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通信工程学院方队参加国庆阅兵大典

 

□崔仲民

 

1953年5月下旬的一天，军委通信部王诤部长来电话（随后通信部正式下文通知），要学院参加10月1日国庆阅兵典礼大会，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通知后，学院召开了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通知”。在讨论中大家情绪都很激昂，认为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尽管困难很多，但大家一致表示要迎着困难上，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不出丝毫差错。同时，会上还确定了有关阅兵训练的各项组织。5月30日总参政治部制定了“关于一、三系完成参加国庆节阅兵典礼训练工作的决定”。周维院长还向全院同志作了动员，着重讲了参加阅兵典礼的重大意义，在全体人员中激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参加阅兵的一、三系学生。在做了大量务虚工作的同时，成立了参加阅兵部队指挥所和指挥所临时党委。任命崔仲民同志任指挥所主任，杨明同志任副主任，崔仲民兼任指挥所训练组组长，范西同志为政治组组长，王雪年同志为后勤组组长，李新宇同志为大队长，下设4个队，并任命了4个队长和4个指导员。

指挥所又制定了政治教育、宣传工作、立功条件、文娱活动、炊事工作等工作计划及每日、每月安排。由于思想务虚、组织落实，计划细致全面，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在训练中虽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能做到较好地解决。

阅兵训练从6月中旬开始。6月中旬到7月中旬，学生们每天半天上课，半天训练。暑假开始为全天训练，凡参加阅兵典礼的同志，一律不放假。

由于对这种正规训练没有经验，许多同志不要说参加，连见都没有见过，于是我们就请来汉口高级步校教员(4人)来帮助训练。先从单兵“四个字”分解动作开始，逐渐到“三个字”、“两个字”分解动作训练。在分解动作训练中，每个人必须把裤腿卷到膝关节以上，以便纠正动作。

为了搞好阅兵训练，军委通信部还从兰州军区抽调了苏联顾问鲁琴克上校来学院指导训练工作。苏联顾问提出了阅兵部队通过天安门时，为了突出通信兵种的特点，应携带通信器材及军犬等物。指挥所领导经过多次研究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就请示北京阅兵指挥部，指挥部答复可以不带器材。鲁琴克上校肯定了我们的训练方案和方法，不久他就回兰州军区了。

第二阶段训练，由单兵到分列式班方队训练。在行进中要求班方队（排面24人）做到“一个声响”、“三个一条线”即：24个人的胸一条线；24个人的摆手一条线；24个人抬腿脚尖一条线，24个人脚落地一个声响。

对每个参加阅兵训练的同志从思想到体质、精神面貌都有严格的要求。当时正值盛夏。烈日炎炎，一天8个小时训练，每次从齐步走换正步走，距离是400米（因通过天安门是400米），每次训练下来，个个都像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许多人的双腿都肿了，脚底打起了泡，训练非常艰苦，但大家始终保持高昂的情绪。有的同志动作上有痼癖，改动作难度大，如靳凤宇同志罗圈腿，体质又弱，操练时上体摆动，方向不正，有的同志劝他说，就你这双腿，还想通过天安门？但靳凤宇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他每天利用晚上时间，在150米长的砖石路上独自往返走30多次，硬是把痼癖给纠正过来了。再如有的同志站得时间长了会晕倒，为了克服这一弱点，他们在烈日下站立半小时，来训练自己；有的同志利用平时行走或上厕所的路上来纠正自己的动作。指挥系有个叫刘民的学生，他身材五官都长得很精神，动作也做得好，教员经常让他给大家作示范，并把他选为排头兵。

8月25日参加阅兵的部队去北京，驻在天坛祈年殿西边帐蓬里。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空军和坦克兵。

到了北京除了兵种合练外，还进行各军种合练。9月份的第一、二个星期日，在西郊机场进行合练。第三、四个星期日从深夜十二点以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各兵军种实地演习。在此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同志曾多次到驻地看望我们。他鼓励大家好好训练，为祖国争光。同时还派北京市最好的剧团为阅兵部队演出精彩的节目，使大家受到了鼓舞。

我们到了北京后，指挥所决定：为了防止阅兵部队食物中毒，由后勤组组长、医生、护士等人组成了食品卫生检查组，对每天的食品进行化验、检查。从9月20日以后，组织一部分干部每天每顿提前一个小时吃饭，以防阅兵部队发生食物中毒等问题，并且组织骨干看管食品仓库和水塘。总之，为了完成阅兵任务，指挥所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来保证阅兵部队的训练。

10月1日，部队从早上4点钟就进入天安门广场侧面，在那里足足等了6个钟头，直到10点钟阅兵才开始。当我们学院的方队通过天安门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了我军通信兵的光荣历史。我们学院圆满地完成了阅兵典礼，10月2日就启程返回张家口。通过这次阅兵训练，对我院的正规化训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