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九十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2009年4月29日下午，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主办的“武汉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珞珈山庄一楼会议室隆重召开。武汉大学副校长吴俊培教授，社科部部长沈壮海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及中心副主任郭齐勇教授等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另外参加该次研讨会的还有众多来自全校各院系的老师和学生。
本次研讨会由社科部部长沈壮海教授主持。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吴俊培副校长致开幕辞。吴副校长在致辞中回顾了五四运动这段光荣的历史，指出五四不仅开启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而且对于中国的文化、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学习、反思的东西还很多。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召开这样一次学术研讨会，既是对五四先贤的纪念，也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意义重大。
随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冯天瑜教授、郭齐勇教授，哲学学院的李维武教授，历史学院的彭敦文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丁俊萍教授、宋俭教授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代表，分别作了精彩的专题发言，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五四的精神与五四的意义，反思了五四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得与失，并对当下我们该如何继承五四的未竟事业做了各自的说明。
冯天瑜教授发言的主题为“对《新青年》‘民主’诉求的反思”。冯教授首先指出“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的两个最重要的旗号之一，而《新青年》则是当时“宣示民主精义”的主要阵地。通过分析《新青年》所载的“民主”内容，可以发现五四时期的民主诉求，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外铄性”。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介绍宣传的民主相比，《新青年》民主诉求的首要特点就是“外铄性”，即抛弃了“托古”故伎，也不再借助中华古训作佐证，直接依凭的是西洋近代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从而在文化借鉴上，隐去了纵向的民族传统继承，而专事横向的外国文化移植。这是对以往中国人所介绍的民主思想、民主理念的一种超越、一种进步，但此种特点也“遮蔽了中国追求民主的先驱者在西方民主与中国传统间寻找结合点的努力”。二、激进性。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其民主建设除了引进之外，还存在一个选择问题，即选择哪种模式的民主。《新青年》推崇的是法兰西式的民主，即是对民主主义激进形态的崇尚。也基于此，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又转向了学习苏俄，从而隐约预示了中国民主革命日后“走俄国之路”的前景。三、解放型。在当时军阀当道的时势下，讨论具体的民主建设无异于对牛弹琴，因而《新青年》的民主诉求，重在“革故”而非“更新”，着力于对旧政治、旧文化的抨击，提倡的是增强对旧世界的“抵抗力”与“破坏偶像”。四、观念突进性。《新青年》对民主的讨论大都不在共和国体、议会政治等民主结构性、操作性层面，而在“民权平等”、“主权属于人民”等民主理念层面上。因为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民主政治内在精神，以致种种进步的社会运动一再遇挫，故而他们强调的是民主观念的变革。当然此种民主诉求“观念突进”的特点对当时中国民主观念的启蒙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埋下了文化决定论的倾向，以为只要观念解放就可以导致民主实绩的降临。五、精英式的，即五四时期的民主诉求主要还局限于新知识界之内，尚未扩展到大众实际生活层面，这也限制了当时五四民主诉求的实际影响。最后冯教授也指出：五四时期民主诉求的这些特点都是由那一时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我们并不能苛求这些历史人物能够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民主诉求的特点对中国此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优长与缺失，是我们需要正视与反思。
李维武教授则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开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五四运动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所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促使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崛起，对中国学术的开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刺激了中国学术界对于新思想的探索，使得中国学术界空前活跃；三、五四运动所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渗入到以后的中国学术发展之中，成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一大特点，也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学者的一大特点。因而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院的彭敦文教授则从宏观上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在内部矛盾的积累的前提下，应对一战发生以后世界潮流变化的集中反映”。这次运动也具有四大基本倾向：1、解放意识；2、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3、唯科学主义倾向；4、追先意识。这几个基本倾向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使民族意识与大众意识高涨，推动了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如中国之所以难以产生完整形态的观念领域的启蒙运动就有这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倾向还间接催生了群体运动模式的出现。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丁俊萍教授作为这次研讨会发言的女性代表，则从妇女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五四运动给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丁教授通过众多事例，说明了五四运动不仅带动了一大批如向警予、邓颖超等女性同胞走上了革命者这条道路，而且所提倡的婚姻自由、个性解放也使得众多受压迫的中国妇女走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同男性同胞一起讲主义、讲信念。五四运动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宋俭则从历史纵向的角度考察“新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包括民主、科学；也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嬗变，如在哲学基础与基本立场上，由五四新文化的人本主义嬗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唯物史观，在表现形式和价值上，由五四新文化的西化倾向和激烈的反传统嬗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国气派”和“二为”价值取向等。
郭齐勇教授则从现代与传统两者的关系出发，检讨“五四”启蒙思想家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偏颇与缺失。郭教授指出“五四”启蒙思想家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点、为信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了空前的颠覆和清算。这主要是因为“五四”主要思想家大多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作为唯一的参照、用单线进化论的眼光和方法、以激进和功利的心态来面对、处理复杂的文化问题，从而简单的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的对立起来。正因为此种单线进化论与绝对的二分法，使得五四运动表现出激烈地反传统的一面。郭教授另外还对五四时期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做了批判，指出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非科学的，是排斥宗教、民俗、艺术、道德等等的价值的。当“科学”变得无人敢批评之时也就变成了“非科学”或“反科学”。此种唯科学主义的流风余韵也一直影响到了现在，而其导致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毁谤传统”，将传统人文价值视为“封建主义遗毒”，从而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人文价值的萎缩。最后郭教授还倡议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正确认识，看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应“通过批判传统的负面，通过创造性地诠释、继承传统的睿智”来促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教授们的发言，异彩纷呈，不时博得与会师生的阵阵掌声。专题发言结束后，在交流互动环节，一些师生还意犹未尽地就郭齐勇教授的发言提出了一些问题，郭教授也一一作答。
据悉，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全校师生论文14篇，其中既有资深的人文教授，也有年轻的硕士学生，围绕纪念五四运动这一共同的主题，从历史、哲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出发分别阐析了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通过这次研讨会的交流，与会师生也都加深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了解，为更好的学习五四精神、把握五四内涵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