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特别好学，喜欢识文断字，但家里除了天棚和墙壁上糊着的报纸能让我正着反着仰着侧着看个烂遍之外，实在找不到其它什么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当没有学问可做的时候，我便经常跑到县城的法院门口，看不时张贴出来的宣判布告。布告上那些惊心动魄的文字对我幼小心灵的刺激远胜于今天看好莱坞的警匪枪战片。而王勇之所以能让我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则全仗该传奇故事独辟蹊径，不落俗套，配有照片的详细描写更能让我张开想像的翅膀，在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上给我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满足。

上大学后，第一次在班会点名时听到王勇的名字，就像失散多年的亲友突然有了音信一样，我的心中一阵惊喜，在脑海中沉寂多年的王佛祖马上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我也知道，王勇这个名字毕竟是太普通太俗气了，我相信当时全中国仍然健在的王勇同志应该不下十万人；但因为有了孩提时代的先入主见，我便一直认为凡是叫王勇的可以有高矮之别，胖瘦之分，但不可以没有如来的慈悲本色，就如同洛阳龙门的那些石佛一样，虽然大小不一，但总脱不出悲天悯人的美好形象。这样的错觉直到我面对481班的王勇时才被彻底打破。眼前这位失散多年的“亲友”同我心中的活佛形象相比可以说就是故意做对的两个冤家。一个心宽体胖，一个瘦弱旗杆；一个慈眉善目，一个尖嘴猴腮；一个目光柔和，一个眼神犀利；一个木讷随性，一个伶牙俐齿。总之，我看不出面前的王勇同我小时候的偶像有任何共同之处。

大学四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王勇都在水房边的237宿舍，那是481班的古拉格。在那里，有黄平，林国辉，蓝明正等在不同领域为班级荣誉做出过反向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聚集一堂，同谋捣乱之策，共商破坏大计。这样惩前毖后的措施在我看来有些隔离的意思，但在当时却是再正常不过的治病救人的办法。我小时候喂猪的时候就知道猪听话不惹麻烦就给它爱吃的白麦麸子，否则就让它喝泔水，因为猪的生活本来就在人的安排之下。以此推理，王勇思想不端正总是给领导添麻烦当然就吃不上香饽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大学生活也是在领导的安排之下。但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领导也有仁慈的一面。比如在将要毕业的最后一学期，领导便提前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将237宿舍发送到其他宿舍进行感化教育，也好让坏人知道好人是多么可爱，也让好人知道坏人是多么可憎。就这样，王勇便来到了我所在的229宿舍。

在229宿舍，我同王勇相处时间不长，因为我很快便去了外地做毕业设计。不过在两个多月的短暂时光中，我还是有机会同王勇进行过几次倾心交谈，听他那抑扬顿挫的商洛普通话，也听他那些在今天看起来毫不惊奇，但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当我同他交流愉快，感觉相见恨晚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原来也隐藏着同坏分子一样的不安分思想基因。我很庆幸自己有超乎寻常的伪装能力，就像“套中人”别里科夫一样，大学四年从没有暴露过自己的反动思想。当然我也很害怕，因为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如果我的伪装被撕破，我便不能像王勇那样恬着脸活下去。

显然，王勇也看出了我思想上的犯罪潜力，因此在给我的毕业留言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有时候我在你身上找到了我的影子，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知道吗！”

后来我听说他被分配到陕西眉县的一条山沟里，后来研究所搬迁，便随军回到了西安。再后来，我听说他一直在研究所，不待见领导，也当然不被领导所待见。这是我可以想象得到的，毕竟搞雷达天线的研究所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它所需要的是踏实肯干的工程师，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思想者或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人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481班，虽然大多数女生都没有嫁错郎君，但大多数男生一定都后悔当初入错了行当。像赵克那样把学问做到博士级或像王五兔那样把专业做到国家级的毕竟只是少数，所以我们才看到481班的好汉们毕业之后八仙下海，各显其能，所以我们才看到马文岐炒股票炒得满盆满钵，刘建民揽工程揽得有声有色，张彦华搞软件搞得风生水起，就连李穗居无定所也能流浪得颇有诗意。由此可见，目下的中国有许多行当可以选择，所以我不明白显然不适合做学问或做工程的王勇为什么不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位置，而非要在原单位同学问或工程过不去。

481班的王勇，竟不时地出现在我的大学回忆中。这不仅是因为四年同窗的缘故，也不仅是因为几次交谈的缘故，我知道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想告诉他我以前不愿承认的事实，那就是，我的身上确实有他的影子，那是一种不安分守己，不愿意受拘束，不甘心被摆弄的心理。

也是正因如此，我要借此机会祝王勇好运！

2012年4月26日于蒙特利尔

（文中所载虽有事实根据，但夸张之处亦在所难免。如有冒犯，敬希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