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记者 冷静

革命路上办学

问：您是老八路，您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呢？

王德明：不敢自称是老八路，我是抗战末期45年参加革命的。参加革命之前，我在天津读书。天津那时是敌占区，日本鬼子统治的地方。我吃住在叔叔家，他开了一个小客店，其实就是房子里有一个大通铺。入住的客人是拉洋车的车夫、在码头上搞搬运的工人、或者是一些泥瓦匠、小贩，总之都是一些比较贫困、穷苦的人。他们住在店里每天交一毛钱，没有被子的就在小店里花一毛钱租一条被子。我有时也帮叔叔整理一些店务，所以我接触这些人比较多，他们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很困难的劳苦群众。我对这些人有很深的同情。日本统治的时候，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只能吃三和面、红薯干，消化不良。我们开店的，也经常遭到伪警察、伪地方人员的敲诈勒索。1938年的时候，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经常派飞机去轰炸骚扰附近乡村。我父亲在38年的秋天，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坏了脚，落了残疾，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家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那时我刚好小学毕业，学校解散了，我也因此失学了。所以我对日本鬼子很仇恨。

1944年的冬天，我所在的中学放寒假，我回到了老家河北省任丘鄚州镇。这里是解放区，我的一些小学同学已经参加地方政府的工作了，有些人参加了区小队。回家以后，他们动员我留在解放区工作，还借了我《整风文献》这一类的书籍。原本初中毕业以后，我二叔家里生活日趋困难，没法供我继续读书。我因为在学校学习不错，是班长，每年都拿奖学金，所以班主任老师对我很好。经她介绍，我到副校长的家里给他的孩子做家庭教师。因为吃住在副校长家，相比于住在叔叔家，我的生活更有着落了。但尽管这样，心中还是因为日本鬼子统治而很压抑。所以在同学的动员下，我就决心留在解放区工作了。我在鄚州镇中心小学当教师，就算是参加革命了。这个小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原来教书的老师，有的还是我小学时的老师。我们平时在那里工作，除了教孩子认字、学习，还组织学生们搞一些宣传活动。我们教师的宣传活动就是屋顶广播站。我们老师拿着纸糊的大喇叭，宣传抗日活动，读新华社的一些稿件。学校校长是共产党员焦辅臣同志，对我有不少帮助。

1946年秋天，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全面发动了内战。这时中央指示为了今后发展的需要，还要开办军事技术院校，聂荣臻司令员很重视。当时晋察冀军区电信训练队第八期要扩招，到冀中招生。校长通知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就看你们去不去。我认为这正好符合我们求学进步的愿望，所以就和我爱人文古稀俩人，经过县里面介绍，到了河间招生点去报到。当时学校招生不收已婚夫妇，我们一再请求，因为参军态度比较坚决，所以算是经过特批，才把我们收下。当时是在冀中平原上招收的，日本鬼子还统治着交通线，所以我们经过了几天几夜的行军，过了封锁线，往张家口走。可是这个时候张家口失守了，原本在张家口的训练队也就撤下来，一起到涞源县的三甲村会合。不久之后，一起转移到了阜平县上下店村。因为形势的发展，那里也不能长期驻扎，所以学校频繁搬迁，那个时候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到了1947年，电信训练队就扩编成了晋察冀军区电信工程学校。原本训练队的队长是周石夫同志，负责人是韩克树同志。扩编成了晋察冀军区电信工程专科学校以后，校长是曾涌泉同志，他是晋察冀军区的副参谋长，副校长是韩克树同志。因为山区比较狭窄，施展不开，所以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学校迁到了冀中安国庞各庄。但是在平原没呆多久，因为敌人的袭扰和轰炸，我们只能又搬回山区，到了曲阳北水峪村。后来中央从陕北转移到了平山县，我们也从曲阳又搬到了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大李庄。1948年5月份的时候，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又把学校扩建，成立了华北军区电信工程专科学校，简称华北电专。华北电专由几个部分组成，主要是晋察冀电专、晋冀鲁豫电专，还有中央军委三局通讯队的一部分留守人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训练队、晋冀鲁豫通讯处机务队和军委气象队。这时候的华北电专是解放区里唯一一所培养中高级无线电人才的学校。我是在一大队学机务的，一大队有一个机务班，还有一个工程班，我在工程班学习。原本计划的学习时间是两年半，但是到了48年底的时候，平津即将解放，急需派人接收，所以我们就提前半年，于48年底毕业了。当时我们十几个同学，有12个同学分到了平津前线。我和田果同志两个人留校担任助教，开始教书。我们的老师除了韩克树同志，还有林爽同志，另外有几位从大后方到解放区来的同志。他们跟随和平谈判代表团作为翻译来到了北平，谈判破裂失败后，他们就留在了电信训练队。其中有郑还老师，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他教无线电原理。还有一位叫陈平，他教高等数学，一位女的叫虞征，教化学，教我们外语的是黄振翼老师。我们当了老师以后，我和田果每人带一个班，主任教员是郑还同志，他负责编写教材，自己刻印。印出教材以后，我们根据他的教材在两个班里讲课。

半年多以后，根据中央指示，要以华北电专为基础，成立一所大学。当时的名字叫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内部的名字是军委机要通信干部学校。当时是解放初期，战争还在发展，要开政协会，又要成立新中国。在这么繁忙的时候，中央决定成立学校，可见中央对这个学校的重视。8月份，我随学校一起到了张家口。这就是战争环境下学习和工作的一个简单的过程。

在这段经历中，我体会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这是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当时学校的校歌，就是延安通校的校歌。从校歌中，能看出学校的性质、任务和基本情况。歌词有这么几句：“我们生长在艰苦伟大的时代/为了大众的生存解放/要牺牲一切/斗争到底”，这是属于革命人生观方面的。第二段是：“今天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战斗地学习和生活”，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要搞好学习。第三段就是培养目标了，“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体格要健康/锻炼成革命的技术人员”。最后一段是“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努力/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努力努力/完成教育的计划/努力努力完成光荣的任务/前线等待着我们”，这就是勉励了。当然那时的艰苦奋斗与红军时代爬雪山过草地和抗战中钻地道、打游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说解放战争的时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和现在的情况相比，也还算是艰苦奋斗的。当时学校在游击战争条件下不断转移，两年的时间，转移了五六个地方。转移的过程就是行军走路，每转移一次，劳动建校都是常态。因为到了一个地方没有现成的校址让你住宿、上课，所以都是用老百姓的房子。我们有时候就住在老百姓的柴房里，教室就是找一个大一点的祠堂，或者是一个羊圈，一个马圈，把它平整平整，弄些石头、垒个台子、搭个木板。做饭也没有食堂，只能自己垒灶。我们还要上山打柴、割铺草、到外地去背粮，爬山路就是几十里。那时我们曾住在阜平上下店，那里有个小河沟。我们每天早晨起来以后拿着茶杯，到河边就用冰凉的水洗漱。因为年轻嘛，虽然艰苦，但是很愉快。我们那时还要克服各种困难。学校搞实习仪器设备很少，好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做。比方说搞电工实习要焊东西，我们没有电烙铁，都是火烙铁。火烙铁也不是现成的，于是组织学生自己做火烙铁，收集一些铜器、铜圆，在一个干锅里拿火烧，把它炼熔以后自己做成火烙铁。我们在工程班时，因为搞工程设计，所以有时候数学运算也需要一些工具，那时候比较先进的计算工具就是计算尺。我们学校仅有的一把计算尺还是一位老师从大后方来的时候带来的。我们就找班里比较细心的同学，把刻度画好，送到照相馆照相，再把刻度条贴自制的木架上，土造的计算尺就完成了。自己做的计算尺，做工程计算可能精度不够，但是用来培养学生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学校材料组有许多蓄电瓶，可是没有蒸馏水，他就自己用煤油桶做成土蒸馏器，解决了难题。学习用品那就更不用说了，墨水都是弄点颜料自己冲。教室里面的黑板嘛，就是找一个门板，把它涂黑了。总之，在这种环境下，自己受到了艰苦奋斗的一些锻炼，这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

西电的科研之路

问：您是跟着张家口的学校来西安的是吗？

王德明：我到了张家口以后就不再当老师而是到机关工作了。当时的学校是中央军委的一个直属学校，中央非常重视，校长曹祥仁是四野的参谋长，后来调到保加利亚当大使去了。接任他的是李涛，作战部长，兼任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一些老革命、老同志来担任学校的领导。当时学校分三部。一部是通信部系统，二部是情报部系统，三部是机要局系统。后来因为三个部在一起培养人也不太方便，所以中央决定就把三个部分开，分建三个学校。以军委工校的一部为基础，建立了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二部搬走了，三部机要局系统搬到了东北。所以咱们学校从1952年才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来校名几经变化，军事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兵学院，变了几次名字，1960年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学校一开始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后来因为分建学院，所以隶属总参通信兵部。再后来曾隶属于国防科委，国防科委那时候管着十几个院校。1966年，学校改属地方，改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以后，归六机部，造船工业部。最后又归电子部，四机部来管。

我从参军到退休将近40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学校。85年离休以后，现在也有将近30年了。前后将近70年的时间我都没有离开学校一步，所以我觉得我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好像我是西电这棵大树上的一个藤条，我与学校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对学校的一切荣辱进退，我感同身受。

问：到军委工校后，您到机关工作，您在什么部门工作？

王德明：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科研部。科研部是在1954年成立的，下面有科学研究室、编辑室、资料室、设计室。我是在科学研究室工作，当助理员。科学研究室就是做组织计划工作。科研部成立了以后，我就在组织计划处工作。后来，科研部和教务部合并以后成立了科研处，我就在科研处工作，最后我又到教务处工作了几年，85年就退休了，相对来说工作很单纯，面很窄，接触的人也不是很多。

问：您刚刚也提到了您一直在科研部工作，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五楼会战”吗？

王德明：“五楼会战”大概从1958年秋一直到1961年。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起初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一直不错，斯大林时代当然没什么问题，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把斯大林否定了，他野心勃勃。一开始还可以，因为他刚刚上任不久，还需要人支持。到了57、58年以后，他的羽翼比较丰满了，为了达到扩张的野心，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当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还要跟咱们建联合舰队，这个有关我们国家主权问题，理所当然不能答应他，他就跟咱们闹翻了。他撕毁了原来的技术协定，原本答应给咱们原子弹的样机不给了，制造原子弹的资料也不给了，把派出来的专家也撤回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相当困难。当时中央就决定我们要搞我们自己的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卫星。这些东西我国的研究部门也不多。咱们学校作为国防科委的直属院校，专业就是搞无线电，所以这正是我们的用武之地，我们也就担任了这个重要角色。国防科委开会的时候，根据他们的总体计划，分配给咱们学校一些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组织了一批教员和毕业班的学员，大概有100多人，还有五院二分院冯主任负责的一部分人，以及哈军工空军系无线电科的一部分人，共同来到了五楼。我们科研部的主要力量就是负责五楼这些事务，另外留下部分人兼顾其他科研工作。当时五楼大概有七个组，第一组的任务是搞航偏校正系统，就是导弹发射出去以后，导弹的偏差怎样校正回来，这个是和两弹一星有关的。第二组是五院二分院冯主任负责的小组，因为各个组织之间不沟通，我也不是特别清楚。第三个组负责敌我识别系统，当一个飞机过来以后，这是敌人的飞机还是我们的飞机？大家得有个暗号，有个标志，这就是敌我识别系统。第四组研究红外线方位仪，就是根据红外线跟踪原理来判断方向。当时他们这个组也属于飞机装置，是装在飞机上的，他们参考的是响尾蛇导弹跟踪系统。第五组研究保密通信。第六组负责单脉冲雷达，原来是研究远程警戒雷达，后来就改成了单脉冲雷达。第七组是哈军工来的一部分人，他们研究机载雷达，就是飞机载的雷达。当时在五楼工作的教员、学生，大家的干劲非常大，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都在苦心钻研。当时彭德怀部长到五楼视察，工作人员汇报后，彭总有这么几句指示：“你们搞科研不要怕失败，失败了找出教训来也是成绩。”这使他们很受鼓舞。

五楼这些项目多属系统工程，单独由学校完成实属困难，同时教学科研在人力分配上产生了一些矛盾，所以中途下马了，有一部分转交给了有关部门。特别是6组搞的那个单脉冲雷达，他们总体方案已经做出来了，也有了部分设计，最重要的是他们做出一个车载五米直径的天线。这个天线是叶尚辉老师他们设计的，在咱们自己的工厂里加工出来的。这个天线曾在咱们这个大操场的东北角停放了很长时间，所以也算是局部的成就，阶段性的成绩。这个项目最后移交给了南京第14研究所。后来南京14所也做出全国首台单脉冲雷达。这个雷达的产生，咱们学校的研究成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楼会战”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部分教员，对于我们今后的专业学科建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当时建立无线电结构设计与工艺这个专业，是电子和机械相结合。那这个专业到底是以机为主好还是以电为主好，是存在争议的。搞电的人，觉得咱们西电就应该搞电，应当以电为主。但是经过调查研究，以电为主不太现实，到了工厂研究所以后，做结构设计更多的还是以机为主的，所以通过他们这段研究之后，对于咱们新专业的建设起了一定的资料积累作用。所以从这里我有点体会，就是在学校怎么把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摆正摆好。光搞教学不搞科研就没办法提高；过分搞科研，忽视了教学，教学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关系很微妙，也很重要。这里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搞研究怎么选题，搞什么研究，是搞整体研究还是搞局部的课题研究、搞新技术的探讨，这要和学校的性质相吻合。咱们不是在搞2011工程嘛，我看这个办法就挺好，现在不是讲教学研究相结合嘛，这种办法能做到新技术协同创新。咱们学校雷达专业做的不错，最近听说又成立了关于微电子的协同创新中心，我觉得这种机制既有学校、研究所，又有部队等使用单位，大家共同来参加，各发挥各的专长，效果可能会更好，也更结合各个单位的实际，所以我挺欣赏这一点的。

当时除了五楼，广大教员还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比较重要、影响比较深的项目之一就是气象雷达，这个是咱们雷达系研究的。气象雷达的样机也做出来了，还进行了实验。这个研究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首先是元器件，咱们没有现成的东西，就把原来仓库里面仅有的日本鬼子的一些东西，昭和年间的一些元器件——电容器、电阻器找了出来。咱们的校工厂对科研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研制抛物面天线，要求精度也比较高，但是咱们没有大的液压机。所以咱们自己用洋灰做了一个毛坯在地面上，毛坯做完后用铝板，由工人师傅用榔头敲，楞给敲出来了。咱们五楼搞雷达，需要一些零部件，频率更高，一般导线都不行，得用波导管。波导管得有一套微波的测量仪器，测量功率多少、波长多大、衰减怎样，这套东西都是咱们工厂的工人师傅自己做出来的。当时更有难度的是搞电铸。手工不行，用电铸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校办工厂对咱们科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们搞组织计划工作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有为了拿到波导管，部长周石夫同志亲自跑到炮弹厂去求援，因为炮弹厂里有铜管。从“五楼会战”到大家搞科研，都发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需要继续发扬，在任何情况下，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把什么都弄成现成的，那不可能。有了这种精神，就有了力量。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点的项目就是流星余迹通信，这个项目确实也花了力量。为什么要搞流星余迹通信？因为一旦原子战争爆发以后，电离层就会受到严重破坏。远距离通信除了长波通信以外，主要是靠短波通信。而短波就靠电离层反射，电波跑到电离层，电离层反射到地上，又反射到新的电离层，这样连续着，就达到很远的距离。可是电离层一旦遭到破坏，短波通信就不行了。当时咱们有个红星组，后来的101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的主任是丁如琏同志，指导员是郇盛之同志，主要的技术力量是吴海洋，刘增基，还有包洲，荣昆璧，室内分工有控制组、发射组、接收组、天线组，他们和一些战士一起开展研究实验工作。最终他们给海军建了两条实验线路，给陆军建了一条。现在这几条还在工作。他们这个项目成绩还不错。77年的时候，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被评为“先进集体”、“标杆单位”，还被评为“为国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研究室”，他们还有个锦旗。总之这个项目成果还比较明显，通信部也很重视，多次授奖。

再一个好一点的项目就是单枢变频机。一个雷达站需要多种电源，需要50周的工频，除了这个以外，还需要400周的中频。按照苏联的体制，是用一个电机，专门带一个中频发电机，这样的话，重量很重，大概一百多公斤，体积也挺大，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66年4月四机部和通信兵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通知西电和苏北电机厂共同研究双频供电机组。咱们的电机教研室，几个老师研究了一种单枢变频。就是一个电机，同时能够产生一个50周和一个400周的两种频率的电能。学校在理论上搞了一定阶段以后，就移到了苏北电机厂。在一个电枢上绕上两组线圈，一组是50周的，一组是400周的，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也装备到了部队，效果还不错。

更早的项目还有单晶锗。那是在58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的劲头都很高，老师们发现从宣化煤灰里面能够炼出锗，我们就跟着一块去宣化山里挖煤。那种煤比较稀缺，不是成片成片的，而是一块儿一块儿的。我们把煤弄来以后烧成灰，然后自己搞熔炼。后来他们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合作炼出了比较高纯度的单晶锗。这个项目向通信兵党委报了喜，还在军事博物馆做了展览。那个时候半导体很缺。咱们科研部仅有两个半导体收音机，还被视为珍品，现在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非常令人惊喜。

以我个人的经历，我深深感到，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对办好学校非常重要。学校的任务主要是两条，出成果出人才。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就要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二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任务、内容、手段、精力分配、经费开支等方面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它们又是统一的，科研可以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要搞好教学就得不断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要搞好两者的关系，既有认识问题，还需要有一套正确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很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特别教基础课的老师，如何参加科学研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王德明简介：

王德明，男，离休干部，1925年11月生，河北任邱县人，1945年4月参加革命，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曾任我校科研处处长、基础部副部长和教务处处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