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由
江苏近些年经济发展步伐位于国内前列。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然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依然面临体制机制的束缚。
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重点关注了高校学科建设的问题。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0%以上，平均每所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94个，仅为部属高校的三分之一。袁寿其发现，与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在博士学科点设置上“很吃亏”。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数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地方高校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实现内涵提升的重要瓶颈。袁寿其说，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方高校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不相适应”。
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地方高校由于“指标”原因难以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以江苏大学的化学学科为例，其学科水平发展很快，但由于指标的关系，一直未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袁寿其希望学科授予权力能够下放。
争议：
数量平衡是难点
事实上，这一问题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去年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博士学位授权点自主调整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不过，意见明确规定，“增列授权点数量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量”。
这一规定所包含的意思是，自主权被下放给了高校，高校可以着手于自身授权点的内部优化，进行动态调整。
然而问题也相应而来。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学科点的发展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高校会因为“增列数不得超过撤销数”的限制而深受影响。地方高校依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撑博士人才的培养。
基于此，袁寿其提出，对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集）前1%的主要贡献学科且目前已具有一级硕的非一级博学科，给予单列一级学科博士点指标。
目前，ESI指标已经被学术界广泛用于评价学科的国际影响。目前，国内教育主管部门也已经将ESI作为评价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
袁寿其告诉记者，在目前国内555个进入ESI前1%的学科中，有些尽管已经完全满足了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水平，却一直没能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学科乃至高校的发展受到非常大限制。
然而，一些接受本报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校长认为，“增列授权点数量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量”，不仅意味着要进行动态调整，更要对量进行控制。同时，以ESI指标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虽然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但其相当于SCI的变种，而以SCI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在当前已广受诟病，因此也有不妥之处。
延续：
呼声仍是两会热点
近两年，“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将权力下放到高校”等声音不绝于耳。袁寿其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今年两会上，记者还听到了更多的声音。
3月10日，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建议，目前的博士后管理过于僵硬，管理成本大，应予以取消，放权给相关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让其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博士人才并开展研究。
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也表示，教育部应该进一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下放权力，调动和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也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遵循教育规律，尊重落实和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20多年前国家就出台专门的《高教法》，并对高校的教育自主权设立了7条规定，但如今这些权力基本都没有实现。”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说，学校从招生到毕业，依然是由行政指标来引导。“大家眼睛都向上，如何低下头来做学问？”
建议：
加强督促规范
顾也力建议，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部应起到指导作用而不是直接管理作用，并督促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放权。
“例如高校要办成应用型还是学术型这样的问题，教育主管也要通过行政手段作一定的限制，这显然不合理。”顾也力认为，教育部应该把权力下放给高校，高校则应该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大学章程确定学校的教育定位、价值观和管理模式来管理学校。只有这样，高校才能真正做到集中精力、自我发展。
在人大代表、西北大学副校长高岭看来，这两年教育部已经向地方和高校下放了不少权力，但为什么学校和公众感受到得没有那么明显？其中固然有社会预期过高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传达需要时间、过程。
“毕竟给你权力时，监督管理的义务也就给了你。因此，地方要制定政策落实的办法，对其中的具体细节进行重新考虑，这是政策有时候会滞后一些的原因之一。”高岭说。
高岭同时强调，当把权力转移到地方后，地方对高校的管理和介入的程度有时会更细致具体，似乎更严格规范，这些都可能造成高校和社会感受不到国家层面权力下放的客观原因。
高岭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公众应给予高教改革更多耐心之外，教育部也应该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对基层部门的指导，督促政策的具体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