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汉学家都是一部具有区域特殊性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都具有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当下价值与未来价值等，可以全面推动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具体来说，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内容体系与理论体系。世界汉学目前因中国世界影响力的变化而发生了重要转变。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世界文化和谐、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影响，使汉学家更多地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海外形象建构工作之中，并对海外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予以越来越多的实际支持。

世界汉学家既是中文与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受众，是世界上对中国与中华文化最了解、最有感情的外国特殊群体，他们对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兴趣点与关注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充分借鉴汉学家的相关经验和理论，深度挖掘梳理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内涵，借力汉学家的媒介作用，可以更好地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融通世界，有效消除世界上对中国的各种怀疑与抵制，吸引各国共同努力，推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顺利进行。

优化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方法体系。汉学家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本身就是不同国家、地区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经验的历时性总结，兼具国别特殊性和世界普适性，具有典型示范效应。我们从中不但可以获得汉学家学习中文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直接经验，了解学习者内在认知心理、价值观念、身份认同、审美心理、思维方式与兴趣、情绪、意志、性格等对学习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直接影响，还可以获取与之相关的各种外在社会因素的数据，如汉学家所在国的社会制度、政治语境、国家价值观、社会舆论、民族构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环境，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等，通过对上述数据的综合全面分析与科学研判，依托新媒体、新技术，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构建分众传播、多模态传播新格局，在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精度、广度、速度与深度等诸多方面实现全面提升。

健全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目前，关于中文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效果评估尚无统一的标准体系。传播效果的评估和测量最终应当回归受众的反馈与回应，而汉学家对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系统反馈与回应，可以反映出中文与中华文化在其所在国实际达到的传播效果，包括受众数量与群体属性、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认知程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评价、国内外舆论导向的力度以及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等。基于汉学家的特殊身份，以“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为目标层，可以采用德尔菲法对初设指标进行遴选和优化，结合国内专家的意见和统计数据，对所有指标进行权重评定，挑选出最能代表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评价要素指标，最后通过统计算法综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大小，确立并构建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

完善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机制。汉学家既是中文与中华文化培养出的杰出人才，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薪火相传的接力者、传递者，对培养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外专门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汉学家普遍了解所在国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实际问题，并能提出专业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借助汉学家的相关经验和对当下中文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直接指导，可以更科学地规划、统筹设计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方案，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材编写、海内外实践平台建设、数据库和案例库建设、实践基地建设等多个层面，将专门人才培养的普适性方案与“一国一策”的特殊性方案相结合，构建更具本土特色、更适应跨语言、跨文化环境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确保能培养出一代代复合型中外专门人才，包括一代代的汉学家，而且能使他们从感情上亲近中国，从理智上认同中国，从行动上支持中国，不但成为听中国故事的人，而且还能成为主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人才。

助力建构中国特色对外文化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话语深受西方文化话语的影响，出现了以西方文化话语阐释中国文化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文化话语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中西方文化话语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实践，只有立足中华文化建构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并将其融入全球性的现代语境中，才能为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国际言说实践提供正确、统一的意义范本，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损耗和失真。

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话语的同一载体，是在本民族文化话语体系基础上接受中国文化话语，并实现了两种或多种文化话语体系的融合。因此，借助汉学家，通过推导、演算、分析、解释和判断，可以还原中外文化话语交汇、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提炼出影响汉学家的中国文化话语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挖掘出中华文化话语中的文化概念如仁爱、礼义、自省、诚信、友善、和谐等中国智慧和精神资源对汉学家的影响方式和角度，在此基础上，立足对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传承，扎根中国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从中国的现实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聚焦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形成学理性理论，有效建构中国对外文化话语体系，进一步指导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原则、路径、策略与方法。

总之，作为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汉学家学习中文的经历、经验和理论，既是中文教育的结果，也是中文教育的材料，既有历史的深厚积淀，也具有鲜活的现实指导价值。汉学家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语言和文化背景多元，对同一语言点、知识点的认知角度和理解深度各各不同，对同一文化事件、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表达各各不同，对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政策与实施路径、与所在国语言文化政策的相斥与融合的认识各各不同，但都同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现实借鉴价值，对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教学研究、对相关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的创立与发展、对相关中外语言文化合作项目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对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机构、中外合作教育推广机构运行机制的改革等，都可以提供直接的指导，具有丰富多元的历史价值。

孙宜学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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