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我以武汉大学法律系第一届国际法专业本科生的身份入住珞珈山，直到1991年7月博士毕业，在韩德培老师门下整整10年，能有如此际遇的，大概只有我一人吧。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老师给我的教导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
我1981年入读武大法律系时，韩老师已经年逾古稀。武大法律系刚刚复办不久，再加上国家的法制建设也刚刚起步，法律系的、武汉大学的、乃至国家的很多事情都需要韩老师去主持、参与处理，没有时间和精力给本科生上课。但他对于我们这些法律系第一届国际法专业的本科生，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和爱护。在大家的心目中，韩老师是我们的专业导师、精神导师，更是我们的偶像。
韩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在一、二年级时跟外语系英文专业的同学一起学习英语的大好机会。他还特别为每个宿舍配备了一台录音机，便于我们学习英语。那个时候，我们同时学习两个专业的课程，任务重、压力大。每天都早早起床读英语，白天总是要上满满一天的课，晚上6点半到10点半，大家一般都去自习。特别是期末考试时，教室关门以后，我们就转到食堂自习。
韩老师告诉我们，作为国际法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好法律和外语，还要有更广泛的知识面。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同时学习英语专业的课程了，但是韩老师又为我们增加了国际法专业的课程。我们除了系统学习了法学专业和国际法专业的所有课程以及英语专业一、二年级的主要课程，还选修、旁听了很多其他院系的课程。我在大学4年就曾经选修、旁听过美国政治制度史、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外国经济地理、对外经济管理、特区经济专题、汇率学等课程。
韩老师还会抽空参加班级组织的非学术活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984年的“鸡尾酒映中秋月”活动。他不仅把法律系的办公室借给我们，还亲自带领当时法律系和国际法研究所的主要领导，包括马克昌、李双元、陈明义、兰远庆、凌相权老师等参加活动，给每个同学签名留念。
1985年，机缘巧合下，我成为了国际私法专业85级的委托培养研究生，由韩老师和李双元老师联合挂名招生和指导。韩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学生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3年硕士研究生期间，我跑遍了除东北和西北以外的大半个中国，多次走访了主要名牌大学的法学院和法学研究机构，以及外交部、外经贸部、司法部等各涉外部门及其图书馆。我每次出去调研，特别是去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会复印很多新书和资料，用的都是老师的科研经费，而后全部由我经手到武大印刷厂装订成册后交到了国际法研究所的资料室，供大家享用。
此外，在1987年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学术年会期间，韩老师为我安排了最主要的会务工作和秘书工作，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国际私法学界和国际经济法学界的所有权威学者。这些老前辈们大都成了我毕业论文的校外批阅老师和答辩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韩老师还把他1987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重点教材《国际私法》中的《国际民事诉讼法》一编的撰写工作分配给了我。虽然这本书未能按期出版，但我为此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如期交付的15万字书稿，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8年4月硕士即将毕业的时候，在韩老师的鼓励下我又报考了博士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全部考试。
当时博士生的人数很少，脱产全日制学习的博士生人数更少，党组织活动和学术活动等也都直接编入了国际法研究所的系列。我跟韩老师有了更直接、更亲密的接触。
1988年，韩老师、黄进老师和我参加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学术年会。在去西安的飞机上，韩老师特别交代了3句话：要积极发言；要大胆的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包括与导师不同的意见；要充分展示武大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这3句话奠定了我一生的学术态度，也是我学术研究的动力。
韩老师除了给我学术上的教导以外，在生活方面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结婚时，他带头在国际法研究所的老师们中凑“份子钱”给我买结婚礼物。研究所的研究生里，我应该是唯一获此“殊荣”的。
1991年7月15日，已经81岁高龄的韩老师冒着酷暑参加完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还留下来和我在校园里单独合影留念，并且坚持自己拎包。
从我5月24日将20多万字的论文初稿交到已经81岁高龄的韩老师手上，到7月15日通过论文答辩，一共才51天的时间。在我毕业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也一直牢记着韩老师这一无声的教导：学生的论文随到随看，尽量缩短学生论文在我手上的时间，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修改；在严格要求、确保原则和质量的前提之下，尽量给学生机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方便；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自己做，让学生能够专心于学业。
在韩老师门下的岁月，终生难忘！
（广州校友会《羊城珞珈情》编辑部供稿）
（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