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卓老师离我们而去已十年有余了。身为一代宗师，学界泰斗，追忆老师的文章已可车载斗量；老师学术成就的辉煌与贡献亦已举世瞩目，高山仰止。我只是老师的一名普通学生，关门弟子，这方面似乎已无需由我赘述了。然而，深藏在心中对老师的记忆、思念和敬仰，挥之不去，随着时光的逝去，却愈加深刻，愈加鲜明。
1963年，我以一种好奇和对新技术憧憬的心理，走进了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的大门。让我和同学兴奋不已的是，居然由王之卓教授亲自执教。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德国工业大学博士学位的航空摄影测量专家，当时已被誉为中国摄影测量之父，其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已广为传颂。我和我的同学都为能够成为王之卓教授的学生而自豪。
第一次见到王之卓教授是在阶梯课室的讲台上。五十多岁，慈祥的面容，头发花白而略见稀疏。他用平静而又娓婉的声调，用浅显的道理讲授着深奥的学术理论，把大家带入一个全新的科技领域。航空摄影测量学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一连串繁冗乏味而又令人头疼的数学公式，同学们真不知道如何应对，老师似乎十分理解这种心理，他说：“我并不要求你们去死记硬背那些数学公式，只要求你们掌握其基本原理，公式只是对原理的一种表述，掌握了原理你就懂得这些公式是如何推演出来的。”在这十多年后，再读老师的巨著《摄影测量原理》及其续编时，我仍会清晰地记得这番教诲，掌握了原理，就是掌握了学科的精髓。
那时的学校，一直执行着学科代表的教学制度，每门学科推选一名学生担任学科代表，其责任是联系授课老师，反映教学中的问题和意见。我有幸担任了航空摄影测量的学科代表，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师。
一次，我拿了两篇俄文译作请老师指导，译自苏联的《测量与制图》杂志上两篇短文，并无特别的学术意义，只是练习一下外语的翻译能力。不料，老师对照原文，认真做了修改，把一些语法错误都一一加以改正，使我感动不已。我事先只知道老师通晓英文、德文和法文，并不知道他在1954年已经自学俄文，先后翻译出版过苏联著名测绘专家斯基里多夫和德洛贝雪夫的著作，并在此后的莫斯科测绘学院校际合作中，与来华航测专家伊利英斯基等教授有着良好的交流和合作记录。
“一个人一生中有两件东西是始终不可以丢弃的，一是专业知识，二是外语。外语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了解世界科技发展最新成果所必不可少的。不懂外语，就难以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这已成为老师一生奉行的信条，记得在我最后一次去武汉探望老师时，他已92岁高龄，当我踏进老师的小楼时，他正埋头伏案，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厚重的英文版专著。我忽然想起了宁津生院士的一句话：“我国测绘科学发展的每个阶段，王之卓教授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列，高瞻远瞩地指出科学发展的方向，并奠定其理论基础。”望着老师满头白发和饱经沧桑的脸，我的眼睛湿润了。
更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晚自习所安排的答疑时间，老师都来到学生宿舍，耐心解答疑难，从未缺席，也从未由助教老师替代。他在从教的数十年生涯中，以此为标准，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并渐成一种传统，一种校风，流传于后世。我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在长达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如能作出些许成绩的话，全部得益于老师传授的扎实专业功底、身先垂范和言传身教。
然而，这种美好的师生关系没有得以持久，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使正常的教学工作终止了。尽管老师在晚年一直从事教学与科研，但未有机会再上讲台授课，我们便成了老师的“关门弟子”。
直到1967年4月，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要求学校停止串联，“复课闹革命”。武汉因受“7.20”事件的影响，直至10月后一些院校才开始复课。老师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他说：“我还在接受审查，不能为你们讲课。据说由冯文灏老师主持复课，他对近景摄影测量很有研究，你们要好好地跟他学。时间很有限，希望你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学业。各类仪器都接触一下，也许这是一条最速成的路了。”由于“革命”还在继续，“复课闹革命”也在此后的一年里断断续续，坚持到底的为数不多，直至1968年的12月同年级的学生全部毕业离校。
告别母校，告别5年的大学生活，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许多人在流泪。我见到王老师站在送行的人群里，挥着手说：“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后会有期！”我哽咽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毕业离校后的又一次师生重逢，已是15年之后了。此时老师已届古稀之年，却依然为中国测绘科技的发展，在追求，在奋斗，矢志不渝、呕心沥血、孜孜不倦。也是在这古稀之年，老师又一次实现了人生的辉煌，他成功地创立了“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并成为教育部的全国重点学科，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一学科已与美、德同类学科并列，进入世界三强，完成了遥感这一新兴科学在中国的奠基。当时老师已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被科技界推崇为“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之父”。在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上，国外同行对此也惊叹不已：“王先生已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那年，我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省遥感学会年会。我完全不能确定老师能否出席这种地方性的会议，但还是试着给老师发了邀请。第二天，我就接到老师的回电，表示十分乐意参加此次会议，还想借会议机会介绍一下摄影测量与遥感的现代发展，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就这样，我与老师重逢了。
15年过去了，老师却不老，看不出他已古稀之年。聆听他谈往事，谈“四清”，谈“文革”，感悟人生的沉浮。我愈发感到老师心定、平静、大气。无论在他人生的高峰或低谷，他都宠辱不惊，从容以待。
老师问起在粤学生的近况，他居然还能一一叫得上许多同学的名字。我知道，在老师心中，同事、学生、领导、乃至农民，都没有区别，一样的记忆，一样的怀念。
老师告诉我，在1964年至1966年间，美国连续数次发射月球探测器，并传输下来数以万计的月球表面的近景摄影相片，目的是为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做准备。当时老师就开始关注这一动向，并意识到一项新兴的科学技术即将诞生，也就是说人类将进入遥感时代。此后的几年，他虽身处逆境，但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新兴科技的思考。每晚深夜，他在微弱的灯光下偷偷地阅读着中科院测地所的一位亲友送来的英文文献资料，如饥似渴。就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摄影测量与遥感融合而成新的学科的学术思路逐渐形成了。
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老师竟是抱病而来，他强忍着前列腺病痛乃至排尿困难的折磨，做完了大会报告，与会者居然无人觉察。直至会议结束，代表们合影时我才发现老师似有不适，遂送往中山一院住院治疗。幸好手术顺利，前后约半个月，老师就痊愈出院。
在病床前的半个月里，我得以再次走近老师，敞开心扉深入交谈。为减少老师的病房寂寞，每天下班后我就到医院陪伴他，而且会带上一些业务资料征询老师的意见，包括酝酿中的广州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试验方案、广东省国土资源信息系统技术思路、广东省航测的模拟技术改造等等。老师都会认真阅读，提出意见。
记得当时老师断然否定了模拟法测图向解析法测图过渡的方案，他说：“没有必要再从国外购进昂贵的解析仪器，解析法测图不是航测技术升级改造的必经之路，你完全可以越过解析法测图阶段，直接进入全数字化测图，这才是一次方向性的变革。”这番话，也就促成了日后与澳大利亚地理信息中心的合作，使广东省成为率先全国实施全数字化测图的省份之一。
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一点要肯定的是，你们正在尝试多学科的交叉发展，这条路要坚持走下去。学科的边缘交叉，就会产生多学科的集成和融合，就会有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科学技术才会有新的发展。”他还打趣道：“这就是我的科技边际效应观点，不同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效应，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样。”这一席话，成为我日后工作的启迪和指南，尤其是在探索和实践测绘与遥感科技与国土资源管理的融合方面，按照老师的多学科交叉发展的学术思想，在全国最早把测绘与遥感技术应用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监管，在全国最早把省级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在国产软件平台上，并实现了传统测绘向地理信息的过渡。
老师的一生，自青年时代起就游学国外，学成回国，又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他在历经人类各种不同的社会元素后，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并将其作为精神支柱，无怨无悔，努力实践一生。这在当今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坚信老师之精神信仰的继承和传播，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王之卓老师及其学术成就，将载入中国科技史册。在静寂中回忆老师的时候，我愈加相信，一些消逝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
老师的为人、为事、为学，影响着我的一生，也影响着他的所有学生，影响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老师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常在。正如科技部长徐冠华在老师百年华诞的题词“王之卓先生是中国科学家永远的榜样！” 2008年7月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决定设立“王之卓奖”以表彰国际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科学家，这正是对老师恰如其分的评价。随着地理信息与遥感科学的继续发展，老师的生命以及他的精神与信仰也正在不断得以延续，这也正是老师一生所追寻的永恒的人生价值。
（作者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友，广州校友会《羊城珞珈情》编辑部供稿）
（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