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刘传霞教授在《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发表《论中国底层妇女的主体性与救赎之路———以< 我在霞村的时候>和< 姊妹行>为样本》，讨论中国底层妇女的主体性与自我救赎之路。

文章指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 1941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书写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侮辱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命运。《姊妹行》是王安忆在 2003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叙述了被拐卖的乡村女青年的命运。两部作品所书写的对象都是底层妇女，在她们身上发生的都是人间最凄惨的、难以言说的灾难，然而，这两位睿智的女作家却没有按照社会惯常思路把她们的命运写成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没有把她们仅仅当作控诉日本侵略者十恶不赦罪行、揭露人口买卖交易罪恶的对象，也没有把她们写成逆来顺受、被动等待拯救的客体，而是把她们写成了具有自我主体意识和救赎能力的女性。作为有着相同性别体验的女作家，丁玲、王安忆通过对贞贞、分田这些个性化的底层女性身心之痛与不屈抗争的叙述，表达的不仅是对底层女性的关切与悲悯，更是对中国文化语境中女性生命生存的一种思考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