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前沿访谈、政治传播、智能传播、媒体融合、国际传播、博物馆传播、年度研究观察专题研究七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全媒体报道模式下国际灾难报道中记者的实践困境与策略探究——基于土叙地震报道的实践》，作者：王卓。

王卓

摘 要：本文关注的是全媒体报道模式下国际灾难报道的新闻生产困境。基于土叙地震报道,笔者用NVivo对22篇媒体记者的经验手记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笔者的亲历观察,探讨记者在做国际灾难报道时的困境与策略。笔者指出在全媒体报道模式下,记者会遇到个人技能、新闻伦理以及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挑战。因此,在前期准备工作中,记者会建立多边联系以打破报道“瓶颈”,寻找助力报道的关键“中介人/物”,而前期准备的情况会影响记者的报道水平。基于此,笔者认为记者平时需提高个人专业素养和应急能力,践行以人为本的新闻报道理念。

关键词：国际灾难报道；记者专业能力；新闻伦理；土叙地震

一、 国际灾难报道中记者面临的多重挑战

国际灾难报道是一种非常态的突发性国际新闻报道,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灾难性事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因此,国际灾难也是新闻报道中的常规主题之一。然而,如今,记者在国际新闻生产过程中,不仅面临更多的挑战,而且在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宏观层面,有学者提出,国际新闻报道面临三大挑战,即全球性危机增多、民族主义思潮升温、技术变革。而在微观实操层面,记者会遇到个人技能、新闻伦理、跨文化交际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人技能挑战:全媒体专业能力与个人应急能力

近几年,全媒体报道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媒体传播方式。其融合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直播等各种媒体形式,给受众带来更丰富的视听化新闻报道,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全媒体报道方式不仅能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而且能让事件更直观和全面地呈现。尽管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需要新闻报道团队在前后方协同报道,但是全媒体报道方式对在前方的新闻记者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新闻生产的技能上,记者不再只专注于图文式报道方式,还需要懂视频化的新闻生产制作,以匹配新闻分发平台的传播形式。具体来说,在现场,记者需要会使用手机或专业摄像机,甚至无人机来完成视频报道以及直播报道。此外,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事故的救援现场,都有发生二次事故的可能性。受灾害的影响,灾区处于一个非常态,甚至有些失序的状态,尤其是灾害对当地基础设施的破坏,导致石油、电力、暖气、自来水等供应链断裂,使受区处于瘫痪状态。这对抵达现场的记者来说,是对其应急常识和安全意识的考验。

(二)新闻伦理挑战:区域新闻实践规范的局限性

记者的新闻实践受新闻传播法律规定以及新闻伦理的规范,但在跨国报道中,记者的实践路径大多是在异国进行现场报道,再将新闻传回本国并进行本土传播。这就存在区域新闻法律或规定不适用的问题。然而,目前还未存在一个全球新闻法来规范记者的跨国新闻报道实践。

正如前文所述,全媒体报道方式带来更多视频化的内容,有冲击力的画面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在灾难救援现场,直播能够更实时、真实地还原当时的情况。这一方式也考验了前方记者与后方导播要如何选取直播的场景与画面,以避免对逝者的不尊重、给逝者家属带来二次伤害、给观众带来不适等新闻伦理问题。另外,无人机的拍摄在一般情况下需向有关部门报备以保证拍摄内容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但在灾害紧急时刻,灾区可能存在无人管理或者无人机拦截设备失效的情况,记者采用无人机拍摄潜在存在涉及所在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三)跨文化交际挑战:语言障碍与文化冲突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的经济秩序与世界发展格局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是全球治理体系在此次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趋向“撕裂”,地缘政治风险凸显。有学者指出,在一些有战乱、种族冲突或极端组织的地方,新闻报道有可能导致冲突的爆发或升级。

国际灾难报道尽管是对当地情况的事实报道,但是仍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目的,如满足本国观众对灾难事件的关注诉求、记录灾难面前人性的善,抑或发挥媒体监督作用为受灾群体发声等。换句话说,记者的报道偏向会影响民众对涉及国家的看法与态度,进而促进两国之间走向互融、互通或者加剧两国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一个宗教习俗文化浓厚的他国,如何克服语言障碍,规避宗教禁忌、种族歧视等问题,都是记者面临的挑战。

二、研究概述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国内媒体对境外灾难事件报道的频次增多,使对境外灾难事件报道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主题。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境外灾难事件中涉华报道、国家形象的呈现、中外媒体报道、地方媒体报道的分析等方面的探讨。有对境外灾难报道进行框架分析的,范明献指出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是一个“客观、人道主义、中国角度和媒体实力的新闻框架”,而“事实性质、媒体所在国因素和媒体实力”对框架产生影响。也有学者与新闻工作者对境外灾难报道进行反思,潘伟文与李宜航提出媒体应发挥社会功能。闫乃之以中国媒体的日本地震报道为例,指出国内媒体在报道时要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同时需要确保信息准确无误,他强调了媒体需要以人为本。

此外,少数国内学者的研究会涉及境外灾难报道中的新闻工作者。在目前有关的研究中,谷萍等人提出记者在跨国新闻报道中需要注意文化的敏感性和差异性,并提升文化的适应性。唐佳梅对临时派往国外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即空降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空降记者在跨国新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即语言不通、经验和资源匮乏、专业能力不足以及敬业程度较低。不可否认,与空降记者相比,驻站记者在当地灾区报道与语言沟通上更具有优势,甚至能在救援现场发挥救援作用。

然而,随着技术的革新与报道策略的调整,空降记者也有了更多的辅助工具帮助他们完成报道,如利用智能翻译机辅助翻译、通过即时通信的社交媒体找人、后方团队的远程协同等。那么,在全媒体报道模式下,记者在进行国际灾难报道时如何应对挑战?这有必要对记者在国际灾难报道中的新闻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推动记者及报道团队改进此类新闻报道工作。

2023年2月6日,土叙地震发生后,中国各主流媒体先后抵达土耳其地震灾区,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形式进行国际灾难报道,为国内的人们讲述当地灾后的故事。这也是新冠疫情后中国媒体首次集体“走出去”参与的国际灾难报道。本文笔者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先后在土耳其的马拉蒂亚、阿德亚曼以及伊斯坦布尔这三个城市完成土耳其地震灾后现场系列报道。

基于此,本文关注的是全媒体报道模式下国际灾难报道的新闻生产,分析驻站记者与空降记者所写的手记和经验分享,探讨记者摆脱报道困境的路径,为记者未来的国际灾难报道提供借鉴与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笔者通过“土耳其地震特派记者”“记者直击土耳其地震”“记者在土耳其”等关键词在百度和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搜索,整理出国内20家新闻媒体单位参与此次土叙地震的现场报道,它们的报道主要面向国内受众。在分派记者类型上,笔者将其划分为“驻站记者”和“空降记者”(见表1)。

表1 国内20家新闻媒体单位的基本信息

单位:次,家

注:表中“提及媒体数量”为剔除重复后的数量。

(一)抵达灾区现场前:为突破报道建立多边联系,寻找“中介人/物”介入

无论是驻站记者还是空降记者,抵达现场是记者的共同使命,而如何抵达灾区是所有记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分析的文本中,记者提及他们的交通方式、翻译问题、记者装备和采访准备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见表3)。

表3 22篇稿件文本的二级、三级主题及提及媒体数量

单位:家

另外,在采访准备方面,涉及解决心理建设与建立关系网络的问题。除了对灾区做好心理准备和对当地背景进行了解外,记者都会寻找具有中介属性的人或组织,将其作为协助他们完成报道任务的“辅助工具”。驻站记者提及与当地官方机构、领事馆、救援队以及华人群体保持密切联系,而空降记者在此基础上也会与驻站记者以及当地媒体建立联系,并注意境外采访许可权的申请问题,更有空降记者提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所设置的协作机制,能帮助记者快速建立关系网络,他认为其对现场报道起到决定性帮助作用。从空降记者所建立的联系来看,记者不再局限于或依赖于海外的涉华人群或组织来介入报道,而是尝试突破并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

此外,与其他的采访报道不同,记者更容易在灾难报道中遇到较为恶劣的报道环境。在分析的文本与笔者的接触中,有不少记者具有灾难报道的经验,他们提及的装备大致分为用于生存需要的个人装备和用于报道的采访装备。在必要时,他们利用具有中介属性的人或组织寻求帮助。

基于以上这些方面,两类记者都会采用依附于多方的跨国协作模式,主动联系具有中介属性的人或组织来帮助自己完成报道。此外,具有当地资源优势的驻站记者或有报道经验的记者,会以分享或建立社群的形式,帮助记者之间建立联系。

(二)抵达灾区现场后:前期准备策略影响报道实践,现场需随机应变与观察

在抵达灾区现场后,记者面临个人生存与采访报道实践上的问题。在采访困难方面,有9家媒体记者在文本中提及了当地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物资短缺、语言障碍、通信信号不畅、新闻伦理以及业务不熟的问题(见表4)。其中,通信信号不畅与当地环境恶劣是驻站记者与空降记者都提及的问题,并指出天气恶劣以及所在区域无法保障电力供应,而空降记者还提及了交通不便、物资短缺、语言障碍、新闻伦理以及业务不熟的问题。比如,文字记者对直播业务不熟练、采用翻译机进行采访效率较低,或者采访团队需要物资补给等。

表4 采访困难主题的文本编码及提及媒体数量

单位:家

表5 采访处理方式主题的文本编码及提及媒体数量

单位:家

3. 采访反思:个人能力难在异域施展,报道仍需多关注当地人而非救援行动

有5位空降记者在报道手记中对自己的灾难报道进行总结,浅谈了新闻业务能力、报道的视角、记者的职责等方面的问题。记者总结了报道叙事的单一性以及新媒体报道的快节奏带来的信息碎片化的问题。同时,自身缺乏前期对当地的深入了解以及难以发挥对当地的监督作用。笔者还在记者的报道手记中发现,有少数空降记者会关切救援之外的故事、个体与宏大环境的联系以及当地人的生存权利问题。这也需要更多的记者及报道团队共同思考新闻工作者在做国际报道时应践行怎样的新闻报道理念。

五、结论

记者要提高个人专业素养和应急能力,践行以人为本的新闻报道理念。

在全媒体报道模式下的国际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的专业实践面临个人技能、新闻伦理以及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全媒体专业能力与个人应急能力、区域新闻实践规范的局限性以及语言障碍与文化冲突。对此,记者在抵达灾区现场前,会快速建立多边联系,为自己在当地的报道实践寻找突破口与安全庇护。在抵达灾区现场后,当地环境恶劣、通信信号不畅、物资短缺等问题,成为记者展开报道的阻碍,而前期记者准备工作的情况会影响记者的报道水平。因此,记者需要在平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应急能力。

从此次地震报道中的直播经历来看,受通信信号不畅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报道很难在一个异国的灾区展开。同时,记者的采访实践表现出对受访者的尊重与人文关怀,但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媒介规范适用于国际灾难报道。不少国内外的学者呼吁构建全球新闻伦理体系,尽管这一呼吁受到一些后殖民主义学者的质疑,即认为全球新闻伦理体系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回归。不过,笔者认为构建全球新闻伦理体系是有必要的,这能给记者的跨国新闻实践提供理论与规范上的指导,也能够尽可能规避地域间的冲突问题。而在构建全球新闻伦理体系过程中,若要避免其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普遍主义,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考量。

基于构建全球新闻伦理体系,有多位学者提到用伦理世界主义(Ethical Cosmopolitanism)来指导跨国新闻生产,并且有不少学者已经给出了一些实践路径,如培养记者的伦理世界主义、注重关怀价值,或者为寻求理解而展开的对话或倾听。这也意味着跨国新闻报道更注重客观性,使记者明白其对他国民众所肩负的责任,将自己视为“全球公共领域的代理人”。在土叙地震报道的实践中,一些记者的实践与反思也得到了一些佐证,但目前仍难以共同达成其理想目标。

此外,西方的学者,如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穆罕默德·德瓦尔·侯赛因(Mohammad Delwar Hossain)和詹姆斯·奥肯(James Aucoin)等都曾提到关怀价值,以及关怀在全球新闻伦理准则中的适用性。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成文的全球新闻伦理准则来规范记者的跨国新闻实践,但是人文关怀依然能帮助记者守住新闻伦理底线。人文关怀本质上是尊重人并理解人,关心以人为主体的对象。在国际灾难报道中,这种人文关怀不仅应体现在新闻内容上,也应隐藏在记者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中。

引用参考

王卓.全媒体报道模式下国际灾难报道中记者的实践困境与策略探究——基于土叙地震报道的实践[J].传播创新研究,2023,(02):87-98+172.

作者简介

王卓,九派新闻记者,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体传播与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领域为跨国传播、离散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