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明宫数字复原展为例

赵哲超、公绪娜

摘 要：传统文化数字化已成为业界发展与学界研究趋势,相关政策规划、前沿探索、实践项目、理论架构陆续完成,本文以此为研究基础,选取在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兼具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大明宫数字复原展,探讨其在数字复原与多元化复用、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沉浸式故事化交互体验、数字人中介化传播、文化元素与数字技术的有效互嵌五个方面进行的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实践,进而提出大明宫数字化传播在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传统文化编码解码、传统元素意义活化、数字资产循环运作四个维度的范式创新,为更多的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实践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数字复原；大明宫

一、 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现实课题。数字技术是当前世界重大而深刻的技术进步,对促进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再利用工作发挥积极作用。目前,世界各国在数字文化遗产项目的探索中,获得了诸如“欧洲时光机”、Google艺术与文化(GAC)等优秀成果。聚焦国内语境,从《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到《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文化数字化已经被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为响应国家政策,各文化机构纷纷开展实践,并已呈现一系列典型特征。首先,重视主流故事传承与情感传播。文化创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采取“文化节目+戏剧+影视化”的方式讲述优秀作品,跨时空引发观众共鸣。其次,面向用户开发,契合现代审美,提供沉浸式体验。2023年,全球首个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展“现身”湖南美术馆,运用激光技术打造画作场景,展示涵盖绘画、书法、篆刻、文献等140余件原作精品。最后,重视激发传统文化的商业潜能。如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联合Rokid,打造全国首个基于AR眼镜的元宇宙商业街区,基于“AR+街区”的空间解决方案,探索商圈数字化升级路径,赋能城市空间数字化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数字化的关注逐步提升,相关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学界视角呈现从政策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向趋势,已有政策研究重点关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逻辑路径、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内涵与价值、文化产业数字化政策计量规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图书馆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发展策略及元宇宙体系等。当前应用研究的路径大致为“现状分析—问题剖析—优化策略”,鲜少出现对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优秀案例的创新经验和范式进行提炼,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数字化实施路径、类似领域的落地建议和协同发展的范式。其次,当前学界研究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数字技术的关系已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第一,处理好技术理性和人的发展,韩美群等学者强调数字技术始终为人的发展和社会价值服务,切忌将非遗数字化传承异化为“纯技术”,如果“真实还原”因流于技术形式而缺少文化传承的温度和情感,将弊大于利;第二,要平衡数字传承创新与文化消费,明确共享平台构建与文化遗产数据管理是需求与技术的长期耦合、是优质传统文化的存量资源与新兴数字技术的增量资源的不断双向融合。

总体来看,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已成为学界普遍共识。然而,当前学界研究对象多聚集在诸如传统村落文化、传统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的观照与探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急需进入研究视野。本文选取大明宫数字复原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传播的案例支撑,通过对其进行传播创新剖析与数字化转型范式提炼,以期探寻更具丰富性,更有可操作性、发展可持续性,更适合本土化语境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化的耦合互嵌和实践创新路径。

二、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案例:大明宫数字复原展

“云上宫阙”———大明宫数字复原展厅以丹凤门开篇,继而以由含元殿、麟德殿、太液池等大明宫重要建筑构成的“中轴线”形成展览分区和线路规划。作为一次成功的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实践,大明宫数字复原展具有学术研究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其一,在我国宏伟宫殿建筑群复原对象的选取方面,大明宫不仅代表了唐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还是唐王朝繁荣昌盛的象征,对其进行数字复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传播价值。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大朝正宫,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是唐长安城的三座主要宫殿“三大内”(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历时达240余年,大明宫是大唐帝国最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群,也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其二,在我国唐代木质建筑结构数字化复原难度与文化传播方面,大明宫数字复原展排在前列。唐代建筑由于木构件较多,难以保护和留存,特别是由于晚唐时期的动荡与战乱,大明宫经历了三次极大的损毁,几乎荡然无存。全国范围内只有极少数木构唐代建筑能流传至今,考古学家和工作人员对考古图纸、出土文物、历史文献、历史图像、国内外相关建筑、历代大师复原成果进行深入研究,将这些资料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大明宫格局和建筑基址,对大明宫的规划、山形水系、交通组织、功能分区、重点功能建筑以及植被种植等板块进行了相对准确的数字复原,数字化能将兴盛时期的唐代宫廷建筑从外观结构到使用途径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帮助人们了解唐代的建筑文化,从而进一步加深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

其三,在展览技术手段呈现方面,“云上宫阙”采用了数字全景大明宫形式,阿里巴巴达摩院XR实验室的大规模三维空间重建和视觉定位能力,让虚拟空间元素与现实世界“无缝接轨”。同时,阿里云智能设计部以展陈氛围设计把控与AR互动体验支持为要点,结合硬件支持,使大明宫宫殿建筑群的外观及历史故事最终呈现在AR终端设备上。科技赋能是大明宫数字复原展顺利开展的“源动力”,也是大明宫以数字化讲述历史故事的坚实基础,在这一维度上,大明宫数字复原展具备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有效结合的典型性。

其四,在文旅单位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深化方面,以大明宫与阿里巴巴的合作为例,早在大明宫“〇宇宙·千宫系列”数字藏品登陆阿里拍卖平台之时,大明宫便开启了自身从传统文旅向数字化文旅的革命性转型,3万份数字藏品累计9分钟售罄,吸引了超100万人次在线围观,大明宫成为中国第一个自有店铺实现万份数字产品上架并售罄的文旅单位,大明宫“千宫之镜”成为阿里拍卖平台文旅板块第一款万份售罄的数字藏品。如今的大明宫数字复原展,是大明宫文旅单位和阿里巴巴等社会力量深化合作、创造共赢的进一步体现,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探究合作机制模式的意义。

其五,在该复原展带来的学术价值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大明宫数字复原是由大明宫研究院联合武汉大学超算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历史修复项目,是中国建筑文化探源工程中的标志性项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团队结合史学资料复原独立建筑主体9座,依照日本正仓院、敦煌壁画等文献资料进行建筑结构推演,复原建筑百余座。数字化成果应用将推动唐文化建筑研究和活化利用,持续吸引社会各界支持文物保护工作,代代传承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基于此,本文有必要以大明宫数字复原展为典型案例,分析该展览在数字复原与多元化复用、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沉浸式故事化交互体验、数字人中介化传播、文化元素与数字技术的有效互嵌五个方面进行的创新实践。

三、大明宫在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中的创新实践

(一)数字复原与多元化复用,实现大明宫文化资源时空性拓展

时空性拓展,是指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成功将声音、图像、文字等信息转化为二进制字符,即尼葛洛庞帝所谓的“原子—比特”转换或数字化,使得信息的生产、分配与存储不再局限于物质载体,跨媒介传播成为可能。因此,先进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资源转化,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壁垒,实现文化资源高频度、全方位数字化传承效果。

大明宫进行数字复原并将数字资产进行多元化复用,是在时空性上对大明宫数字化传播的拓展。大明宫是我国最伟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宏大的建筑规模、清晰的功能布局、精妙绝伦的建筑设计使其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基于对大明宫既往考古研究和现代数字技术,大明宫数字复原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数字复原所应用的单纯3D扫描技术,对大明宫的数字复原有复杂的操作机理。大明宫研究院集合了考古、文博、数字技术等多个专业团队,利用先进数字图像识别技术全面梳理、对比分析既有复原成果,历史文献,目前国内现存的唐建筑资料,如莫高窟壁画,日本现存唐代建筑,等等,生成大明宫宫殿建筑群的参考型,再通过多年来探索考证的相关资料进行历史建筑及场景数字模型的推演、修正和确定,最终形成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完整数字三维复原模型。以全局视角系统复原了大明宫宫域内的山形水系、交通组织、功能分区、单体建筑,并用数字化技术加以呈现,使大明宫突破时空维度,在虚拟世界得以重现。除此之外,大明宫研究院还将大明宫的数字复原相关数据移入文化资源数据库,拓展大明宫文化资源的时空性。经复原后的数字资产将永久保存,从而提升今后的复用价值和复用频率,实现大明宫宫殿建筑群全景呈现,打通数字资源,助益文化遗产纵深研究,还可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二)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助力大明宫文化资源诱发性拓展

先进数字技术促进传统文化转化,体现在数字化对受众注意力、文化兴趣的诱发层面。从博物馆的现实存续发展来看,数字化焕活传统文化生命力,在确保其严谨性的前提下,满足大众文化需求、贴近大众审美趣味,吸引更多的用户注意力。

对大明宫进行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从而促进大明宫传统文化资源诱发性拓展。尼采强调“一切从身体出发”,大明宫数字复原展搭建三个数字AR虚拟实景空间,分别对应含元殿、御道广场、太液池(蓬莱池)三个场景,观众佩戴AR眼镜,就可以看到虚拟元素准确叠加到现实建筑场景中,实现大明宫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提出“集体记忆”时认为,“过去”不是仅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再造是数字时代构建文化记忆的关键路径,以数字方式生产和创造新讯息与新记忆。随着人和数字技术构成一组双向规训,线下观展这一具身性实践成为数字化传播创新实践的还原对象。制作团队通过精准计算还原大明宫真实建筑场景,并利用前沿视觉技术传达,将静态资源动态化展示、将历史建筑场景化呈现。制作团队依照古建筑场景布局先后搭建含元殿、御道广场和太液池等建筑实体的微景观,观众通过AR眼镜可看到完全复原并可互动拆解的含元殿全貌,可以看到麟德殿等大明宫代表性单体复原建筑,同时观众可以借助媒介终端走进太液池身临其境般欣赏唐朝皇家花园的生动美景。如此一来,还原观众第一人称的临场感,实现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并由此演化出替代客观实在的“数字意象”,形塑观众与大明宫之间认识和联动的渠道,通过在地性媒介复现使受众获得虚拟场景在场化体验,诱发观众构建具象可感的历史文化数字记忆。此外,麦克卢汉主张,媒介即人的延伸,把媒介技术视为拓展人类感知的现实工具。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探索与应用,大明宫数字复原展由场景还原延伸至赛博世界中“数字身体”的感知层面,引导观众从对文物文化的浅表认识向历史阐释、文化共振与记忆建构演进。

(三)沉浸式故事化交互体验,促进大明宫文化传播互动性拓展

互动性拓展,是指将数字化应用于文化资源转化。一方面,促使观众参与生产;另一方面,前沿数字技术愈加多样化,为受众提供更完备的沉浸式文化参与体验,虚实融合、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多模态智能感知、数字交互技术等现代化手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体验场景的突破应用。

大明宫为观众提供沉浸式故事化交互体验,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化传播互动性拓展。数字技术冲破传统意义上主体与客体间的二元对立,形塑二者间的互动美学。在参观大明宫数字复原展过程中,随着数字场景线路的推进,时空界限逐渐模糊,故事化推进使观众感官与信息高度协同、持续交互,使观众由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由外部客体演化为实践主体,实现对历史文脉的“在场”与“参与”,积极调动感官思维、迭代认知框架,以深化数字互动。在含元殿展区,观众通过AR扫描建筑结构,利用手势实时拆解建筑,可以看到建筑逐层结构、内部空间,甚至宫殿详细纹理、榫卯结构;观众在进入太液池展区前佩戴AR眼镜,可跟随引导元素(如诗句)到达中心场景,利用手势触发锚点观赏荷花绽放的景色;观众在大唐服饰秀XR体验区抬手抚摸衣服,近距离观赏唐装鲜艳夺目的颜色、精致古朴的纹样,沉浸式、交互性地在观赏唐装中体会中华传统美学。此类互动形式吸引观众对媒介内容进行参与,使其从媒介消费者变成了媒介产销者,融入大明宫复原展的传播链路,与展品实现参与、对话与合作的有机协同。如此,数字化互动使大明宫数字复原展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参展者为中心,促使其能动地、交互性地参与大明宫媒介内容的多维感知、理解评论与再传播。

(四)数字人中介化传播,推动大明宫文化资源传播性拓展

传播性拓展,是指数字化传播能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传播范围和传播受众等多个方面实现跃进式的突破。基于数字化创新路径,通过数字展示、数字全媒等传播策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数字化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资源转化,使传播最终触达点便不再局限于国内受众,有可能让文化走出国门。

大明宫数字复原展将文化元素与数字技术有效互嵌,赋能文化资源商业性拓展。“嵌入”一词最早由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用来说明所有经济体都是嵌入和深陷社会关系与制度中的,以阐释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交织的局面。时至今日,数字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相嵌、交织已成为时代重要课题,将文化基因融入技术场景,借助数字空间跨媒介演绎传统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这一课题的最优解。在大明宫数字复原展的文化与科技这一互嵌实践中,传统文化是根基、魂和内核,是特定人群共同认知的底层逻辑,而数字技术是手段,是魂和内核的外在表现,是服务于如何更好地开发、传承、转化、创新文化资源。二者互嵌的最终目标是,推出带有数字技术元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就是推出带有传统文化元素和浓厚人文色彩的技术产品与服务。大明宫数字复原展将以往把数字技术单纯作为外界推动力辅助文化元素展示的初级结合模式,转化为文化元素与数字技术的双向互嵌耦合,文化对数字的驾驭、指引和提升作用更加突出,观展过程中的技术数据关联、文化创意转化与观众交互体验三者相融。此时,数字化技术不再是辅助手段,而是具备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的、大明宫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数字文件端保存的基础文件、拆解文件、组建文件等,都可以用作更大规模的展览、文创、多媒介端的内容生产和制作,实现大明宫文化资源商业性拓展,为激发大明宫相关文创产业提供助益,在大明宫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生产、传播、流通与消费等环节中,运用各类数字技术,将文化符号、审美感知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内容转化为具有可感知性、可复制性、可推广性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传统文化产业高感知、高技术和高品质的价值内涵。

四、大明宫数字化传播实践范式创新

(一)立体化、综合性的文化数字资源建设范式

大明宫数字复原展运用数字技术拓展了文化资源时空性,运用多种技术进行数字复原与多元化复用,创新了立体化、综合性的文化数字资源建设范式。以大明宫为代表的“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空间扮演重要的媒介角色,蕴含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承载受众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这无疑为更多的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实践提供借鉴意义。充分运用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GIS等当下关键性技术进行数字复原,全程无接触测量、高精度数据采集,快速创建复杂建筑三维点云模型,引入构建参数、创建BIM模型,此类高端技术还可运用于智慧古建、智慧文博、文物档案存档、修复、场景交互模拟、多种数据云平台实时管理等,实践信息多元化维护管理、数字化传承理念。这种更为立体化、综合性的数字复原范式,使像这一类的传统文化遗产打破了时空限制,在时间意义上,从古代“活”到当代,在物理空间上,从需要特定门票才能观赏的特定场所跃然到几乎人人都能接收的媒介终端,其记忆扮演的媒介角色更为突出和亮眼。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在赛博时空以数字资产形态存在的“数字孪生”,不仅是中华文化元宇宙建构的基本前提,也可能成为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最终归宿。

(二)时代化、叙事性的传统文化编码解码范式

大明宫数字复原展拓展了文化传播互动性,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故事化交互体验,创新了时代化、叙事性的传统文化编码解码范式。霍尔著名的符号学编码与解码理论认为,媒介传播者在生产媒介信息时,通过一定的文字及图像符号来传播意义。这些文字与图像符号的表现方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编码,这些通过一定规则组合起来的、能够表达特定意义的符号群就是符码,而媒介生产信息的过程就是编码过程,解码则是解读媒介文本中的各类符号,以获得其中的信息和意义,经过编码的文本以多义而开放的姿态供受众读解,如果受众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也就是解码,那么这一流程便有效地完成了。在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过程中,从创意端的编码到技术呈现端的解码需要严丝合缝的配合与呈现。一方面,创新传统文化转化路径,不单单是纯粹的技术化再现,而是结合当代受众的生活场景、情感需求、审美水平进行的创意性延展,以故事化、场景化、互动性增强文化叙事,随着社交媒体崛起、互联网下沉、数字信息技术快速迭新,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内嵌以跨媒介叙事为内核的文化生产方式,在自身的文化表达中以平视的姿态与受众进行互动,借助原始文本的二次生产完成故事的延展;另一方面,实现“身体在场”的传统文化数字化叙事体验具有情感刻画功能,观展者在虚拟场景的亲身体验的故事化互动中构建了情感共享的仪式链条,使他们对数字场景的建筑、诗词、历史、人物等产生较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较为紧密的联系。

(三)数字化、现代性的传统元素意义活化范式

大明宫数字复原展拓展了文化资源传播性,首发大明宫唐文化虚拟数字人IP代言人“唐佑佑”,以“女官”视角,通过科技手段讲述大唐故事,创新了数字化、现代性的传统元素意义活化范式。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依靠特定的符号,文化遗址、历史建筑、古画典籍等都能作为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符号,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看来,一个符号由关联的两部分组成,即“能指”和“所指”。“能指”是指声音、画面等形象,而“所指”则表示由这些形象构成的概念和意义。过去,由于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博物馆、文化遗址等传统文化传播场域极易形成参观者圈层固化的特征,而能够主动走入这些场所的参观者又可能受限于固定观察角度、文物保护需要、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等因素,只领略到文物展览作为一种符号本身的“能指”,未领略到“所指”,即忽略文物展品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打造现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代言人”,可以聚拢IP热点、实现数字化技术与优秀文化的双向互嵌,以此为情感媒介进行中介化传播,使传统文化传播突破圈层,拥抱大众,更充分活化了传统元素的现代意义,使受众对特定传统文化的认知由点状串成线,进而加深纵向的对通俗易懂的文化的理解,织成更厚实的文化价值网络。在更宏观的视角下、在数字技术浪潮下塑造的优秀文化IP可以助推传统元素实现范围更广的转文化传播,有益于构建我国国际传播体系。

(四)合作化、持续性的数字资产循环运作范式

大明宫数字复原展汇聚多方力量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诱发性和商业性拓展,将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并将文化元素与科技元素有效互嵌,创新了合作化、持续性的数字资产循环运作范式。传统文化数字复原的工作,应由文化资源方牵头,结合高校、创意策划公司、展览设计公司以及科技公司等多方力量协作完成,为“文旅机构+高校+企业”开辟新的项目合作模式,为传统文化的市场化、科技化中的多元化融合做示范,为其余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实践提供借鉴。在越来越多的文化数字化传播中,需集结多方合作力量,其中,高校提供数字化传播研究理论成果、创意策划公司提供文化数字化的转化方案、展览设计公司和科技公司推动实践层面的创意落地,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资源的商业性得以拓展,所得成果不仅可以通过博物馆展出,还可以服务于大众生活,渗透进商业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和文化产业模式。此外,还可成为高校理论研究支撑,形成学界和业界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多学科、多思维、多角度、多视野的创新理念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内在动力,共同推动文化资源数字资产化发展,尝试探索新兴文化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文化数字资产IP数智化应用,挖掘文化资产价值,以合作共创为基石,形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开放赋能长效运营模式。

五、结语

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化,其关系始于保护,其发展在于传承,其命脉在于创新。根据调研,科技赋能文化探源研究,大明宫文化资源方与多方合作,利用新的科学手段勾勒和描绘唐文化建筑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壮阔图景,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科技+”战略的赋能,大明宫逐渐探索出一条别出心裁的“遗址活化”之路。大明宫数字复原展在数字复原与多元化复用、虚拟现实场景化呈现、沉浸式故事化交互体验、数字人中介化传播、文化元素与数字技术的有效互嵌五个方面进行了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实践探索,实现了在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传统文化编码解码、传统元素意义活化、数字资产循环运作四个维度的范式创新,这能够为更多的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实践提供新思路。经技术复原的数字化成果应用将推动唐文化建筑研究和活化利用,持续吸引社会各界支持文物保护工作,有效实现文化资源的安全高效流动,确保传统文化传播内容的准确性,推动数字化资源的确权。大明宫数字藏品向社会发布,提高了文物资源社会开放度、增强了大明宫文化与社会大众的双向互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既激发了年轻一代参与文化创造的势头,也“反哺”了行业本身发展,催生了更多新颖、多元的数字文化产品,从创作主体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数字化中实现了“主体性”释放。既往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承对受众“主体性”的限制被打破,受众在数字互动中能够精准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各类优质文化资源,促使更多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进程,如在视频平台B站上,有内容生产者发布大量以“大明宫建筑复原”为主题的UGC,创作者@吾汉万年一条“唐大明宫建筑复原之一———清晨闲逛于含元殿”的视频播放量多达7.2万人次。在充满创造力的当今时代,多元主体用数字化赋能传统文化传播的效果相当显著,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的精神空间,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越来越多的创新实践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理碰撞,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为现代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宝库创造源源不断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传播创意的产出需要不断尝试和探索,需要更多元的力量投入,需要在国家相关战略的整体框架下尝试孵化更多文化创意产业机构,需要对科技创新端持有更为包容的态度,需要更多的社会公众从文化数字化的参观者转为创造者。如今,元宇宙概念的不断阐发和Chat GPT的快速发展,给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特色文化街区的数字化重构与赋能研究”(项目编号:2023M004)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赵哲超,公绪娜.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研究:以大明宫数字复原展为例[J].传播创新研究,2023,(02):119-13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