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国际科技合作发展历史是一段充满探索与创新的历程，苏联顾问的来校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苏两国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苏联顾问团开始进入西电，他们带来了苏联在电子通信、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技术和教育理念。而中苏两国在教育理念、方针、方法上的差异和碰撞也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挑战。01/ 学校来了一个苏联顾问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密切，我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顾问约2至3万人。
1953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建立一个适应现代化国防通信部队建设的比较高级的军事学校”。
在大会决议中提出：“贯彻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建设一个正规的通信工程学院”“要全面地严格地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与通信联络的经验”。
随后，总参为学院聘请了一个苏联顾问团（地方大学称苏联专家，军事院校称苏联顾问）。
▲杜克中校介绍信（西电档案馆馆藏）
1954年2月起，总参聘请的苏联顾问陆续来校工作，最早到来的是通信顾问赫拉莫夫上校和第一任有线顾问特洛依诺夫上校。时隔两个月，第一任首席顾问卡拉乌洛夫少将到任。
一个月后训练顾问杜克中校来临，同年十月第一任无线顾问达马尔邱克中校和第一任雷达顾问布赞科夫亦相继到任。至此，是苏联顾问在校人数最多的时期。
对于苏联专家的到来，当时学院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不愿向他们学习；二是生搬硬套。
为了把先进经验真正学到手，学院专门制定了《关于向顾问学习及贯彻顾问建议的规定》，要求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尊重苏联专家，制定学习计划，避免盲目性。
▲《颁发关于向顾问学习及贯彻顾问建议的规定》（西电档案馆馆藏）
学院还为这些顾问盖了一个苏联顾问楼，即今日的老校区靠东院墙的6号楼。楼中为每个顾问分配一个带浴室的两居室套间，给顾问和其夫人住，只有总顾问的住房有四五间居室，面积加倍了。
楼内还设有餐厅、台球桌、跳舞厅、冲洗照片的暗室和警卫员的宿舍及值班室等，房间内均铺有羊毛地毯。
▲部分来校苏联顾问与翻译合影（前排右一为鲍达维恩斯基，后排右三为许厚庄）
据统计，1954年2月至1960年8月，先后有12位苏联顾问和专家在学校工作过。
汪懋官是总顾问的翻译。其他顾问都有一名翻译，分别到学院各机关和各系指导工作，赵希普也是翻译中的一员，他详细记录了这12位苏联顾问的姓名、职称及在校时间。
这些苏联顾问在校时间不长，人数不多，但是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他们都是有关专业方面的专家，到院以后，对训练计划、专业建设、课程设置、资料提供、制度建立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赵希普：苏联顾问和专家在我校工作的情况》（西电档案馆馆藏）
人物简介：
汪懋官，男，1930年5月出生，上海市人，1949年9月入党，1952年9月入伍。1953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翻译室担任翻译，后任讲师。
赵希普，男，1927年12月出生，东北辽阳人。离休干部，副教授，享受副厅级待遇。1949年3月参加革命。198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初期，广招学生，入华北大学，随军南下，半路奉命调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1951年3月调入空军；1953年调入总参三部；1954年8月1日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在翻译室任俄语翻译；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调入外语教授会，从事日语教学工作，1986年1月离休。
许厚庄，男，1933年12月出生，江苏海门人，中共党员，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先后担任翻译室翻译、俄语教师和英语教师，曾系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离休。
02/ 发展与阵痛：苏联顾问指导下的学院
1954年顾问团到校后，便把苏联对口学校——苏联列宁格勒布琼尼红旗通信工程学院的一套完全搬到了这里。
一方面，这对百废待兴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是一次助推，也促进了中苏两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不断暴露出来的中国与苏联在教育理念、方针、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差异与碰撞，也令希望推动学校发展的师生感到困惑与不解。
▲张家口办学校舍（西电档案馆馆藏）
苏联顾问团到校后的主要举措与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帮助了学院50年代迁校西安后的新校区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周边形势十分复杂，西北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地位愈发凸显。从工业分布更加适合巩固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党中央做出了“支援大西北”的战略举措，将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厂企业和众多有实力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迁往西部，建设军工基地、发展西北工业。
1955年5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要求学校暂停由张家口迁往北京的筹备工作，改于西安另觅新校址。
军令如山，一切行动听指挥。怀抱着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老一辈西电人胸怀大局、发扬传统，无条件服从中央战略、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义无反顾地成为了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建设者。
学校随即重拟搬迁计划，搬迁前，学校曾多次与鲍达维恩斯基（也被翻译为鲍尔达温斯基）等苏联顾问商讨建设计划，之后又由时任训练部副部长兼军事战术教授会主任崔仲民、苏联顾问赫拉莫夫、通信教授会副主任康新三人组成考察组，赶赴西安考察新校址。
为响应国家尽快实现西迁的号召、缩短新校区建设周期，学校还决定，新校区主楼建设直接采用苏联军校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布琼尼红旗通信工程学院的设计图纸，按照军用标准修建教学主楼。
诞生于这一特殊背景，北校区主楼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北校区主楼俯瞰图（西电档案馆馆藏）
二是按照苏联学校的训练及教学模式来对学院进行管理。
早期来校的苏联顾问主要是管理型的，主要是抓规章制度的建立，抓行政管理。抓三大条例，内务条例、队列条例、纪律条例的贯彻实施；根据三大条例拟定了院、部、系等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特别是训练顾问都亲自参与督促检查内务条例和队列条例的贯彻执行情况。
后期到来的顾问们，除了以上工作外，主要是结合我军我院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拟定学院的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
如为学院制定了五年制的教学计划。普通学校的教学在军事院校称为训练，所以教学计划就是训练计划。训练计划和课表如同作战计划，都需要经过学院政委和院长批准。教学过程必须严格按照计划和课表执行。
▲1958学年下学期无线电工程系四班的课表（西电档案馆馆藏）
通信顾问赫拉莫夫写过不少通信组织和战术课的材料，有线顾问特洛依诺夫帮助建立防原子工事。苏联顾问们对各门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都比较关心，有的亲自示范上课，有的深入课堂听课，有的外出检查学院的生产实习，有的亲自参加组织实施通信组织和战术演习，在对教学法的传授、专修室和实验室的建设等方面，顾问们也做了大量工作。
如苏联顾问会跟班听课，包括去教授会听新教员试讲，然后给讲课老师提意见。苏联顾问提出的意见概括来说：
第一，讲课要有重点，一次（两节）课的内容一般就是教学大纲里的一句话。每次课的要点（一般是3一4点）要写在黑板上左上方的位置，而且要保留到下课。每次课一开始要联系上次课内容，讲完课后要交代下次课的内容，以便让同学们回去做好预习。
第二，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多做示教，多用挂图，多跟学生交流，互动，下课前要留出提问的时间。这些要求相信对现在的老师也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学院工作的苏联顾问（西电档案馆馆藏）
后来，有线电通信、无线电通信和雷达专业方面的顾问先后换了一到二任。从1958年起，他们的工作性质有了变化，从顾问改为专家了。这样一来,就从管理型转变为技术型了。
即苏联专家只就各自的专业范围提供咨询和指导。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再加上我国当时开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后来的几位苏联专家发挥的作用就不大了。
当然，中国、苏联在教育理念、方针、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差异，足以引起碰撞的地方也不少。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机械搬运苏联学院某些教学方式和制度，带来不少的盲目性。
生搬硬套苏联教育模式，与当时的国情、军情、院情不符，反而滋生出一些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如管理上的惩办主义，考试时的“三堂会审”，制度上的“六小时一贯制”等等。
学员毕业时要举行“国家考试”，采用口试的办法进行，当时被学院师生戏称之为“三堂会审”。
毕业后，按照苏联的制度，授予毕业生军衔；优秀生，即各门课国家考试全5分的学员，授予上尉军衔；其他的毕业生授予中尉军衔。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师生间的极大混乱。
因为当时地方大学和本校的上几届毕业生在本校当教员，按照解放军老办法，工作了数年后，多数的军衔还是少尉和中尉。所以出现的现象是：老师自己教的学生，刚毕业留校任教，就比自己军衔高，见面要向他们先敬礼。因此，这个授予军衔办法实行一年后就停止了。
除此之外苏联的官兵间界限分明。比如冬季下大雪后，所有学员早上到院中扫雪。苏联顾问见到后说学员中一部分调干生都是军官，不应让他们扫雪，但是这不符合解放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引起了学校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不满。学院也在不断探索与调整，力求扬长避短，从苏联顾问中获得最大的帮助。
▲《向顾问学习座谈会总结报告》（西电档案馆馆藏）
03/ 人格魅力，师生印象中的“苏联顾问”
尽管大家对“全面向苏联学习”存在着不理解的声音，与苏联顾问的配合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大部分顾问的人品及工作作风还是值得认可的。
赵希普作为翻译，对很多顾问的行事都印象深刻：“我记得刚到西安时，学院安排诺沃泽洛夫住到人民大厦，全西安也就只有人民大厦里有一栋楼可以接待外宾，可是他不愿意去，坚持要住在学校。后来就安排他住在现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楼里，当时楼里的下水道还没有接通，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都还不能正常使用。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学院以前是军事院校，有军事课，野外还有演习，诺沃泽洛夫要亲自实地考察演习地点，我陪着他走村串巷，开着一个美国产的大吉普车，从户县沿着秦岭往西一直到终南镇。”
“多数顾问对人对己要求严格，其中特洛依诺夫堪称楷模。他在华工作期间，女儿病逝不回国。从来不利用出差机会游山玩水，对随员(翻译)既尊重又关怀。”
许厚庄老师是三位无线电专业顾问达马尔邱克、鲍达维恩斯基、阿尼希莫夫的翻译，对他们三位也有很多回忆。
▲张家口政府组织的欢迎舞会上，许厚庄与苏联顾问夫人、张家口市领导（左一为许厚庄）
达马尔邱克来自苏联中等军事技术院校，于1954年来到张家口成为我校顾问，主要指导学生实习实验。同年冬季，达马尔邱克在许厚庄的陪同下到山东省平度县张戈庄参加南京军事学院的军事演习。
那时，从张家口经北京到青岛还没有火车专列，只能乘坐挂在普通特快列车后面的专门车厢（带卧铺和会议室）上。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总参首长和他们的苏联顾问与之同行。
在参加演习期间，达马尔邱克、许厚庄等与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曾同住在一个院子中。在此行中，达马尔邱克接到夫人病重的消息，提前回国。由于时间较短，达马尔邱克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鲍达维恩斯基是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布琼尼红旗通信工程学院军用机教授会主任，副教授。参加革命前他是一个镟工，对军用机非常熟悉，曾设计过集团军移动通讯枢纽。
▲鲍达维恩斯基与许厚庄合影
他于1954年至1958年上半年在张家口担任我校顾问。他为人和善、教学方法优异、深受师生爱戴。他经常前往课堂听课，指导教师教学。
他指导授课要求严格，指出教师授课要重点突出、板书要有计划、注意课堂之间的衔接。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意与学员的互动交流，要求教师多利用挂图、图表进行实物示教，每次课要留出学员提问的时间等等。
这些建议对我校教师的教学裨益良多。在此期间，他还与我校著名通信系统工程专家和教育家陈太一先生以及许厚庄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曾同行武汉、南京等地指导生产实习，受到广泛好评。
1958年4月，贺龙元帅来校视察，期间与鲍达维恩斯基共进午餐。午餐中，贺龙元帅与大小将士谈笑风生，鲍达维恩斯基感受到我军上下级之间的融洽关系，这与苏军军内上下级之间的森严等级形成了鲜明对比。晚上，张家口市政府组织了交际舞会，贺龙元帅和鲍达维恩斯基都应邀参加。
▲陈太一与许厚庄于张家口 陈太一（中） 许厚庄（右）（鲍达维恩斯基摄）
▲陈太一与许厚庄在去往南京的船上 陈太一（左） 许厚庄（右） （鲍达维恩斯基摄）
▲1958年4月15日，许厚庄陪同苏联顾问会见来校视察的贺龙元帅（右一为许厚庄）张家口
阿尼希莫夫是苏联红旗通信工程学院接收机方面的专家，于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12月担任我校顾问。时值我校迁校时期，阿尼希莫夫与我校师生一起乘坐迁校专列火车从张家口来到西安。他潜心学术，虽不善交际，但也给学校管理、教师教学提出不少有益建议。
1959年，阿尼希莫夫在许厚庄的陪同下与时任学校政委王赤军一起来到北京，在国务院周末舞会上与周恩来总理和肖华主任等近距离交流。
▲阿尼西莫夫及夫人于临潼（左三为孙俊人）
▲阿尼西莫夫及夫人于西安（右一为许厚庄）（1959年12月回国前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军要在陆军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技术兵种和建立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完全是新课题，自己经验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聘请苏联顾问来院工作，是历史的必然。在苏联顾问们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下，新生的学院很快地走上了正规。不过由于考虑国情不够，在向苏学习当中，也犯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或缺点。然而，正是在这种探索与实践中，我们逐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始更加注重消化吸收，而不是简单模仿，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任何外来经验都有其局限性，必须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这段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蕴含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致谢：衷心感谢樊昌信教授、许厚庄教授以及许小花老师在资料提供和史实核对方面的指导与帮助！）
开栏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场合宣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出：“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学校在十三次党代会中提出了建设“八个西电”的总体目标，“开放西电”是其中之一。西电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历史悠久而深厚，近年来也对标党和国家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
从档案中，西电的国际化足迹清晰可见，九十余年办学历史中，始终在与共和国同行的背景下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学术的拥抱，稳健前行。
我们希望通过“西电国际化足迹·迎接来自世界的拥抱”专题栏目，与您共同回顾和分享这些珍贵的历史时刻，让西电的国际合作故事激励每一位读者，共同期待西电在国际舞台上创造更多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