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
将“封建”指称周秦以下直至现代的全部历史，并以“封建”总概中国的各种落后属性，首见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的言论。陈氏1915年夏自日本游学回归，创办《青年杂志》，9月15目在该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他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都归之“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之渊薮。陈氏认定，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时称“皙种”)相比，思想落后千年。1915年10月15日，陈氏撰《今日之教育方针》，在论述教育方针之二“惟民主义”时，又将“封建时代”与“君主专制时代”作为同义短语并提互用，这是前无古人的，不仅与周秦以降的全部“封建论”相异，也与近代诸作者的用例背反。梁启超1901年还将“封建时代”(指殷周)与“君主专制政体全盛时代”(指秦汉以降)明确地分为先后两个历史阶段。严复在1903年、孙中山在1924年也有与梁启超相类似的论述。
纵览清末民初各种论者的“封建”用例，莫不包含“封土建国”义，这与秦汉至明清的君主集权制恰相对应。然而，陈氏却将这两个意蕴大异的阶段归并为一，统称“封建时代”，并认定此一时代延及当下。
陈氏说从日本移植而来
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明，我们略考陈氏生平，发现其新说实来源于日本，是陈氏在留学日本期间形成的一种感悟性产物。
1901—1905年间，陈独秀曾先后五次游学日本。陈氏旅日期间，正值明冶末、大正初，日本刚刚走出封建时代(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的七百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迈入近代门槛。明治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的提法，将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称之“封建的”，并将德川时代的基本性格概括为二：封建与锁国，称“封建制度”与“锁国政策”是“德川时代的重要的两个基本性格”，而“立宪制”与“封建制”的对立，“开国”与“锁国”的对立，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题旨。此类论断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书报文字中随处可见。颇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一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曰本，深受此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
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1914—1915)，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19世纪70一80年代)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名目始见于信夫清三郎1951—1952年所著《大正政治史》)，而批判封建制遗毒，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敬道，要拥护“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些观念与语汇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响。
总之，以“反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借来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主义表述。
陈氏“反封建”命题忽略了中、欧、日历史的重大差异
当我们把陈氏五四时高唤的“反封建”命题，置之历史学坐标系中考量，即可以发现其概念的时空错置，而究其原由，是因为陈氏忽略了中日历史、中欧历史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前近代欧洲与前近代日本相似，其社会形态是“封建”的，故“反封建”是欧洲及日本近代化运动的题中之义；而前近代中国却是“非封建”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题旨应当另作概括。
明治以前的七百年间，日本处在封建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充满封建性内容，故作为近代化变革的明治维新，必须“反封建”。诸如“版籍奉还”(1869)、“废藩置县”(1871)即为破除封建割据。 “征兵令”(1873)、“废刀令”(1876)等意在消弭封建性的武士阶层，以“四民皆兵”取代士族常职武事。而“华族家禄废止”等措施则终结了封建士族的特权，身份制随之废除，人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都为以工业化为基本目标的近代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当然，明冶维新的反封建并不彻底，保留了不少封建遗存）
比照之下，中国近代化运动面对的并非藩国林立、贵族分权、门阀制度的形势，“反封建”有点文不对题， “反专制”方接近实际。当然，高唤“反封建”的陈独秀绝 非迂腐之人，他所“反”之“封建”，并不是古典意义的“封 土建国”之类的历史陈迹，而是障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的 种种对象，如礼教、专制、宗法、迷信等等，“封建”不过 是他使用的一个箩筐，里面装的是新文化运动实际要清 算的诸目标。不过，这个箩筐所署的名目并不准确。
略考陈氏五四前夕所论“封建”，其含义主要指“宗 法的、专制的、阶级的(指等级制的)”诸意，它们被陈氏 装进“封建”这只箩筐，归入新青年的扫荡之列。陈氏此 间使用的“封建”一词，明显地带有象征性，并非一个已 经作过严密学术论证的社会形态概念。
陈氏“泛封建”说五四时期罕有同调，
但“封建x”的语用格式对后世影响深巨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主帅，其“封建”新说造成不可 低估的影响，后来的论者常把五四称之“反封建”的文化 运动，即随从陈氏的论说。然而，实考当年语境，五四时 期除陈独秀外，极少有人采用他的“泛封建”提法。
五四是一个文化多元时期，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 由主义并存。从语汇使用而言，不仅几大思想营垒各有 自己的系统，即使在同一思想营垒内部，论者采用的话 语也并不相同。这是因为，适逢古今中西交会之际，新名 与旧名杂错，新名的含义也往往处于游移状态，尚未定 型，诸家各有所采。就“封建”一词而论，陈独秀的领异标 新用法，在新文化运动之外的广大空间，尚无人认同，就 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罕有同调，他们或者回避 新名“封建”，或者承接梁启超、严复的用法，在整合传统 义与西义的前提下，使用“封建”一词。
陈独秀泛用“封建”一词，将中国各种落后、腐朽、反 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这种用法在 当时少有同调，然而却对后世发生巨大影响。经过20世 纪30年代泛化封建观的定型，50年代以降泛化封建观的 普及，国人已习惯于将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 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诸如“封建专制社会”、 “封建地主阶级”、“封建专制帝王”、“封建专制皇权”、 “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把头”、“封建文人”、 “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脑筋”、“封建礼教”、 “封建包办婚姻”等。 “封建x”成为20世纪大半个世纪 的流行语。
重估五四“反封建”命题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各种旧式人事，多_归。 在“封建”名下，被列入“保守”、“陈腐”、“反动”之目0 皆予以“打倒”。这便是响彻近百年，至今不息的“反封建”命题。
如果对五四以来的种种“封建x”名目加以辨析，即可发现，这些熟用于大半个世纪的短语，多半逻辑混乱、概念抵牾，经不起推敲。
——既然是“地主”，土地便可以自由买卖，又怎能加上前置词“封建”(“封建”义为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
——既然是“专制帝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为其基本政制，又怎能冠以“封建”(“封建”义为“封土建国”，政权分散)?
——同上例，“封建专制皇权”也是不通之论。
——既然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官僚”又怎能加上定语“封建”(“封建”义为权力、职位由封赐所得，世袭罔替)?
凡此种种，不一一例举。
然而，在泛化封建观的长期濡染之下，人们早已积非为是，反复使用这类概念抵牾的短语，以至“封建”成了代人受过、普遭詈骂的专词。
自陈独秀发端，直至当下的流行说法是：封建主义抑制了中国人的自由精神、人文主义，因此，现代化首先必须“反封建”。然而，此一论证逻辑的前提(“封建抑制自由”)并不一定能够成立。
如果还复“封建”的本义，“封建时代”(周朝，尤其是东周——春秋战国)由于氏族民主制遗存尚多，加之权力分散，政治专制及文化专制尚未确立，春秋战国正是一个思想较为自由，并不以言定罪的时代。
中国的封建社会末期(春秋战国)，是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时代，创造了堪与古希腊东西辉映的又一个“轴心文明”。中国今日的现代化，从精神层面而言，正需要从此一“封建文明”寻求资源，与后世的及异域的优秀文明互相比照、参酌，加以综合创新。
至于说到中国现代化运动需要清算的历史包袱，那主要是宗法观念与专制主义，前者与“封建”相勾连，是自然经济、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后者则是对“封建”的反动，是前述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的上层政治构造。对于这一切，都应作历史主义的分层辨析，而不宜纳入一个大而化之、不知所云的“封建”箩筐里，一概“反”之。
总之，笼统地提倡“反封建”，将其作为争取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题旨，是不确切的。以“封建”为基轴的一系列“封建x”短语，长期列入批判对象，多半也是不通之论。此类短语虽然不一定直接从陈独秀那里沿袭而来(其间有多种中介环节)，却与五四的“反封建”口号保持着历史的继承性，我们只须把上列短语与陈氏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字加以对照，就可以明见此点。王元化先生在《五四再答客问》中，提出应当重新反思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口号，是一中肯而犀利的睿见。 （张永攀摘）
（本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1期。原文8000字，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