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儿童意外死亡事件，每一件都让人极为痛心。一例是发生在江西南昌一家三个留守儿童在玩水时意外溺亡；另一例是江苏南京两个幼儿被关在家中饿死，数十天以后才被人发现。而更早前，在贵州也发生数起贫困儿童冻死在野外的事件。悲剧的发生让我感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防线依然还很脆弱。这些逝去的小生命都面临同样的命运——缺乏父母的关爱，前者是父母外出务工，由年老的奶奶照看，后者是生活在一个以毒品为生的瘾君子家庭，其父母根无法承担起照看小孩的义务。这既是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尊老爱幼是社会的基本人伦，一般而言每一个人都会关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一个社会中很难避免意外的发生，而产生大量的社会弱者，此时就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投入，这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认为的政府需要干预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这是社会所需要构筑的基本防线，而反观我们社会的现实，整个社会对于弱者的扶助仍然存在很大的缺口，一次又一次悲剧的发生就是有力的证明。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是缺乏底线思维，公共资源没有向社会的弱者倾斜造成的。这再一次让我想起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了社会发展的底线标准，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要看最好的有多好，还要看最差的有多差。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他们的发达并不仅仅在于人均GDP很高，科学技术很发达，而更在于其较完善的社会救助系统，任何一个在家庭抚养出现问题时，都可以得到比较及时和完善的社会救助，不管一个家庭再穷也可以让其小孩吃到安全的和必要数量的食品，可以得到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基至于对父母屡虐待小孩的行为也有严格的社会干预。
    反观我国的质量安全问题，之所以频频发生，主要还是缺乏底线思维，大量质量安全事件是发生在缺乏“防护”的地区的人群，如三鹿奶粉所造成的伤害大部是农村婴幼儿，毒胶囊的生产是在农村地区，地沟的生产和销售大部分是在监管薄弱甚至是没有任何监管的城乡结合部，大量的没有任何许可或论证的假冒产品在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人口中流通，假冒农业生产资料让很多农民颗粒无收，却求告无门。这些人群是最需要政府的监管和公共服务，但我们的政府监管和服务却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作为质量的重要监管力量之一的媒体，也主要是聚焦于城市地区，农村人口在质量问题上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政府对于质量安全的管控，从本质上说是对全社会的一种公共服务，既然其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就应该由政府的公共投入来保障，不应该是“赚钱”的，甚至是完全是亏本的。另一方面，可以“赚钱”的质量监管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放由市场主体来进行。政府最应该投入的恰恰是那些缺乏防护的领域，如低收入人群的婴幼儿食品、农村地区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等，因为一旦出现质量安全事件，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我们看到，在关于奶粉的讨论中，大量地集中于对洋奶粉进口的讨论，实际上能够到境外购买洋奶粉的家庭至少都收入中上层的家庭，他们对于奶粉质量有着很大的选择权，而真正大量需要保护的低收入人群几乎无法选择价格高昂的进口奶粉，对这些大多数我们的关注有多少呢？构筑质量安全需要的是一种底线思维，要保障是最底层人的安全，而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质量有选择权的人身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质量的产品可以获得更高的价格，低质量的产品价格低廉，这是符合基本规律的，无需政府的干预就可以实现，但是低质的安全性是政府所需要把握的底线。底线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公共投入，实际上体现的是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通观世界各国，质量安全作为全社会的基本需求，无疑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公共物品，既然是公共物品就应该由政府进行有力的保障，欧洲等国政府甚至不惜进行大量负债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服务特别是要向社会弱势群体公平地提供。如何提升公众的安全感，我认为要搞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把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的公共性与市场利益划清界线。监管绝对不能以收费为目的，否则必将造成公共服务的变形，以及在整个社会中的不平等提供。
    真切地希望，在我们的载人航空飞船一次一次翱翔太空时，社会中因缺乏救助而受伤害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构建社会的底线，让每一个公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是让每一个中国人能够有“梦”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