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其实几万元对于管理领域的普通项目而言已经不少了，就是由于非管理领域的专家对此不了解。

还有评职称的时候，同样也会遇到类似的评判。当然，我个人是很幸运的，我的成长得到学校和我们学院，以及学校其他院的很多专家的扶持和指点。我认为学校对于不同学科，不能总用一个评判标准来衡量。

我们讲“特色鲜明”，作为教师，就需要尽量使自己的研究能跟学校的特色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学校的优势资源。我们讲“开放式”，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要多跟外校同行和产业界人士交流，拓宽视野，使自己的研究方向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

记者：您曾经与国外的大学合作交流过，您感受到的西电特色又是什么？

杜荣：我认为一所大学的特色就体现在与其他大学的不同之处，往往表现在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方面。

有形的方面包括学科、专业设置，还包括教学、科研、组织等。我刚来西电时就感受到了西电很独特的地方，咱们设有新生部，交大没有；西电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班主任在早读和晚自习时都要点名，交大没有；西电的研究生还开设有体育课，交大也没有，这些都是有形方面的不同。

无形的东西就是文化，大部分是看不见的，能看见的部分很少，如同海中冰山，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藏匿于海平面下的是大部分，也是与价值观有关的部分。西电的教师所持有的价值观也是有特点的，可能由于过去是军校，传承下来的作风和精神对我们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大，好的方面体现在组织管理比较严格，做事情比较严谨认真，作风上艰苦朴素。

目前，学校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越来越强，可与西安交大以及我访问交流过的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美国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相比还有差距，这就是背后的文化观念在起作用。什么时候能让人们意识到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管理部门才能更好地为教师服务。

记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您前面谈到了学校层面应如何改进，那么您认为作为教师个人，应该怎样去做呢？

杜荣：我们讲“特色鲜明”，作为教师，就需要尽量使自己的研究能跟学校的特色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学校的优势资源。我们讲“开放式”，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要多跟外校同行和产业界人士交流，拓宽视野，使自己的研究方向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

教师要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尤其是我们的弱势学科在国内的声望不够，就更需要依靠更多的教师多走出去跟别人交流自己做的是什么，做到了什么程度。不过，“走出去”有时也受限于经费，对于刚毕业到学校的博士，没有项目，没有科研经费，他要去参加学术会议就很难，这样的话，我们的开放就体现不出来了。“请进来”这方面，学校总的来说做得不错，经管类在国际交流上的“请进来”是频频进行，但我们主办的学术会议还略少。

教师千万不要坐在家里等项目，机会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要主动走出去，了解外面的需求，同时也让别人了解自己，不要觉得弱势学科就走不出一片天。

记者：您作为过来人是如何度过发展的困难时期？

杜荣：只要有学术会议征文，不管能不能去，都写文章投稿。我刚到西电时，在上海、大连有两个行内比较知名的会，没有经费我不能去参加，但是我投了论文过去，并且自己交了版面费，会议论文集里就收录了我的文章，我再去找西安交大管院参会的老师借来论文集学习，来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做法。

后来，我自己也积极主动向院里申请，只要能够支持的，院里都会支持。有一次参加在云南大学的一个会，是华罗庚创建的“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管理科学学术会议。我第一次能够参加这个会就是因为学院的支持，而且我也希望通过这个会能给学院做一点工作。当时，云南大学刚刚申请到MBA授权点，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对云南大学申请MBA的做法进行了一些调研，回来后提供给学院借鉴。也就是说，教师可以把自己的学术交流跟学院工作需要结合起来，并得到一定的支持，从而渡过难关。另外，教师千万不要坐在家里等项目，机会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要主动走出去，了解外面的需求，同时也让别人了解自己，不要觉得弱势学科就走不出一片天。

记者：您做的研究涉及到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信任，那您是怎么来理解大学文化的？

杜荣：大学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包含了从外在的表象的到潜在的看不见的元素。文化本身有三个层面，最外层表象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体现在建筑风格、路标设置、形象标识等方面。

第二个层面的文化不是纸面上显示出来的，但是人们都共同认可，形成了一种规范。例如，一所大学是更注重教学科研贡献还是更注重其他方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规范，通过各种制度和人们为人处事的方式反映出来。再比如，学生是更注重多元化的创新，还是注重统一性，虽然学生手册没有写，但是如果长期以来大家都不鼓励创新的话就会形成不创新的规范。

最核心层面就是价值观，如果一个班的班风很正，就会导向学生的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清华大学的一个杰青曾告诉我，他们学术做得很棒的人都不愿到管理岗位，美国、欧洲的大学更是这样，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学术中能找到乐趣，另一方面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也就是说在价值观上并没有人鄙视他。所以，大学文化包含很多，从学生、教师来说，都要做文化塑造者。

要用市场来衡量价值，就是说要由所有教工、学生、学生家长来评判不同工作的价值，慢慢就会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塑造？

杜荣：应当形成有利于学校发展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刚才说到的文化的三个层次，不能只是看表层，要注意中层和核心层。要通过制度的建设、完善来与文化互动。比方说，在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激励制度对价值观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激励制度能让教师更愿意投入到教学、科研中，把教学科研做得更好，这样，人们在价值观上就会更看重教师岗位。咱们学校已经在朝这方面发展了，但如果核心价值观，或者表现出来的人们的追求不改变的话，说明这方面力度还不够。

而在国外的大学，像都柏林大学，不同岗位教工的待遇差别是很大的。咱们国家短期做到这点有一定困难，从长远来说，应当怎样调节呢？要用市场来衡量不同岗位的工作价值，就是说要由所有教工、学生、学生家长来评判学校里不同工作的价值，慢慢就会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所以学校应该从制度设计方面多考虑对文化塑造的影响，把文化塑造纳入制度建设的轨道。

另一方面，我觉得学校应该树立一些榜样，并且要多做宣传，让大家看到他持有比较好的价值观，遵从比较好的规范，并且也确实得到了回报和认可，就会有更多的人也愿意这样做。

记者：有人说西电缺乏文化氛围，您也提到了我们和国内、国外名校之间相比，在文化氛围上还有些欠缺，那么您认为这方面我们应如何来加强？

杜荣：首先，不同于国外大学一个学院一栋楼，我们是各学院办公地点是在一起的，这样就不能给人一个很强的视觉刺激，也不能让学生感受学院自己的文化。比如湖南大学管理学院就是一栋楼，楼里有很多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画像和雕塑，以及学院创建时的资料照片。都柏林大学商学院本科和研究生都有单独的楼，里面也布置了很多优秀校友的画像和学院创建时的名人画像，我们也不妨借鉴。

另外，有很多老师没有办公场所，对于形成学院的文化氛围就有影响。比如，我在家办公时，有时有很好的信息却没办法跟同事分享。而我在爱尔兰的那一年，因为与系里、院里其他同事的办公室在一起，一旦有需要共享的信息我就贴在公告栏里，老师们也能经常见面交流，这对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管理部门的工作的？

杜荣：我切身感受到现在很多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很好。如果说要提建议的话，我认为应该注意这么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如果有定制化的服务就更好了。管理上会对重要客户不考虑层级条框直接给其最需要的信息，像学校人事、科研、教务等部门的一些针对少数人的重要通知和信息，可以直接发到相关人员的邮箱里，而非从部门到各个学院，再由学院通知具体教师，从而避免多环节传达造成的疏漏。图书馆关于经管方面的电子资源略少了一些。比如，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些顶级的国际期刊，咱们的数据库里没有。当然，根据定制化服务的需要，学校还可适当增加经管类的专业期刊和图书，满足经管类师生的需要。

其次，很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态度现在有了很大改善，但从观念上来说还要强化服务师生的意识，有时不适当的工作流程会影响了工作实效。

记者：访谈进行到最后，就今天的话题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杜荣：西电确实很有特色，是一个很好的家，我可以包容她的缺点，也更爱她的优点。虽然我们这个学科在学校名气不大，但是在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和论坛上，我发言的第一句话肯定是“我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杜荣。”

摘自《西电科大报》2009年11月21日总第4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