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间分工，忽略了企业内分工。数字经济发展为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提升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企业内分工带来了新契机和新路径。为此，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研究切入点，系统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内分工的微观效应和作用机制。本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企业内部分工，具体表现为公司设立了更多的子公司，增加了异地子公司数量。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更低、成立年限更长以及网络安全风险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内分工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散人事权配置和研发事权，改善了企业内分工。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潘珺, 王怡洁, 钟慧洁

2025 , 61 (4) : 1-25

摘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国家创新的排头兵，研究其创新活动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破解“卡脖子”难题意义重大。本研究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企业创新绩效，采用中国2011—2022年666家“小巨人”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从“资本、人才、技术”三大关键创新要素出发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和数字化转型深化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的具体机制。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子维度和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存在显著差异，且在邻市之间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邓金钱, 谷悦

2025 , 61 (4) : 26-48

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改变社会和商业的主要趋势，家族企业二代继任者需要采取积极的适应性策略，以应对数字技术变迁的时代浪潮。本文基于组织权威合法性理论，以2007—2023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检验家族企业二代继任者如何策略性地应对数字化转型趋势。研究发现，二代继任者倾向于采用“多言寡行”策略应对数字化转型趋势，即二代继任者会促使家族企业披露更多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象征性信息，但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实质性投资。尤其当二代继任者为女性或非长子，或面临传承冲突时，上述现象更为显著。研究发现为代际传承背景下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的前置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解释逻辑。

许为宾, 王雅娴

2025 , 61 (4) : 49-76

摘要：为了揭示印象管理动机支配的组织公民行为对道德许可及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基于道德平衡理论，从自我推销和示范效应两个印象管理动机出发，构建了表演型组织公民行为对道德许可及后续职场偏差行为抑制效应的链式调节中介模型。通过问卷调研与假设检验，发现员工出于自我推销和示范两种自利动机而表演的组织公民行为，在道德平衡与补偿心理的作用下，会触发员工对于虚假自我的道德感知与反思；这些“形式”上的“好人好事”不仅不会使员工产生道德优越感，反而会降低自我道德评价，因而会抑制道德许可及后续职场偏差行为。另外，员工的内疚情绪在链式中介路径中起到了强化调节作用，即对于高内疚感的员工，表演型组织公民行为对道德许可及偏差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研究对印象管理做了一定程度的正名，即员工为了印象管理而表演好人好事，最初主观的自利动机最后却带来了客观的利他结果。这也提示管理者不必太担心员工为了自利而表演好人好事，因为这些出于自利动机的组织公民行为越多，就越可能制约他们后续的不道德行为。

关涛, 殷玉芳, 季萍

2025 , 61 (4) : 77-101

摘要：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相较于绩劣企业，绩优企业更具资源优势和抗风险能力，是否会追求高质量绿色创新?本文以2007—2023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考察企业绩优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在绩效顺差时提高绿色创新数量，降低绿色创新质量，即“增量降质”。从合法性角度分析影响绩优企业绿色创新的情境机制发现，环境规制加剧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增量降质”;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同步影响绩优企业对数量和质量的选择；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增量”的同时抑制“降质”。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绩效顺差通过激发管理者短视增加绿色创新数量，降低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从而抑制绿色创新质量。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环保补助加剧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增量降质”,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增量”的同时抑制“降质”。研究通过揭示绩优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动机和影响机制，为各利益相关者规范企业绿色行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参考。

郑丽, 秦丽斐

2025 , 61 (4) : 102-128

摘要：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代社会，压力被个体视为荣誉和炫耀的资本，压力炫耀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现有关于压力炫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探讨其对组织或第三方的影响，忽视了压力炫耀对自身的影响。基于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本研究探讨了压力炫耀对自身影响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1的情景实验(N=181)结果表明，压力炫耀会提升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而增加主动工作行为，也将引发员工的职场焦虑情绪而实施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研究2基于三时点的实地问卷调查(N=319),不仅再次验证了研究1的结果，还发现个人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上结果不仅丰富了压力炫耀领域的相关研究，还为如何正确看待压力炫耀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占小军, 李珊, 王涛

2025 , 61 (4) : 129-147

摘要：后疫情时代如何保链稳链备受关注，而供应链共同股东作为供应链上的“信息桥”,能否在提升供应链韧性方面发挥积极影响急需探讨。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共同股东对于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机理和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存在供应链共同股东的企业，供应链韧性表现出更高的水平，并且供应链共同股东数量越多，供应链韧性越强；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共同股东提高了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资源动态调整能力，从而促进了供应链韧性的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面临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内部出现财务困境时，供应链共同股东对于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当企业与供应链上的合作者之间的距离更近时，供应链共同股东更能助力供应链韧性的提高。研究结论进一步明晰了供应链共同股东的治理优势，也为如何提高供应链韧性提供来自股东这一重要而相关的新视角。

余怒涛, 苏慈, 王涵

2025 , 61 (4) : 148-171

摘要：在线直播凭借较强的实时互动性和真实性被广泛应用于产品销售中。基于Nash博弈的霍特林模型，本文以两个竞争品牌商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竞争品牌商引入在线直播的决策博弈模型。考虑到信息有效性和主播带货能力等因素对消费者行为以及企业决策的影响，本文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竞争品牌商引入在线直播的均衡策略。研究发现：当主播的带货能力很弱(强)时，品牌商们均不会(会)引入在线直播。当主播的带货能力适中时，竞争品牌商是否引入在线直播取决于信息的有效性和支付给主播的佣金。此外，随着消费者通过直播销售(常规销售)方式获得的产品信息有效性提高，品牌商们引入(不引入)在线直播的意愿会愈发强烈。

胡斌, 王珊珊

2025 , 61 (4) : 172-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