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
我们这批1961年初从预科升入本科的学员，本应在65年底或66年初毕业分配的，但为了贯彻“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的精神，全国的军校生必须在毕业前参加半年的农村“四清”运动。而后紧接着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法分配只好滞留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大部分同学直到68年才毕业离校。我遇到了“特殊”情况：那是1967年12月，南京军区高炮66师开赴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斗的前夕，计划到我校挑选8名雷达专业的毕业生。结果，我们重庆1611和1612班各有4名同学被光荣入选，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记得还有1611的蒋佑文、刘幼臣、黄少华和1612的金瑞芳、李毓福、王绍华等）。临行前，重庆在校的同学为我们开了欢送大会，给我们8人戴上了大红花。由于时间紧迫，我们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带着行李到昆明报到。
夜色中悄悄进入越南
12月26日我们到达昆明时，66师已在宜良县的大荒田营房集结。我们到师部报到后，立即被分配到各个装备雷达的部门。我和蒋佑文因为会打篮球被分配在师部直属侦察连。其他6人都分到各团。到连队基层没几天，就随部队出发了。从昆明到中越边境的河口市，路程不算远，但部队行进了4天。河口市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江相望，江上通过一座“友谊桥”相连，国境线就在桥的中央。在河口仅住了一天。师首长对出境行军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车、炮、雷达等都必须“伪装”、“变形”。每个人必须头戴树枝伪装。汽车在途中行进时不开大灯，如听到防空警报，必须迅速就地疏散隐蔽，高射枪、炮进入射击准备……。这样一布置，就更增加了我们上战场前的紧张气氛。
68年1月4日夜里，部队正式出发了。河口市的男女老少夹道欢送“最可爱的人”，天真活泼的少先队员，手里端着一碗碗茶水，用稚嫩的声音反复地呼喊着：“解放军叔叔，再喝一口祖国的水吧！”…我顿时觉得心里突然一下子哽住了，禁不住要掉下泪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祖国啊！…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夜色中，战车一辆接一辆缓缓驶过“友谊桥“，悄悄地进入越南的国土。在越南老街通往安沛的公路上，数百辆军车毫无声息地行进着。因为不准开大灯，四周显得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部队摸黑前进了约六七个小时，终于在天亮前到达各自的阵地，。天一亮，向阵地周围一看，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树草和竹林。和我们刚离开的云南南部那些光秃秃的山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南的山水真美啊！
“千车万人”的高炮师装备精良
从1964年至1968年我们中国派出多批高炮防空部队支援保卫越南北方，阻击美国的空中袭击。被称之为“援越抗美”的行动对外是不公开的。属于我们66师驻守防区的安沛市，是仅次于河内、海防的越南（北越）第三大城市。我们的一个工程兵师，正在当地实施修建一个军用机场，工程浩大，——他们用推土机推平100多个小山头，建造一个有3000米长跑道、可供米格21（当时最先进的苏制战斗机、三角形机翼）起降、据说是当时印度支那地区最大的机场。这自然就成了美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我们66师的任务就是保卫安沛、保卫机场。我们穿着由中国自制的越南式军装、戴“铜盆帽”，只是没有领章帽徽。工程兵穿的则是绿色制服（有点像邮递员的服装），伪装成老百姓。为了加强高炮师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部队能得到实战的锻炼（解放后，绝大多数部队没有打过仗），所以给我们这个陆军的高炮师编外增援了许多海陆空的部队。原来我们一个师只有4个团，现又增加了一个东海舰队高炮5团（海5团），和一个空军探照灯独立营。原来每个团里只建2个营，现又增加了来自各野战军的1-2个高炮营，还有许多兄弟部队的参加实战锻炼的人员。光我所在的侦察连就有260多人，近30辆车。因此我们这个师实际是相当于2—3个师的加强师，有2000多辆车，1万多人，号称“千车万人”的一支大军。而且当时为了显示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配备了国内最好的武器装备。两个重炮团（85炮和57炮，都是有雷达自动跟踪瞄准的的自动化火炮）拖炮的车是从法国进口的戴高乐牌的重型卡车。当时我们中国基本上不进口工业品，更不用说军事物资，据说这种卡车还是以农业需要为名从法国进口的。两个小炮团（双管37炮）拖炮的车是从罗马尼亚进口的“喀尔巴阡”卡车。其他武器装备也都是国内最先进的，包括有些正在研制中尚未最后定型生产的装备。例如，我们高炮师用于火炮指示目标的警戒雷达，一般常用513雷达，但是这种雷达存在低空盲区和测高不准的缺陷。因此这次就专门配备了一部能监视低空的571雷达和一部专门测高的582雷达（都是尚在试制中的雷达）。我就分配在582雷达排做实习技师。
现代战争是科技水平的较量
入越前三个月，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几十架次美机轮番进入安沛上空轰炸是“家常便饭”。我们师曾经一夜间打掉过上万发炮弹。美机针对我们使用的苏制9A炮瞄雷达发射的一种名叫“百舌鸟”的空对地导弹，直接射向雷达，命中率极高。在两个月里，已打掉我们海5团的两部雷达（有一位操纵手叫顾品康，脑浆被打出，但“仍然手握操纵杆坚守岗位”。后被评为“麦贤得式”的英雄）。搞得我们十分紧张。于是，我们将整个雷达车埋在工事里，顶上再铺上钢板；操纵手头戴钢盔进雷达；雷达捕捉到目标后，只允许短时间放在自动跟踪档上，要求火炮立即开炮；……。采取了这些人为措施后，炮瞄雷达才得以避免大的损失。当时美国也把最先进的飞机投入越南战场。有一种RS-71的高空侦察机，速度为3倍音速，我们警戒雷达天线转一圈就要10秒。你如果抓到第1个点，天线转一圈，它已经飞越十多公里，…再想抓第2个点可能往往就看不到了。大多数操纵手都无法报出一条完整的航线。记得当时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操纵手、615团指挥连的朱副连长，能够报出5、6个点，其实也是根据经验报出的“虚拟”航线。仅从以上两方面的战例可以看到，当时美国武器的科技水平确实比我们高好多（但当时是不允许这样说的），我们只能人为地想出一些“土办法”来弥补武器性能的不足。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只强调所谓“人的因素第一”，不能客观地承认科技水平的差距。对英雄人物的宣传也是精神上“无限拔高”，例如前面提到的雷达操纵手顾品康，当时脑浆打出来，早已失去知觉，但还要拼命宣传说他“手紧握操纵杆，口里还不停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好象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长篇报导。
八次转移雷达阵地
我和我的同学没有一个分到炮连的炮瞄雷达，所以也没有亲历“导弹袭击”。我们所在的师侦察连和团指挥连的警戒雷达，是为高炮发现和指示目标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师、团指挥员的眼睛。我们师侦察连的三部雷达（513—高空、571—低空、582—测高）能够相对全面地为整个师的高炮指示目标。因此师首长对这些雷达的部署也十分重视，每次都是师长亲自选择阵地。由于一般雷达在近距离低空存在“盲区”，所以雷达通常布置在离高炮阵地较远的地方。但这样又必然要冒被敌机攻击的风险。没有高炮的保护，就只能靠“伪装隐蔽”了。所以，我们每次都将雷达车隐蔽在小山头的树林里，天线周围还拉上伪装网。但天线周围树叶太密，又可能影响电波的发射，特别是582雷达，工作在厘米波段的频率，很容易被树木吸收。为了解决好“抓飞机”和“隐蔽”的矛盾，我们曾多次转移阵地。有时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阵地，呆了没多久，恰好碰到敌机在我们阵地附近扔了炸弹，就猜疑敌人是不是发现了雷达？常常又赶快转移阵地。就这样，我所在的582雷达曾八次转移阵地。
雷达技师的任务主要是维护保养雷达，遇到故障必须立即抢修。当发现有敌机入侵时，战斗术语称之为“一等”（战备）,平时称为“二等”。“一等”警报一响，值班操纵手和排长立即上雷达投入战斗，而技师和其他不值班的人员立刻进防空洞隐蔽，除非战斗过程中雷达出了故障。因此相对来说，技师“挨炸”的危险性相对小一些。再加上我们雷达阵地离高炮交火区较远，所以也看不到敌机轰炸、弹火纷飞的战斗场面。只能在雷达的荧光屏上看到敌机逃窜或被击落。仅有一次，太阳即将落山，我和一群战士正在红河里洗澡，突然有两架美机贴着河面低空迎面飞来，离河面只有二三百米高，连座舱里的飞行员都清晰可见。…事先没有警报（低空是雷达的盲区），躲都来不及躲，有的战士还身上还涂满肥皂泡，只好一头闷入水中。飞机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所幸它们只是侦察机，不然的话，一梭子机枪扫下来，我们都要挂彩了。
越南的战地生活
当时的越南北方已是满目疮痍，在安沛几乎看不到一幢完好的砖瓦房，即使有房你也不敢入住。只有农户的木结构的茅草屋才被保存下来。而且在北方你很难看到年轻力壮的男人，都到南方去打仗了，留下的基本上都是妇女和儿童。在越南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部队吃、住、用的所有东西（除了水以外）都是从国内带来的。为此专门配备了一个运输团，每天几十辆卡车从云南边境的文山、马关等地日夜不停地运送各种物资供给部队，包括粮食、猪肉、蔬菜、煤等。这一年多我们一直住在自己搭的帐篷里（实际是一个只有屋顶的雨棚）。好在越南的气候比较暖和，冬天也不冷。但帐篷搭在丛林里，蚊子特别多，所以一年四季都得挂蚊帐。蚊帐还有一个用途，就是防备蛇或其它毒虫的侵袭。由于运送食物的路程较远，天气又热，有些新鲜的蔬菜运到时已经腐烂，猪肉也不新鲜了。后来干脆运活猪由各连队自己宰杀。在越南一年多没吃过一餐越南饭菜，也没拿过一分钱的越南货币（即使有钱也没有地方去买东西）。名副其实是“在越南人的地方过着中国人的生活”。在整个安沛地区到处都可以遇到中国人，中国部队。有时出公差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想要吃饭，你只要到附近找一找，很容易可以找到中国部队（炮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在那里，只要交一张特制的“就餐券”，不用付钱就可以就地用餐，兄弟部队总是招待得特别热情。都是一家人嘛！部队在越南仍然强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所以即使越南当地盛产各种水果（槟榔、香蕉、菠萝等），有时看到成串的香蕉挂在树上没人摘，我们也不摘。有一位比较调皮的战士背着大家偷偷地摘了一大串野芭蕉回来，还再三解释：“香蕉是家种的，而芭蕉（比香蕉短而粗）是野生的，烂掉了也没人要。”大家才总算尝了一回越南水果。还有一次，挖工事中挖到一只穿山甲。几个胆大的战士把它杀了（那时候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皮（甲）剥下后托司务长带到马关卖了做药材，穿山甲的肉和着才烧了一大锅给大家吃。这是我在越南期间尝到的仅有的两种当地“土产”。
中苏越“三国演义”
当时的中苏之间的争斗已经十分激烈，社会主义阵营也已经四分五裂。各方都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所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听说朝鲜也派了一个“女兵高炮团”。越南方面为了避免中苏军队在那里发生冲突，专门划分了地域。河内100公里的范围内是苏联导弹部队的防区。中国的高炮部队布防在海防（东线）和安沛（西线）地区。一般情况下是互相不碰面的。越南人在中苏两个大国的“争斗”面前搞“平衡”，既不得罪你，也不得罪他。两面“讨好”，两面受益。在安沛通往河内的公路的一侧，有一座无名墓，上面只有一个白色的石墩作为标记，据说，曾有一名苏联军官因强暴越南的年轻妇女，被当地的群众用锄头和砍刀打死后埋葬在这里。凡是路过这里的老百姓都要往这个石墩上吐唾沫，苏军也因为声誉不好而撤离了这个地区。从越南的上层领导到平民百姓，既有“亲华”的，也有“亲苏”的。在他们全国的中小学里，大约有50%是学汉语，50%是学俄语。有些学汉语的学生就喜欢到我们的驻地来和中国人交流。但越南当局又似乎不让他们过于亲近中国人，有时还监视他们。对于中国部队打下的美国飞机，有时我们通报越方是十几架，而越方只承认是几架。为了确认是我方打下的飞机，我们师还组织了好几个专门捡飞机残骸的“残骸队”，深入深山老林里搜寻飞机残骸。有时碰到越南人和我们抢残骸，据说他们抢到后交给上司会得到奖励。最有意思的是，一次，一架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进入安沛上空，突然控制失灵发生爆炸，飞机断成几块挂在降落伞下徐徐下落，这天正好是一个晴朗天，中越双方许多人都目睹了这一场景，都拼命想把这“天赐的礼物”抢到手。当时我部附近的一个炮连的连长非常机警，他二话没说，立即集合全连战士，把整个可能降落的区域全部封锁起来，不准任何越南人进入。飞机机体落地后立即装上卡车直送师部。师部接到后又立即换一辆车，将机体上覆盖好伪装物，派上武装战士押送，马不停蹄，以最快速度送往云南。…等越南人赶到现场，什么东西也没见到，我们的连长还在一旁装“糊涂”逗他们乐。后来，听说越方还专门派联络官找我们师部交涉，但此时，这一珍贵的礼物早已运到国内，这可是一架难得的完整的美制高科技飞机啊。事后，师部专门嘉奖了这位连长。
(照片为中国援越抗美战士俘获美军飞行员时的情景)
进入和平相持阶段
我师换防进入越南实际上已经是战争后期了。美机的轰炸也不像1964～1965年那样激烈。那时进入的部队，一个师甚至牺牲一二百人，而我们师才牺牲三十多人，其中还包括患病和抗洪救灾中的牺牲。美国人轰炸北越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切断“胡志明小道”（一条专门向越南南方运送人员和物资的秘密通道）和摧毁北越的军事目标。但炸了几年，“胡志明小道”依然畅通无阻，北越的军事力量在中苏等国的支援下越来越强大，这就迫使美国人不得不坐下来和北越进行谈判。1968年3月31日美国约翰逊总统宣布对北越实行“部分停炸”，6月30日美越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正式宣布“全面停炸”。我们认为，美国是被迫在和约上签字的，是否能付诸以行动，还得“走着瞧”，因此部队还不能立即撤，还得作好继续打的准备。这样一来，本来6—8个月轮换一批部队，现在也不轮换了，我们师还得继续留在越南待命。从7月一直到69年1月，我们就在越南一面准备打仗（练兵），一面为越南老百姓做好事。8月正是越南红河（它的上游就是中国的澜沧江）的汛期，洪水来势凶猛，一夜间大水就没过屋顶。我们各连队都成立了抢险队，我因为会游泳，所以也当上了抢险队的队长。我们划着竹筏，把被困的越南妇女和儿童一批批转移到安全的地带。在抗洪救险的过程中，我们618团有两位战士被洪水冲走，光荣牺牲。后来我们还帮助越南的农民插秧、干各种农活。我也第一次体验到越南水稻田里蚂蝗的厉害，有时赤脚踩在水里，片刻之间，腿脚上就会受到蚂蝗的侵扰。据有经验的人说，蚂蝗吸血的同时还会分泌出一种毒素，使你的血凝固不起来，所以即使蚂蝗捉掉了，伤口还在往外不停流血。想起来也好笑，在越南一年多来，在战斗中没有流血，倒是被水田里的蚂蝗吸掉不少血……。
胜利班师回国
仗不打了，在异国他乡呆着，又生活在荒郊野外的环境里，确实很想家，很想早点回国。所以一直眼巴巴地等待着中央——毛主席的决策！1969年1月，部队终于接到了回国的命令。…具体的日期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回到昆明过的春节。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能够打过仗，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又能平安地回来，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我们每个参加过援越抗美战斗的战士都得到一枚越南政府授予的军功章，还有一张由范文同总理亲笔签署的“参战证书”，这是越南人民给予我们的最高奖赏。然而，我们师有三十多名官兵在战火中，或在抗洪救灾中牺牲在越南的土地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凡是在国外因公牺牲的同志，遗体和骨灰一般都埋在当地。在越南安沛地区为这些烈士专门建了公墓——称之为“友谊山”，在一座小山头上，最前面有一座纪念塔，后面就是一排排的烈士墓。因为前几批部队留下的烈士墓已经布满了整个山头，所以我们师去的时候又新建了一座“友谊山”。牺牲烈士的家属当年是没有条件和自己亲人的遗体告别的，只能得到一张烈士墓地的照片。至今，我们的这些战友仍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1979年，当年的“同志加兄弟”——越南人和我们翻了脸，打响了中越边境反击战。据说这些为越南人民而英勇牺牲的援越抗美战士的遗骨也遭了殃，后来两国关系好起来了，越方又重新修缮“友谊山烈士陵园”，…当然，那是后话了。
整理于200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