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创新议题观察

刘诗雨、顾兴正

摘 要：本文旨在梳理2022年以来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的创新议题和研究趋势,通过对超过300篇来自SSCI传播学Q1区期刊的英文文献的梳理,最终遴选出“社交媒体时代的偶然接触新闻与政治参与”“电子游戏中的性别研究”“数据基础设施的认识论与时间性视角”“新闻行业人工智能的规范视角”“移动连接时代的‘数字幸福’研究”“虚假新闻的传播与治理”“平台治理的多重关系视角”“地理媒介发展的重新想象”“重新思考社交媒体时代的‘沉默的螺旋’”“危机时期对专家的信任和公众的媒介使用”十个创新性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技术的演进、研究的延续性和突破性、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三个方面对西方传播学研究创新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关键词：传播创新；社交媒体；新兴技术；西方传播学

回顾过去的一年,传播技术的发展、不确定性事件的激增,对社会和人们的公共生活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而传播学作为一门跨学科专业,关注的传播现象又时常为科学、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案例和证据。聚焦传播学中的创新议题,一是有助于传播学者抓住和应对学科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重新定位理论框架以及重新理解各种传播现象,以此促进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以传播创新议题为切入点,在感知新技术、新现象对人际交往带来新问题的同时,为旧问题探寻新的解决路径。

由是,本研究主要选择对超过300篇来自Communication Research、Science Communication、New Media&Society、Digital Journal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2022年SSCI传播学Q1区期刊的英文文献进行阅读与梳理,并进行人工筛选,再与前三年传播学研究所涉议题进行比较,将“研究议题的新颖程度”、“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及可行性”、“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突破性”以及“被引次数”作为此次筛选的主要标准,通过深入阅读与比较,最终确定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偶然接触新闻与政治参与”“电子游戏中的性别研究”“数据基础设施的认识论与时间性视角”“新闻行业人工智能的规范视角”“移动连接时代的‘数字幸福’研究”“虚假新闻的传播与治理”“平台治理的多重关系视角”“地理媒介发展的重新想象”“重新思考社交媒体时代的‘沉默的螺旋’”“危机时期对专家的信任和公众的媒介使用”十个极具创新性的议题,并通过对其他来源的论文进行关键词搜索,以期可以更全面地掌握与解释以上议题的创新性,进一步对以上议题进行评述与总结。

一、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十个创新性议题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偶然接触新闻与政治参与

2022年,政治传播仍然是传播学者投入最大热情的传播领域之一,其中,关于偶然新闻接触(Incidental News Exposure,INE)与政治传播之间的相互效应成为主要关注点。INE指,“人们在没有积极寻找政治信息或公共事务新闻时接触这些新闻的方式”。

学者曾一度预测,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受众对信息的接触有更丰富的渠道和更个性化的选择,人们可以轻易地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需求在互联网上主动“寻找新闻”或刻意“回避新闻”。因此,INE可能会逐渐消失。然而在强调交互与分享的社交媒体时代,INE反而重新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在线获取新闻的方式。社交媒体的强互动性、丰富的信息量、被弱化的社会边界、弱关系社交网络等因素,都加速了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信息的偶然接触现象的普及。社交媒体时代,研究者开始对INE的概念与实践进行重新思考与深入研究。

第一,重新强调概念清晰化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政治传播领域有着深厚根基的概念,INE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对相关概念的重新明确与定义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Stroud等人重新定义了INE情境下被动学习的概念,并指出偶然接触可以产生学习(行为),但当人们进一步处理所接触的内容或情境时,被动学习就会变成主动学习,这也说明通过INE进行政治传播不仅是把新闻推送给公众,还需要找到使公众在接触新闻后保持兴趣的方法。

第二,探明社交媒体环境中INE的作用机制。与大众媒体时代INE的作用机制不同,社交媒体时代个人的INE更多来自好友分享的新闻、媒体推送的热点新闻,或普通网友的政治评论和讨论。一方面,正如Guo等人的研究,多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促使人们偶然接触到逆态度新闻(Counter-attitudinal News),并进一步鼓励人们对逆态度信息(Counter-attitudinal Massages)进行认知阐述,这有助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参与,且当一个人的网络更加同质化时,多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对有偏见的新闻参与的间接影响就会变得更大。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环境中的INE作用机制并不明确,政治参与行为与教育、收入、政治兴趣等因素息息相关,不是轻易可以调节的,例如,Ahmed等人发现INE拉大了与政治兴趣相关的参与差距,即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个体如果频繁产生INE就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原本政治兴趣较高的个体则会从中受益。

第三,关注INE对用户参与及社会的影响。对于在当前媒体环境中INE具体影响如何体现,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第一,从个人角度考察INE的具体影响则不难发现,在高度集体主义的个体中,对支持态度的偶然接触可能是个人政治参与的催化剂,而对反对态度的偶然接触可能是具有弱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的抑制因素;第二,从社会层面来看,Lee等人的研究在全面探索了通过社交媒体的INE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表明,当前的INE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较之前更加复杂,二者之间存在互惠性关系,即INE可能会导致人们进一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机会的增加反过来使个人更有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来使用社交媒体,从而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他们INE的概率。这种反馈路径表明了INE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互惠性关系的可能性。

(二)电子游戏中的性别研究

性别议题一直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中的性别研究就随着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而备受关注。在大众媒体时代,传播学性别研究更多关注媒体中的性别表征问题,而近年来,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环境下,女性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关系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例如互联网带给女性哪些新的困扰,又如何为女性提供了怎样的组织网络来对抗新的性别不平等,等等。在西方近期的传播学研究中,又以电子游戏中的性别研究最具创新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将性别作为前提定义玩家游戏身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玩家进入电子游戏领域,甚至该领域逐渐出现女性向游戏这一细分市场,女性玩家的游戏体验与心理也成为研究的对象。女性玩家过去总被认为应当扮演辅助性角色,甚至根本不应当出现在电子游戏中。Kuss等人的研究表明,对女性玩家的这种污名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性别歧视、性别暴力、骚扰和物化问题,因此女性可能会决定不把自己定位为玩家,甚至直接选择不参与社交游戏互动,或者不玩在线游戏,从而错失娱乐的机会,以及游戏带来的社交和心理好处。而对于游戏中的女性玩家,Austin认为,与性别劳动相似,女性会自认为有义务承担别人不愿意承担的任务,仍然愿意在游戏中扮演“被动和不熟练的辅助角色”。即使在女性的独立地位和消费水平都得到极大提升的背景下,传统主流数字游戏普遍存在的超男性化的性别规范,仍然会出现在新兴的女性向游戏中。女性电子游戏市场仅仅是利用了女性的消费能力和对浪漫的幻想,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电子游戏中性别歧视机制。

第二,关注游戏行业中的女性工作者面临的困境。鸿沟与歧视不只存在于女性玩家的游戏经历中,新近的研究开始将视野转向游戏行业中的女性工作者。女性工作者在游戏行业中面临的困境得到了关注,例如García-Borrego等人关注到在行业实践中女性通常只能创作音乐电子游戏,以及适合所有受众的游戏,而成人、暴力或驾驶游戏的创作工作通常是为男性保留的,甚至女性记者在进行电子游戏新闻报道时,也面临性别歧视的困扰:她们的工作往往面临更严厉的批评和更多的限制。

第三,探索电子游戏在两性关系中的积极意义。当电子游戏在青少年成长中变得常见与普遍,与既往的研究大多认为电子游戏会导致两性在技术知识、自我认知和数字领域参与可能性方面产生不平等不同,Mckenna的研究认为,电子游戏中自由塑造角色性别与形象的功能,为未成年人营造了一个性别探索的低风险环境,有助于未成年人完成性别认知、克服性别焦虑,并且获得愉悦的性别表达经历。同时,部分研究为女性进一步抵制和颠覆男性化霸权指明了方向,女性通过讽刺地叙述游戏中存在的性别规范和她们自己在电子游戏中的边缘地位来远离与抵制备受歧视的现状,在重构游戏女性身份的过程中虽然存在固有的矛盾心理和紧张关系,但是女性在霸权中交流和重建的身份无论是对游戏的使用还是开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数据基础设施的认识论与时间性视角

以往传播学关于数据基础设施的研究更多从空间、地域的角度来探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所引发的社会分歧、地区政治等问题,但长期以来,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和媒体领域的研究表明,社会文化的时间性和时间安排是随着基础设施以及设计、维护和塑造的人们的愿景而产生与塑造的。因此近年来,数据基础设施研究的重点开始从物质性角度逐渐转向认识论与时间性角度。

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该研究提供了双向认识数据基础设施的维度。既往的认知往往认为知识是先验的,技术仅是使之能够以某些方式被共享和传播的工具。因此,与以往仅关注数据库存储知识功能的研究不同,新近的研究对数据基础设施重新进行了定义,认为数据基础设施不是简单地塑造知识的形式,而是积极地推动知识的生产。例如Munn的研究注意到,资源高度集中的数据中心往往会忽视底层数据的收集与参与,从而导致决策的失灵,即虽然高度智能化、自主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为信息生成、数据管理和决策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这种能动的数据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无疑会加快认识霸权主义的形成并影响人类的思考方式。

其次,从时间性的角度来说,第一是面向未来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目前,人们对数据的巨大需求已经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存层面的依赖了。但是正如Cohn所言,数据基础设施的时间景观不是线性发展的,基础设施不仅会老化、损坏,还会经历长期的“策划的衰败”(Curated Decay)。因此,在日益数据化的世界中,数据越来越被视为不安全的根源。基于此,Taylor提出了“数据准备”(Data Preparedness)一词,用来描述个人和组织制订计划,以管理难以避免的数据丢失的行为。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数据生活依赖于物理空间的不断转型,但在今后的发展中,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永恒的或者坚固的,而应当将数据基础设施视为一个不断重组的过程。

第二是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工作时间性。正如前文所述,之前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类似于数据中心将长期存在,并且像其他基础设施一样,产生持续几代人的影响之类的假设上,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数据基础设施的种种变故,加剧了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工作的不稳定性。不同的参与者,如地方政策制定者、网站管理者或互联网用户,会不断地“重新校准”数据基础设施及其自身的临时性,以适应数据处理的节奏和满足经济性的期望。如Mayer指出,数据基础设施的极不确定性的状态,让工作者卷入了过度的劳作和无法预测的工作安排中,甚至更加剧了工人的流动与就业摩擦。除此以外,Gonzalez甚至将数据基础设施的时间性引入人类学研究,重点关注数据中心操作员负责的维护工作并指出,男性气质的表现成为保持“机器正常运行时间”的一部分。

(四)新闻行业人工智能的规范视角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突破,由AI驱动的工具在新闻制作、分发等环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传播流程变得更加智能化。可以说,AI技术的出现给传媒行业带来了崭新的业态和格局,同时产生了更强烈的道德隐患和更具专业性的挑战。探究新闻行业应该如何把握AI带来的变革、反思AI进入新闻行业后对用户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后果,成为新近研究的主题。

其中,以下三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讨论记者的能动价值和批判性参与。在新闻实践中,只有一线的新闻工作人员才能真正实现将美好构想中的技术转化为现实中的规范、便捷、实用的工具,这就需要他们能正确认识、掌握并控制这项技术。Moran等人的研究指出,面对资本对AI技术的大力支持,与AI技术生产新闻最大的不同在于,记者带来的叙事是多元化的,因此即使AI技术获得大力支持与推广,记者仍然可以发挥能动性,找寻新闻生产的差异与人机共事的边界。同时,面对乱象横生的AI新闻生产,De Haan等人的研究指出,记者始终在思考如何将人的工作与自动化新闻生产联系起来,但却未深入了解AI技术对记者工作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从而缺乏批判性地参与AI新闻生产的意识。记者应当批判性地参与、使用AI技术,并主动肩负责任。

第二,AI技术与用户信任的重新思考。以AI技术与用户的隐私纠纷为例,解决和减少AI技术的不透明性带来的各种隐私问题与社会风险变得更加迫在眉睫,用户与平台之间产生了大量隐私纠纷。Xu等人的研究发现,虽然用户会担心AI技术通过其自我披露行为收集或泄露隐私,但是这种对隐私收集或泄露的担忧并没有影响用户后续进一步的自我披露与平台使用行为。而Lim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用户接触AI技术的动机不同,对隐私泄露的感知与担忧程度也不尽相同。如果平台能为用户提供更多的解释性说明,以介绍所使用的平台的技术组件,并在登陆平台时设置内容个性化级别,且告知其浏览的内容是经过算法过滤的,则会极大减轻用户对隐私泄露的担忧,并且能有效改善平台中的信息共享行为。

第三,新闻业的权利转移需要法律保障。在欧洲,长久以来各国都履行积极为媒体运作创造条件的义务。这一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新闻业的基本权利,促进了媒体间的公平竞争。然而在面对数字技术时,人们却很少关注新兴技术在法律层面的规范途径。Simon的研究关注到AI与新闻行业深度融合后,控制权开始从新闻机构转移到技术平台,新闻行业对技术平台的结构性依赖增强的现象。而国家的监管和规则将成为扭转权利失衡、保障公平竞争和鼓励新闻机构保持创新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再如,Helberger等人研究了中国版权法和涉及新闻业AI的版权纠纷法庭案件发现,虽然对于能否将AI视为文化产品出版的主体,目前尚无唯一定论,但相关政策法律大多对科技热切支持可能导致科技先进的大公司比不采用AI技术的内容机构拥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这种权力移动可能会导致一些新闻机构原创性保护难度加大,并被逐渐边缘化。

(五)移动连接时代的“数字幸福”研究

当代社会,移动媒体已经广泛而迅速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技术与设备,个人、团体和机构能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进行社会活动,完成各种途径的远程工作、访问和消费。随着移动连接变得理所当然,人们也越来越期望可以实现“永久在线”(Always-On)。但更加深度的媒介接入与使用似乎给人类的幸福与福祉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为数字幸福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第一,重新思考数字断连(Digital Disconnect)与数字幸福(Digital Wellbeing)的关系。数字幸福可以定义为从移动连接获得的利弊之间得到最佳平衡的主观个人体验。先前的研究往往认为,当个人在社交互动中过于专注使用智能手机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心理压力,数字断连是能显著提升数字幸福的方式,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等疗法作为数字断连最常见的形式,也一直被视为缓解抑郁情绪、提升幸福的有效办法之一,然而近期的研究却发现,数字断连并非始终能提升数字幸福,且过度的数字断连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数字断连的具体操作方法五花八门,对效果的检测标准也参差不齐,参与者的身份、性别、性格、对数字产品的依赖程度等都会对数字幸福指数产生影响,数字断连的作用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而Meier的研究更是直接提出数字断连与数字幸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非常微弱的这一观点,并主张将电子设备的使用习惯与福祉措施分开研究。

第二,作为文化产物的数字幸福。在当下,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几乎成了自我身体不可或缺的延伸以及与外部世界连接必不可少的中介,然而数字幸福究竟是自然的心理状况,还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地讨论。与以往从心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探究数字脱节与数字幸福,鼓励用户自我控制与驯化不同,Valasek认为,与其最终仍会加剧数字不平等,不如将这一问题视为社会文化现象,这不仅会在政治上形成对这一主题更细致入微的理解,还可能进一步讨论如何以其他方式提升数字幸福。

第三,面向更广泛的数字幸福研究。随着移动技术的普及,数字幸福已经不能局限于对某类特定人群(数字断连者等)开展研究。提升数字幸福已经成为政府着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方向之一,经济和数字弱势群体也被纳入关注的范围。以英格兰康沃尔地区为例,政府为增进当地贫困人口的健康和福祉,试图通过数字干预提高居民的数字技术与素养,增强居民与社会的数字联系。同时,与大部分传播学研究相似,过去的数字幸福研究大多关注经济更加发达的西方信息社会,但近年来,除西方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数字幸福也得到了关注,例如有的研究关注韩国和阿联酋的数字幸福情况。可以说,社会和文化环境正日益成为考量数字幸福的重要因素。

(六)虚假新闻的传播与治理

虚假新闻和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学者、记者和政治家的极大关注,并逐渐出现“虚假信息研究”(Disinformation Studies)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虚假新闻在全新的媒介环境中的产生、传播渠道及其治理措施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

第一,从传播者出发解释分享虚假新闻的原因。在此之前,学者在研究虚假新闻被传播的原因时大多关注虚假新闻本身的特征,而忽略了传播者的心理。而Duffy等人提出了可疑新闻(Dubious News)的概念以解释传播者分享虚假新闻的原因。可疑新闻是指,新闻在被判定出真假之前存在的模糊状态。可疑新闻尽管可能导致群体不和或个人受到谴责,但仍可能像谣言和虚假新闻一样产生群体压力,甚至集合行为。可疑新闻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人们并非蓄意传播虚假新闻,而是冒着被社会谴责的风险分享虚假新闻。Altay的研究解释了传播者分享虚假新闻的另一个原因:对新闻“真实有趣程度”(Interestingness-If-True)的衡量。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新闻的趣味性有时比准确性更能激发其转发行为,但读者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往往是基于个人的表面效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虚假新闻的传播。

第二,将政治制度视角引入虚假新闻治理和事实核查。一般而言,在公正的媒体生态和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环境中,公众更偏好于强有力的新闻审查形式,希望新闻机构可以在不损害新闻业信任的情况下,更显著地核实事实,质疑可疑言论。虽然大多数新闻机构并不会选择质疑或核查政府的决策,但还是有很多新闻机构和组织在努力创新抵制虚假新闻、开展事实核查的方法与途径,例如读者虽然很少主动搜索虚假新闻的更正或者核查事实内容,但可以通过卡通人物形象善意地指出虚假新闻的误区,进一步发挥社交媒体事实核查干预措施的附加价值。同时,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开始尝试开发允许用户举报虚假新闻的系统,以阻止虚假新闻的传播。但Wang等人经研究发现,虽然普通用户可以通过举报或评论等互动行为监测虚假新闻,但效果容易受到虚假新闻的表现形式、情绪强度等因素影响,进一步导致虚假新闻的扩散。因此,社交媒体平台要想利用“群众智慧”来打击虚假新闻的泛滥,应该在考虑视频的受欢迎程度和虚假新闻情绪强度的情况下适时调整策略。

第三,关注公民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虚假新闻的形成与传播受到数字、物质、机构、实践、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如今针对虚假新闻的制度化的抵御形式却直接由某个主体来制定衡量标准、判断虚假新闻、决定干预措施。虚假新闻的泛滥也刺激了对虚假新闻自动检测的需求,一些检测虚假新闻的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这些检测系统缺乏可解释性,即提供其预测的原因,依然无法识别检测算法中固有的偏见和歧视。因此,一个负责任的新闻机构或组织应当给予公众的是判断虚假新闻的能力,保证公众参与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和践行。

(七)平台治理的多重关系视角

平台治理一直是平台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指研究平台对于内容生产、分发、营销和变现过程的管理,即针对平台的治理行为(Governance by Plat Form),包括平台政策、内容策展和内容审核等。而在具体的政治、劳资、用户等关系中讨论平台治理成为近期研究的新视角。

其中,颇具创新意义的突破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双轨治理”(Dual-Track Governance)模型。既往平台治理的比较研究大多对不同国家平台治理政策的形成进行了梳理与对比,以发现不同政治、文化体系中平台治理的侧重方向和实际措施的异同。但Liu等人提出的“双轨治理”模型将平台治理划分为内容治理和技术治理,内容治理的重点是用户的内容生产与消费,技术治理则侧重于平台的技术伦理和数据保护。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政治环境的国家的平台治理在“双轨治理”中可能有不同侧重,甚至同一平台在不同国家也会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调整自己的治理行为,例如Ahn等人的研究显示,Facebook会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律采取不同的治理框架。但这种差异并非必然,也有研究指出,基于制度同构理论的假设,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即使是不同政治体制的公共机构在进行平台治理时都会倾向于从利于竞争的角度出发,因此治理架构会逐渐走向趋同。

第二,从劳资关系视角出发寻求治理之道。与以往的平台劳动力研究关注员工通过伪造身份等手段欺骗平台不同,新近的研究将关注重点转向平台与员工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平台对员工的欺诈行为以及双方共同欺诈第三方的行为,平台利用算法管理进一步控制员工,提升工作强度,并关注其背后的权力法律关系,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第三,平台治理研究与用户抵抗、算法想象研究产生了更深层次的交融。例如,Pilipets与Paasonen通过分析自Tumblr宣布采取严格的使用条款以来平台用户发布的内容,探讨了用户对平台治理禁令进行抵制与反抗的风险和形式以及用户生成内容动员参与的情感能力。再如,“竞争性平台治理”(Contested Platform Governance)概念的提出,有效诠释了用户与平台在平台政策、功能、设计选择等方面存在冲突,从而构建了一个平台治理“新战场”的现象。总体而言,平台治理研究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将平台治理置于各类社会关系中,考察其社会后果的方式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趋势。

(八)地理媒介发展的重新想象

地理媒介并非数字媒体时代的新兴产物,地理技术与媒介空间性的发展重新强调了地理和媒介之间的联系,媒介正在对地理空间进行扩展以及实现媒介技术和实践的叠加。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媒介所提供的空间、地点和媒介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

第一,从历史角度重访地理媒介的发展。地理媒介的研究与发展一直是一个与广大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背景有关的,连续的,纠缠的过程。而近期学者通过回顾地理媒介的历史,试图从中找寻新的研究方向。学者从历史角度梳理地理和媒介的关系,将地理概念从其当代的、以数字为主的框架中提取出来,并进一步证实地理与数字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紧密联系。例如Mc Quire探索了20世纪60年代纽约城市的一系列发展,揭示了数据驱动的城市主义和城市规划方法的社会政治背景,并且为阐明当代关于智慧城市和城市数字设施“平台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将“智能城市主义”理解为一种试图解决社会技术脱节的尝试,实现对当时城市治理技术与经验的跨越。而Krämer也考察了一种起源于19世纪的制图实践——叠加地图(O-verlaying Maps),并指出这一技术在大数据可视化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证明了在计算机化过程中叠加意义的重大转变,并鼓励对地理媒介实践历史进行反身性思考。

第二,对地理媒介的现实主义和认识论偏见的重新思考。早期的基于地理媒介发展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而近期的研究则倾向于考察地理媒介的历史性,从而对现实主义的想象发起挑战,同时为绘制地理媒介权力版图提供新的角度。例如,Firth的研究回顾了早期的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s,LBSN)技术的纯粹的连接功能,认为与之相比,现在的LBSN技术具有更加倾向于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商业性质,这一发现挑战了技术更迭必然性的假设,展开了对于社会地理媒介的实际和潜在发展的批判性讨论。再如,Özkul等人通过回顾手机地理功能的发展,在时间性感知明显强于空间性的当下,指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时间角度重新解释空间,理解并建立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而Borbach则关注制造听觉空间能力的水下导航技术的历史,有意应用其他媒介技术,超越“视觉政体”(Visual Regime)的主导,说明了媒介化的空间并非必然可视的,水下导航媒介的听觉性进一步体现了技术与自然的联系。

第三,地理媒介历史研究进入“后数字时代”(Post-Digital)。在此之前,学者总是以钦佩和热情的眼光看待新的地理媒介。而进入“后数字时代”则意味着,面对地理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研究者的热情开始逐渐转向对现有秩序的质疑和对过去的批判性审查。例如,Wilken与Thomas提出了,从混合的角度考察,地理媒介并非单一的媒介现象,而是作为不同领域技术和实践的集合,代表从单一到复合的混合情况。

(九)重新思考社交媒体时代的“沉默的螺旋”

自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沉默的螺旋”后,该理论一直在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用于解释对存在争议问题的集体意见形成过程以及做出最终决策的重要原因。但长久以来,众多学者一直努力尝试验证此理论,但始终未有统一定论,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使用的日常化,舆论环境以及人们对意见气候的感知变化都影响人们在线意见表达的意愿。可以说,在社交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理论所主张的基于害怕被孤立的决策动机、意见感知与表达的关系等是否成立需要被检验,或者说,意见领袖、大众媒体、社交网络范围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促进,甚至阻碍“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发生。

在此背景下,Sohn的研究开始对诺依曼的理论发起挑战,尝试性地通过基于Agent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方法将该理论从“个体或少数群体因害怕被孤立而倾向于保持沉默”的心理机制视角转向强调“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个体社交网络和大众媒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视角,结果显示,在社交媒体时代,多重舆论氛围的存在使得“沉默的螺旋”现象变得复杂,通过人际网络形成的地方舆论氛围与一系列媒体舆论氛围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既可促进又可阻碍大规模“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发生。

具体来看,Sohn的研究成果较前人的研究有以下两方面的超越和创新。

第一,与以往对“沉默的螺旋”的研究不同,Sohn使用基于Agent的建模方法,模拟大众媒体对个体感知舆论气候的影响,自下而上的建立个体参与者与他人交互所遵循的规则,以检查微观层面的交互产生哪些宏观模式。此研究方法虽在21世纪初已被引入我国,但一直主要被使用于计算机科学、金融、经济与管理等学科。随着计算传播学近些年在国内外的兴起,其可以处理大数据的仿真模拟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比传统自我报告等小规模数据处理方法更具代表性,这为挑战现有理论框架、从数据中挖掘并检验新理论提供可能性。

第二,大众媒体被纳入衡量范畴。尽管之前对“沉默的螺旋”的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因社交媒体扩大与改变了人们的社交范围和结构,持少数观点的群体会逐渐扩大沉默的范围(线上或面对面均保持沉默),甚至发展到全球性规模。但Sohn新近的研究认为,这个沉默的过程很容易被大众媒体所破坏,“沉默的螺旋”现象可能仅会在小范围内出现(当个体被限制在相对较小的社交网络中时,相对和谐的媒体环境可能会推动“沉默的螺旋”的发展),除非大众媒体的舆论代表性变得极其同质化,否则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这些少数群体的大规模沉默现象。由是,这种大规模的沉默应该被视为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其2016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上发表的论文认为,个人社交网络的规模越大,全球范围内出现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当大众媒体被纳入衡量范围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大众媒体会使人们产生“虚假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即人们若接触与自身态度一致的大众媒体时,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在本地网络之外有更多持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而本身可能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体反而会因大众媒体的影响错误地认为自身处于多数群体之中,从而激发更强的意见表达意愿。

由是,Sohn的研究一方面在检验原有基于个体社交网络结构而产生的“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同时,将大众媒体纳入考察范畴,并认为大众媒体的观点概率性地影响人们的意见表达意愿,从而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不会大规模地出现;另一方面也在提醒我们,比放弃现有理论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索各种宏观社会模式产生的边界条件找到可以继承其位置的理论,将“沉默的螺旋”作为某一现象背后的可能性解释,而非传播学研究强调的自上而下的理论驱动的路径依赖。

(十)危机时期对专家的信任和公众的媒介使用

2022年,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的相关研究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危机事件仍然是西方传播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危机时期,专家如何与公众建立信任关系,将直接影响相关政策的实施以及对虚假信息的治理等,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公众被不可信的信息和建议左右的风险尤为突出,这种传播环境虽可以使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科学活动并积极地接触专业知识,但同时带来了错误的、未经核实的、不确定的信息接触,从而引发部分公众争议等,这都有可能会破坏公众对专业知识以及专家的普遍信任。

Mihelj等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公众“与专家的个人接触”(Personal Contact with Experts)以及“专家(是否)独立于政治精英之外”(Experts’Independence from Political Elites)两项因素纳入衡量信任的范畴,以此考察危机时期公众与专家如何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与公众的媒体使用、公众获取专家信息的方式有何关系。

具体来看,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共识与不确定性。虽然之前的研究认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取决于专家的能力、性格和沟通方式等,但公众对专家或他们的专业知识产生怀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此主题是否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存在争议的问题,或者说在此主题下,是否会达成共识。专家之间、专家与受众之间能否达成共识会影响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专家之间缺乏共识导致公众对“相信谁”产生困惑,从而引发不信任。而除了在科学知识上达成共识外,受众在其他问题上能否与专家达成共识也是影响危机时期公众信任此专家的关键性因素。例如,在危机时期,部分公众甚至更相信平日里与自身达成共识的视频博主,而不信任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因此,在危机时期,共识和不确定性成为理解、信任建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专家的政治独立性。刘华杰教授曾将科学传播模型分为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以及民主模型,分别反映了国家或政党立场、科学共同体立场和公民立场。对于危机时期的科学传播来说,受事件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公众对专业知识的模糊性,以规范的教育为基础的缺失模型尤为重要。那么,专家作为向公众传播专业知识的主体,其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科学传播的立场,进而影响与公众的信任建立。

第三,公众使用媒介与专家的个人接触。通常我们会认为信任是由媒体使用而决定的,但Mihelj等人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信任本身也可以作为媒体使用的决定性因素。由是,媒体使用和信任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当公众不信任政府任命的专家(通常指在主流或亲政府新闻媒体中出现)时,通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外国专家或没有出现在主流新闻中的国内专家,以此寻找可代替的声音;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具有视听体验和“缺乏编辑控制”(Absence Of Editorial Control)的特点,使得公众加深了对真实性和直接性的感知,从而更加信任社交媒体上的专家,而非主流媒体上的专家。由是,这要求我们将对专家的信任和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概念化为双向互动,媒体使用代表对专家的信任,同时对专家的信任指导对媒体的选择。

但这么做的后果可能是两面的。即便社交媒体上的专家看起来更具有政治独立性,但并非所有所谓的专家都是正确的,特别是非此议题所涉领域的其他专家,很可能传播虚假的,甚至错误的信息。由是,社交媒体可以使公众访问值得信赖的专家信息,但也可能为公众提供了错误信息,并有可能进一步使讨论两极化和政治化,从而加剧公众对专家的不信任。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Mihelj等人的研究虽认为在危机时期,专家的政治独立性对公众的信任有重要影响,但他们也强调特别是在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国家,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和对科学的信任程度较低的国家,政治独立性可能会在人们对专家可信度的评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就是说,相反地,当公众对国家、政党以及科学有较高信任度时,专家的政治独立性极有可能会对公众的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但也正是如此,专家的政治独立性才应该被纳入未来对专家的信任研究中,并在跨国、跨文化、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反复审查。

二、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以上十个议题的梳理,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依旧保持对传播技术的敏感性、尝试以此来解决传播问题及感知新技术导致的传播新困境、重新认识新技术和突发事件所引发的争议事件与不确定性问题。借此,本报告尝试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影响西方传播学研究创新的因素。

首先,技术的演进一直是传播学所关注的重点,也是影响西方传播学研究创新的关键性因素。AI、算法、可穿戴或可植入设备等技术与技术物的发展,产生了“新闻行业人工智能的规范”、“数字幸福”、“INE与政治参与”以及多角度理解“数据基础设施”等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议题,甚至随着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在各学科研究的渗透,计算传播学逐渐在研究方法上引领了创新与变革。可以说,技术的演进不仅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议题,也给西方传播学研究本身带来了新的认识和研究路径。

其次,在关注技术演进的同时,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依旧保持先行研究的延续性,解决和感知传播之困依然是影响西方传播学研究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是AI技术所引发的从UGC向AIGC的研究范式转向,还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对“性别”“道德”“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媒介”等方面的重新思考,都无时无刻不提醒传播学者在享受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交往便利的同时,要批判地、辩证地看待技术所重新构建的交往和传播困境。

另外,这种研究的延续性与创新性还体现在对传播学经典理论的重新思考之上。Katz和Fialkoff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些传播学理论名称不佳或重复、假设的实证检验性较弱、进一步的用途较小、欠缺概念化、操作性差、过时等六个方面的因素导致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些理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传播学领域较为频繁地进行复杂的跨学科交流与融合,在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主题、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方面的创新的同时,一些经典理论在当下是否适用、引发理论变革的因素有哪些、引进其他领域的理论是否适合等问题是值得传播学者关注的。在经典理论中探寻理论的可持续性、普适性、可操作性,甚至是该理论是否应该被替代都不乏为一种传播学研究的创新性视角。

最后,新技术的发展、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必然出现的不确定性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传播学研究应该如何对这些新技术以及突发事件展开有效的评估,对新技术的可能性用途、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后果进行审视,以求能够解决人们在交往与传播实践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问题。由是,我们不难发现,在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对不确定性的重新认识与理解成为传播学研究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AI技术的不透明性导致的问责难题与隐私泄露、可疑新闻的模糊性导致的群体压力、数据中心的不确定性工作与劳动、面对不确定性事件公众如何信任专家等。作为传播学者,如何理解传播全过程中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问题,如何应对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如何评估突发事件背后蕴含怎样的不确定性后果,甚至作为传播主体,应如何在危机时期向公众公开、透明地传播处于争议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而提升公众的信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刘诗雨,顾兴正.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创新议题观察[J].传播创新研究,2023(02):132-152+17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