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军委三局工作的岁月里
□ 王 曙
1937年夏天，国民党17路军杨虎城将军的总指挥部，在西安创办无线电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我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去报考，考试成绩合格。翌年夏，学习结业，分配到总部电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到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
1937年初，党组织将我的情况介绍给罗迈，并送我到延安。中组部分配我到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和我谈话后，分配我到通信学校当教员。当时学校住在三原云阳镇，学校前身是陕北无线电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吴泽光参加革命后创办的。我到校的时候，学校已办到第8期。校长吴泽光，指导员杨毓卿，教务主任沈毅力。教员有杨迪哲、阮宗昭（1937年秋送往大后方）。我担任报务和拉丁文课。后来到校任课的还有张维东、汤翰章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由渭北一带开往抗日前线后，学校从云阳镇返回延安，住在盐店子。当时，学生只有两个班，加上管理人员约70人左右。学生来源从红军中挑选，要求年轻、政治可靠，主要对象是在部队当机要秘书或首长警卫员的青年。他们文化程度虽低，但勤奋好学，不怕困难，生活上能吃苦耐劳，学习成绩好。经过半年培养，分到电台工作一般都表现很好。那时，上课没课堂，冬天利用民房，夏天就在野外。学生每有一块小木板当桌子用，教员随身带着蜂鸣器，边行军边教学，使教育计划基本不受影响。上机务课就讲怎样接电池，正负极不能接反，还有串联、并联的接法等等，不讲理论，更不讲数学。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把房里房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群众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呀！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的扩大，大后方的知识青年不断地投奔延安。吴泽光的侄子吴元亮从广东来到延安，经过自学当了机务教员。张可曾也来到通校任教。在地下党搞电台工作的申铭鸿，也介绍他的弟弟申仲义到通校。沈毅力写信动员他的亲属黄友发、顾兴德参加革命，他们从江苏千里迢迢到延安通校学习。同年冬，洪杰、雷振岐、严东生到通校，他们是杨虎城部队电台报务员，从晋东南来到延安，由总政治部介绍到通校当了教员。
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因此，1938年3月12日，学校又从盐店子搬到富县东村。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前方、后方都需要报务员。学校规模也相应地扩大，第10期学员比9期多，到11、12、13期规模就更大了。学员来源与过去不同，从陕北公学、抗大学员中选拔的青年知识分子占多数，也有少数是从白区直接来的，还有一些是从部队选拔的。校长吴泽光、政治委员魏洪亮、总支书记龙西欧。
11期学生中青年知识分子占主要成分，如王进、林烽是高中学生，那时高中学生在延安是不多的。这一期学员在通信部的有张凯等，12期有崔伦、绳吉伦、高飞等。12期教学时间较长，既学报务又学机务。总起来看，这一期学生文化水平较高、基础好，思想进步快，教学质量是最好的。
学校在东村高原上，住在一个窑洞里和部分民房里。最困难的问题是没有水源，靠天吃饭生活很不方便。后来学校就搬到高原下面的督河村，这里吃水不困难，供应条件比较好，军民关系也好。当时把学员编成3个队，队长杨迪哲、王林（孙友余）和张可曾。教员有孙俊人、周建南、刘法墉等。孙、周、王都是从上海交大来延安的，先在新华社工作，后来调到三局，发挥了他们的专长。学校的规模扩大了，教员的专业知识水平高了，学生的文化知识基础也比过去好，这是通校比较突出的变化。学员精神振奋，生动活泼，学习努力，情绪十分高涨。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可以说，在督河村那一段时间，是通校历史上的发展壮大时期。在这期间，教务主任沈毅力调新闻台工作，王曙接任教务主任。
193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督河村虽好，但位于陕甘宁的边远地区，不大安全，因此，三局决定将学校搬到保安。途经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亲切接见全体师生，我第一次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话，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在保安，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差多了。同时，学生和教员都要一边学、一边教、一边上山开荒生产，教学计划难以如期保质完成，因此同年7月，通校又迁到延安附近的川口。
迁回延安后，王诤曾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从长远设想通校要继续办下去，规模暂不扩大。在此期间，通校继续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报务与机务相结合、新生教育与老干部培训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分出一些人员到前方办校，调出一批干部分别到大后方统战区和抗日前线电台工作。
当时，我仍留校工作，王乃大升任指导员，涂光大随李井泉到晋西北。周建南、王林、罗沛霖调往大后方统战区工作。他们到重庆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周建南于1947年由重庆回延安。王林继续留在白区工作，罗沛霖1948年赴美国留学。同年秋，学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调整了领导干部。魏洪亮离开通校后，张振球接任政委，还增加了政治教员袁血卒、王飞、林一民等人。1940年春，我调三局工作，改由孟贵民任教务主任。
1942年，延安整风学习开始，吴泽光到党校学习。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通校改名为“电信工程专门学校”，程明升任教育长，孙俊人、陆亘一、程明升、孟贵民、李荫苍等人先后分工任教。专业设有：电信工程队、有线电队、干部队、机务班等。办校目的是普及与提高结合，着重提高基础理论知识与应用技术，以适应工作需要。如光学报务不行，将来到大城市独立工作有困难，为了搞好白区的秘密电台工作，一定要学习机务理论知识。从12期开始，在川口南边窑洞专学报务，北边窑洞专学基础理论。干部训练班的同志，他们从事报务工作多年，急需学习技术理论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在这期间，学校从政治思想到教学工作都有所加强。这时，张振球政委调离通校，邓典桃到校任政治协理员，整风期间调刘洪涛任政委。1944年冬，吴泽光从党校回来后，王诤兼校长，吴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钟夫翔任总支书记。与此同时，三局机关从盐店子搬到裴庄，学校从川口搬到盐店子。抗战胜利后，吴泽光调晋东南工作，学校停课，准备迎接新的胜利局面。
通校从1936年到1946年，10年间，本着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精神，培养了大批年轻有为的报务、机务人员和领导干部，除由三局分配外，还输送给二局、新华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通校有不少青年干部是一边积极工作一边勤奋学习成才的，如申仲义、张立中、吴元亮和李兆吉等。
王诤能从战略高度考虑培养人才问题，他提倡学习科学技术知识，重视提高通信人员的科学理论水平；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老干部，既要求学习理论，又注重实物教学。如把在战场缴获的机器分解开来，讲零件与整机的关系，教育效果很好，学生容易理解，懂得使用、修理，从而提高了学习兴趣。他们说：我们学的东西用上了，自己会装修机器了。
王诤对干部思想教育也很重视。我到局以后，他对我说：“培养报务、机务人员，一定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只有这样，不论在前方、后方工作，才能经得起严峻考验。”当时抗大有校训，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通校虽然没有自己的校训，但它是仿效这种精神来培养人才的。王诤对学校工作很重视，对学生来源和干部调配等都非常关心。吴泽光和我们对王诤都很敬重和钦佩，他决定的事都坚决执行。
选自《电子工业史料》(第五辑)
（王曙为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