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
这是四十多年前——1960年的事了。我上大学为什么选择“西军电”？为什么远别上海奔赴西安？说起来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理解。
“一部电影”改变了我的志愿
当时我在华师大一附中读高二，该校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处于中上水平。按常理，考大学即使不进清华北大，至少也能进复旦交大一类的学校（一年后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大都考入了上述四所名牌大学）。为什么我会选择“西军电”呢？当时在国内流行苏联电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部叫“同志的荣誉”的电影，它反映的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年在苏沃洛夫军事学院学习生活的故事。特别看到这群孩子穿着军官服，戴着大沿帽和肩章，真是神气极了！于是我也开始向往自己有朝一日能进军事学院，毕业后当一名军官，将来甚至成为将军！所以遇上那年“西军电”来上海招生，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得到最后批准入学的通知时，高兴得都要跳起来了！
当年我们华师大一附中有9人保送“西军电”，整个虹口区大约100人左右（到学校被编入预科6队）。1960年8月12日从上海坐火车出发，8月13日深夜到达西安。因为“八一三” 是日本人轰炸上海的日子，所以我们就记住“八一三”也是我们参军的日子。那天深夜到达“西军电”时，受到老学员们的热情迎接，带我们到食堂用餐。饭桌上已经为我们盛好了饭，不知谁叫了一声：“哦！蛋炒饭。”，大家端起饭碗就吃，却觉得味道不对，喉咙难以下咽？原来这是小米和大米的混合饭。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经离开了从小长大的上海，来到了大西北的西安。
第二天，我们看清了整个学校的全貌。特别是教学大楼（主楼），气势宏伟，那个年代不要说西安，就是其它大城市的高校中，这样的教学楼也极少见。据说它是模仿苏联红星通信学院的教学楼而建造的。入校后正式穿上军装，大家就开始“忙乎”起来了。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戴上肩章和大沿帽，扣上武装带，成群结伙上街去拍军官照，离学校最近的边家村的小照相馆生意兴隆，每个人一拍就是十来张，而且全身的、半身的、合影的样样都拍。为的是尽快把军官照寄给家里亲友以及还在上高三的同学，想象中，他们看到照片后一定羡慕不已。
班主任指导员情同父母
使我们感受到部队传统和军人作风的是学院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那些基层的班主任和指导员。他们大都是行伍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经受过战争考验，军衔大多是大尉（副主任一般是上尉）。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言传身教中给我们这些“学生兵”各方面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刚进预科时大多只有十六七岁，我们的班主任、指导员都把我们当孩子看待。特别是到了寒暑假有部分同学要乘火车回家探亲，他们更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18班的副主任夏秀鑫（上尉军衔，山东人，性格特直爽）亲手教我们，把钱放在裤兜里，然后从里面用别针别住，小偷从外面就没法把钱摸走。另外还再三关照我们，路上遇到乞讨的人，什么都不要给他，这些人大都是好吃懒做，靠自己劳动怎么会没饭吃？他的这席话使我终身牢记，因此几十年来我从不随便向乞讨者“施舍”。另外，刚进预科六队时，遇上了操一口宁波口音的林主任（名字已记不清了），我们上海来的同学感到特别亲切，就象在外地遇见了老乡一样。听说林主任是从四明山打游击开始革命的。在当时预科的班干部中，他的军衔最高（少校）。（可惜没多久我就被分到了18班，而林主任则成了13班的班主任）。他关心我们小学员的故事也很多，经常深夜为大家掖蚊帐、盖被子，被学员们誉为“林妈妈”。在各个班的班主任和指导员中这种对学员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的事迹，真是举不胜举。他们把老八路的作风传授给我们，使我们懂得如何成为一个军人。我们和这些老干部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这些年我们班的同学凡是到北京出差，都会去看望一下离休在北京的老指导员邓宗舜。当然，他们中也有极个别道德败坏者，如当时预科15班的指导员H，就因为对女学员动手动脚，而受到降职和党纪处分。
王政委半夜“查铺”
我从小读书较早，高二进“西军电”预科时，还不足16周岁（差3个月），其实还是一个摘掉红领巾不久的少年。预科6队没存在多久，就打乱了各地（还有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地）来的学生编队，成立了预科12～19班。我分在18班。一方面，预科的学员普遍年龄较小，另一方面，在预科中有不少高干子女（有中将、上将的子女，甚至还有中央首长的子女）。所以学校的领导对预科学员特别“关照”。时任通信兵部副政委兼西军电政委的王赤军少将，经常亲自给我们预科作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这样说，北大有个华教授（指华罗庚）是吧，我们也有“ 华教授”，并当场就请“华教授”站起来（实际是一名姓华的俄语老教员），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不要“迷信”清华北大等名校、不要看轻了自己的“西军电”。还有，王政委照顾我们年龄小，总让我们尽量多睡一点。还特地规定预科学员晚上9点熄灯（其他学员是10点熄灯）。还有几次，王政委半夜亲自到预科宿舍“查铺”，大家睡得正熟，突然宿舍的灯打开了，王政委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学院领导来看望大家，我们赶快从床上坐起来。虽然惊醒了，但大家还是被院首长的关心所深深感动！
1960至1962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饭吃不饱。部队粮食也紧张，但食堂又要让大家“敞开吃”。因此，就煮一大锅很稀的稀饭，王政委曾把这种稀饭形容为“三不沾”（米、菜、汤）。每当一大桶热腾腾的稀饭抬出厨房，我们这些年轻人就一涌而上，把桶围得水泄不通。有一次有位戴眼镜的同学大叫：“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原来热稀饭的蒸汽在他的眼镜玻璃上蒙上了一层雾。更有慌乱中把棉军帽挤落在稀饭桶内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的。当时为了捞到比较干的稀饭，不知是哪位调皮的同学，将刚学的“四快一慢”军事理论也运用到了这里，总结出“下勺快、搅动快、……最后起勺要慢”的操作法。…那是一天中最快活的时候，食堂里发生的趣事也仿佛特别多。
严格的军营生活
在军校上学和地方大学有很多区别，特别是按部队要求的军营生活。不管春夏秋冬，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就必须在几分钟里完成穿衣迭被集合出操。特别是西安严冬下雪结冰的早上，真不情愿从热被窝里爬出来。我们这届的同学，毕业后有不少人又分配到野战部队的连队里，因此可以说十几年的部队生活，没有睡过一天懒觉。难怪有的同学在复员转业后说，回到地方上最大的“享受”就是能睡上安稳觉！在军校每天的生活就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而且不管到哪里都要整队齐步走，一天常常要排十多次队。一面走一面唱队列歌，我记得唱得最多的是一个叫《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歌：“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军队忠于党，……”。每天早上上课前，可以看到校园大路上一长溜一个个的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教学大楼缓缓走来，此景甚为壮观！白天上课，晚上还有两个小时的晚自习，按规定必须到教室自习（不允许到图书馆或其它地方）。记得在预科和刚进入本科的一二年内，我们来自大城市的同学觉得基础课比较容易，不要化太大的力气，本来认为不需要晚自习，但是这是硬性规定，所以只能跟着排队到教室，然后拿着书装模做样地翻来翻去，无聊中消磨掉两个小时。
“祖国颂”大合唱
为了参加全校的文艺汇演，我们预科18班决定排练大合唱“祖国颂”。因为当时军校男生多女生少，所以特地“借用”了15班的女生。男高音领唱是于新民（北京人），女高音领唱是15班的曹琳（将军之女）。指挥原定由上海同学陶本仁担任，但后来教物理的冼教员（中尉，广东人）主动要求担任指挥，陶本仁就担任钢琴伴奏。这个歌的合唱分两个声部，相互配合好很难。记得那时我和其他一些男生是唱第二声部的，有的段落很难唱，所以我们就利用课余时间反复排练，甚至排队走在路上也会自言自语地吟唱：“太阳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一片光彩……”。旁边的人听起来像和尚念经似的，觉得很好笑，但是两个声部合起来就非常好听。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越唱越好。最后的正式演出是在大操场的舞台上（当时没有大礼堂），全体戴上大沿帽、佩肩章和武装带，气势雄伟，歌声委婉动听，演出非常成功！可惜，那个时候没有照片和录音留下纪念。1996年我们返校参加65周年校庆时又看到了年轻一代演出的“祖国颂”大合唱，可见，当时的这次演出已经成了西电的一个传统节目了。2007年11月我班同学在上海聚会，大家又兴致勃勃地再次重唱了一次“祖国颂”，仿佛要找回逝去的岁月似的，…虽然没有事先排练，嗓音也早已今不如昔，但大家还是足足“过了一把瘾”！
与将军院长合影
预科半年后升入本科，我分在4系（雷达系）5科（导航专业）611班。这是由预科12、13和18班的部分同学合成的一个班。后来，老4系被拆成6系和7系。我们所在的班于是就变成7系614班。进入本科不久，军事课就开始学手枪射击，每人佩带一支54式手枪，好神气！记得教我们射击的教员是一名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穿一身旧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据说他的枪法十分了得，能指哪里打哪里。为了给大家记录下带枪的英姿，不知是谁借来了照相机，约全组星期天在校园里拍照。拍照的地点选在东校园的“专家俱乐部”（60年苏联专家刚撤走）附近，那里有一块小花圃，是校园中最美的地方。正当我们举起手枪，摆好姿势准备拍照时，正好在附近散步的代院长黎东汉少将走了过来，于是我们就邀请黎院长和我们大家一起合影，黎院长欣然接受了。我们全组20多人围在将军身边个个脸上绽放出幸福的微笑，这张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现在再想起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的同班同学中也出了好几位将军，但在当时，能和将军一起合影确实感到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告别西安迁往重庆
1962年2月，上级决定将整个雷达系（6、7系）迁往重庆，组建雷达工程学院，我们也就离开了西安。1963年8月两院又进行调整：西安的通信系一部分迁往重庆，成立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而重庆的2、3、4系又迁回西安（包括保铮、戴树荪等一批著名的教员也是这时又回到西安）。只有我们重庆1系一直留在重庆。所以，我在西安总共只呆了两年（60—62年），而这两年又值逢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曾经到学校围墙外去挖过野菜，因为缺少汽油，我们曾到西门外的面粉厂去背面粉，到长安县去背大白菜，都是用肩扛手提，步行来回。在我的记忆里，在西安两年里几乎没有坐过公交车，假期到火车站去接探亲的同学，到小寨西北体育场去看篮球赛等，都是步行来去。看到网上很多年轻的校友怀念西安的各种小吃，而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尝过什么小吃，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粮票。所以从物质上讲，西安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记忆。但是从精神上讲，我们的青春从“西军电”开始，我们的“军官梦”也是从这里开始。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为曾经就读过“西军电”而深感自豪。
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实际是由“西军电”的一个系搬迁组建而成的。从院系班领导到学员基本都是从西安过来的，所以仍然继承着“西军电”的传统和作风。当时“西军电”称总字411部队，而“重庆通工”称总字412部队。只是后来“西军电”划归国防科委和电子部并最终成为地方大学，而“重庆通工”始终是一所军事院校。而且由于林园离市区较远，周围也没什么地方单位，我们平时很少与外界接触。完全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部队环境中。
不准谈恋爱
当时全国的大学生都不允许谈恋爱，军校更是严格执行。我们刚进预科的时候，上海来的同学年龄小，大都没考虑。但是外地特别是农村来的同学，有的都已二十出头了，难免会想到这方面的事。为了给大家敲警钟，大会小会领导都要讲此事，好象还召集所有的女同学专门讲为什么不准谈恋爱。有些干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挖空心思罗列了各种“理由”。记得某政委就对女同学讲，你们现在好好读书，将来毕业了，一个女大学生还是身价很高的（原话记不住了，大致的意思），要“放长线、钓大鱼”。谁知有的女同学就是“不买帐”，在下面说，我就喜欢“放短线，钓小鱼”，可以吗？这两句话在私下曾流传为“经典之言”。当然大部分同学还是能坚决执行上面的规定，即使有“苗头”的同学也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当时的学制较长（五年），随着年龄不断增大，到了三四年级，这种事情就越来越难控制了。例如和我同班的男同学X（团支部书记）和女同学W（党员）竟然在林园的山洞里发生了关系（据说这个山洞是当年蒋介石的防空洞），致使女方怀孕。事情败露后，领导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处分：X被开除学籍，W转业到公安部门，可能也是为了“杀一儆百”。事后我们都很为这两位曾经是学生干部的同学感到惋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们本该在66年毕业却要留校闹革命，直到68年才毕业分配，所以我们是在军校“抗战八年”（60—68年）。据说，在毕业分配前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有不少男同学在想，现在周围有一些同窗的女同学，如果不“抓”上一个，将来分配到基层部队（当时分配是“四个面向”），不要说女大学生，就是找一个女兵都不容易。因此在毕业分配的前夕，原来有相好的立即使关系从“地下”转为公开，过去没明确“表态”的立即“表态”。几天之内将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女同学几乎“一抢而空”！当然，我是因为报名批准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斗，于1967年底提前离校的，没有亲历这戏剧性的一幕，这是后来听其他同学说的，也可能带有夸张的成分。
一面学习一面劳动
在当时的形势下，部队要求我们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平时还参加一些劳动。记得在西安时就曾经到渭南县帮助农民去收割麦子，虽然只劳动了三天，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当地的陕西人和他们的生活（说来也怪，我们同届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恰恰没有陕西人）。到了重庆以后，学校的所在地（林园）远离市区，又在山上，生活更象是部队。宿舍就在小山脚下，山上有一大片菜地。我们每个组都分到一大块菜地。在学习之余，必须把菜种好，当组长的更要带头。我刚从3611调到1611时，分在四组。组长“舒大个子”（大家都这么称呼他）虽然不是来自农村，但力气很大，经常一个人挑着一担粪上山浇菜。而我是副组长，当然也不能落后，所以常常跟着他一起干。但是说实话，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一担粪一二百斤，压在肩膀上疼得受不了，还得沿着小路一步一步把它挑上山。但那个时候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再苦再累好象也都能坚持下来。我也很感谢这位“舒大个子”的同学，正是在他的帮助和带动下，使我经受了劳动的锻炼。前不久，听说舒长胜已晋升为海军装备部少将。我班的另一位上海同学郑荣刚，是二组的组长，他也学会了挑粪上山。有一次，到猪圈里去掏粪，他把衬衣挂在围栏上。等他掏满两桶猪粪回头一看，一件衬衣已被猪啃成一条条的布片了！后来一位来自泰州的男同学张庆华，竟然又帮他把这件衬衣一片片缝了起来，他还照样穿上这件衬衣。郑荣刚92年去了美国，现在美国定居。如果让我的同学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军校的艰苦生活的场景，一定会感慨万千！
“分派女生跳舞”的风波
军校平时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每周一次在大操场上放映的露天电影，似乎就是最大的享受。难得有外来的文工团或剧团来学校演出。我记得有一次是总政军乐团来，可能算规格最高的演出。共演三场，各班轮流观看。我第一场观后似乎还不满足，想再看第二第三场又没有票，于是就站在大礼堂的窗外又连看了两场同样的演出。我们普通的学员是这样，学院的高层领导自然就更感到业余生活的单调。所以在63-64年期间上面就想组织舞会，林园里又有过去的宋美龄舞厅那样现成的好场地。于是从学院文工团中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小乐队，缺少女舞伴怎么办？这时就有人想到了各年级中的女学员。当各班的班主任接到宣传处的通知，“要每班选派2名女同学（最好要漂亮一点的）参加院领导的舞会”时反应却各不相同。我们班的陈主任大发雷霆，竟然立下规矩：“一个也不许去！”而大多数的班主任可能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女同学还是派出去了。军队的高级干部以前受彭德怀“军队正规化”时期的影响和苏联专家的熏陶，都很喜欢跳舞。而一些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却看不惯，特别是还要女同学去陪舞。当然现在看来，举行舞会也很正常，不让女同学去跳舞似乎有点可笑。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上海的柯庆施当时就严禁跳舞），确实引起了一场“风波”。最后，每周末的舞会还是照常举行。听说有的喜欢跳舞的男同学有点忿忿不平：为什么我们男同学就不能参加？甚至还有个别男同学偷偷跑到舞厅外，朝里张望。据说，院领导个个舞步优雅，特别是周石夫副院长，平时走路有点瘸（可能是战争中受的伤），但一跳起舞来却显得十分灵活。当时最受影响的是我们1611的同学，因为我们的宿舍靠近舞厅，只有一条马路的间隔，10点熄灯后躺在床上，耳边不时传来阵阵“蹦嚓嚓”的音乐声，直到舞会结束后才能睡着。这样的周末舞会好象一直持续到1965年。文革一开始，谁也不敢再跳舞了。
学雷锋 改造思想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红与专”的讨论；内部社教（四清）；农村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有一点我一直不明白：我们这些人虽然生在解放前，但从上小学一年级（1949年）就已经解放了。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总把我们列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要我们不断地“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每次运动来了都要对照检讨一番。在“学雷锋”的热潮中，大家抢着做好事，生活上也要求艰苦朴素。在那个年代里，脑子里根本就没想过什么“享受”之类的事情。军校每个月都发津贴费，从第一年的6元，到第5年24元（津贴费的最高一档），吃穿用都是发的，应该说，每月拿这些钱已经是很“富有”了。但是我们也不知怎样“消费”？每月除了买牙膏肥皂，余下的钱就都存起来。到毕业前，最多的一个同学储蓄的钱已达到一千多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当时包括一些高干子女都能严格要求自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系612班的赵国柳（邮电部副部长的女儿）每天吃完饭都主动帮食堂洗刷碗碟，长年坚持不懈。我们班的将军之女曹琳穿上自己动手打的草鞋，……。如果有哪个同学不穿部队发的衣服或鞋子，自己想穿得漂亮一点，就会被当作反面典型批判。到了内部社教的阶段，“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更是无处不在。当时系里派了一位协理员W到我班代理指导员，他竟这样说：什么“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大小，都是资产阶级！因此，我们班的同学（特别是上海来的同学）有些原来是高级职员或小业主家庭出身的，都被他“归到”资产阶级出身一类。在社教中，都要深刻检查，如何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有一位男同学，家里给他寄来一双粉红色的雨靴，这可成了资产阶级家庭“腐蚀”子女的“罪证”。其实，当时，橡胶制品都要凭证供应，而彩色雨靴是塑料制的所以不用券（并不是为了好看）。其实，这位协理员W自己是地主家庭出身，所以特别“左”，以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几十年后看这些事情，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时代，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虽然我们中的不少人都受过“极左”路线的伤害，但是大家还是坚定地跟党走。为了表示对党的忠心，有的同学写下了血书交给党支部（这位同学30年后也成为了一位将军）；也有的同学把自己多年积攒的几百元钱交了团费（因为还不是党员）。我当时也把自己积攒的准备自费回家探亲的钱捐献给了灾区人民（当时军校规定，5年里只能报销3次回家探亲的路费。超过3次须自费）。我这么做也就意味着，在毕业之前的2-3年内不准备回家了。…在以后的农村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生活上吃的“苦”和政治上经历的“风浪”就更多了。
总之，我们这一代是文革前军校培养的最后一批大学生，在校“八年抗战”使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自认为在德智体各方面的素质都不错，但分配到部队后又把我们当作“臭老九”对待，有本事也没有地方发挥，真是“报国无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班的同学（共96人，其中一半上海人）大部分都选择了复员转业——回老家，只有少数的同学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似乎也不是本人意愿）留在了部队，在他们中最终涌现出了2名将军、1名大军区装备部长……。我们最初入军校时的成为军官的“理想”，只在少数几个同学身上得以“实现”。
2008年5月重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