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城市各类评价,各种称号可谓众多,如“全国文明城市”、“历史文化名称”、“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智慧城市示范城市”、“低碳经济试点城市”与“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等等。一个城市可能有数十种称号,这不禁让人思考,一个城市又不像一个个人或者一个企业,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呢?背后的逻辑与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以“全国文明城市”为例,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只剩下武汉、西安、哈尔滨、沈阳、济南还不是文明城市?武汉可谓压力极大。但当时的创文行动也让人印象深刻。为了创文,武汉大搞街头随机抽查背诵,遭到了全国的围观,最终武汉也的确当选为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但就本人而言,除了创文期间武汉的街头发生明显的变化外,随着创文的热潮退去,整个城市的氛围,甚至最基础的街头的垃圾箱管理,并没有让人感受到明显的差异。
各种城市称号主管部门级别的高低,是城市称号等级的最直接的衡量标准。在各种城市称号中,“全国文明城市”被称为城市称号王冠上的明珠,其主要原因就是其主管部门是中央精神纹面建设指导委员会的版式机构、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央文明办(正部级)。比如国家森林城市由国家林业局(副部级)主管,国家园林城市由建设部(正部级)、国家先进科技城市(科技部)。除了主管级别决定了城市称号的重要程度,还有主管部门是否属于强势部门(实权部门)或者政治级别的高低有关。“全国文明城市”主管部门中央文明办,其历任主任都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而三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任,除第一任为中宣部部长外,后两任都是政治局常委。这就决定了“全国文明城市”成为各类城市称号最有分量的一个奖项。中央文明网的公告也明确的表示:「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全国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
城市热衷于各种评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主政官员的政治激励,按官员的升迁轨迹,一般在第一批和第二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地方政府主政官员(一般为兼任市文明委主任的市委书记),除去因违纪问题受到处分和年龄过大的因素外,大多在近十年之内获得了一级甚至更高的行政提升,具体见下表:
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市(区)委书记(2005) |
青岛市 |
杜世成 |
山东省委副书记 严重违纪(2007) |
厦门市 |
郑立中 |
国台办副主任 |
大连市 |
孙春兰 |
中央统战部部长 |
宁波市 |
巴音朝鲁 |
吉林省委书记 |
深圳市 |
黄丽满 |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
包头市 |
邢云 |
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中山市 |
崔国潮 |
澳门中联版秘书长 |
烟台市 |
焉荣竹 |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央委员) |
和平区 |
刘琨 |
天津市政协秘书长 |
浦东新区 |
杜家豪 |
湖南省委书记 |
西城区 |
吕锡文 |
北京市委副书记 严重违纪(2015) |
张家港市 |
曹福龙 |
苏州市委常委 |
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市(区)委书记(2008) |
成都市 |
李春城 |
四川省为副书记 严重违纪(2012) |
南京市 |
罗志军 |
江苏省委书记 |
南宁市 |
马彪 |
国家政协副主席 |
惠州市 |
黄业斌 |
广东省总工会主席 |
南通市 |
罗一民 |
省政协副主席 统战部长 |
苏州市 |
王荣 |
广东省政协主席 |
东莞市 |
刘志庚 |
广东省副省长 严重违纪(2016) |
马鞍山 |
丁海中 |
安徽省委副秘书长 |
大庆市 |
盖如垠 |
黑龙江省人大党组书记 严重违纪(2015) |
库尔勒市 |
赵青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
静安区 |
龚德庆 |
静安区委书记 11.15大火受处分(2011) |
东城区 |
王学勤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
上表的统计结果已经较为显著地表明了,创文之后主政官员升迁的情况。这也为官员升迁获取了最大的政治筹码。由此,各地市大搞运动式的评奖也在情理之中,动辄花费几十亿,基层公务员5+2,白加黑工作也成为常态,但是城市是否真正地文明了,还有待考证。这是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