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英国发明家贝尔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机械电视。20世纪中叶，电视在中国还没有普及。听广播，是老百姓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我爱听广播，中央的、陕西的、西安的，都爱听。那变幻莫测的七彩电波，让我看见了四海翻腾云水怒，听到了五洲震荡风雷激，了解了中外文学经典，学会了许多流行歌曲……广播，让我感到世界真奇妙，人生多美好！

少年情怀总是梦。天天听、月月听、年年听，听着听着，我情不自禁地做起了广播梦。什么时候，我能当一名广播人，把真善美的声音撒向千山万水、千家万户，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1958年高考，我考入大雁塔旁的陕西师院，编入中文系。想不到，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师院，我圆了自己的广播梦。

当时，学院有两个媒体：《陕西师院报》和陕西师院广播台。广播台下设三个小组：编辑组、播音组、机务组。播音组长是魏国枢，机务组长是贺本明，我有幸被任命为编辑组长。

编辑组由六人组成：中文系王百龄、李耀祖、赵昌济、李天芳，数学系胡环英，幼儿教育系张继芬。我把六人编为三组，两人一组，每周轮流值班两次。

稿源是广播的生命线。通讯网像巨大的蜘蛛网，密布全院各系。每个系有通讯组，每个班有通讯员。通讯员一个月集训一次，半年评优一次。稿件如鹅毛大雪飘来，带来一片繁荣景象。

小小编辑，岗位平凡，却担负着神圣的使命，也考验着编辑的定力。

编辑要有奉献的热情。广播台没有专职干部，没有劳务补贴，全靠学生课余值班，义务劳动。课外活动，当同学们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在草坪上弹琴的时候，在林荫道漫步的时候，在体育场运动的时候，编辑却放弃休息时间，埋头在稿件之中。如果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坚守到底的。

编辑要有明亮的慧眼。案头稿件堆积如山，等待编辑识别和筛选。编辑既要设身处地，站在听众的立场，又要高屋建瓴，超越听众的视角，预见稿件可能产生的效应，慧眼识珠，沙里淘金，选出有价值、有温度的好稿。可用的稿件，还要删繁就简，疏通文字。个别字迹潦草的稿件，为了便于播音员辨认，还得重抄。

编辑要有深厚的学养。广播台每天播出三次：早饭时转播中央新闻，午饭和晚饭时播送校内新闻，兼及文学、音乐和戏曲节目。有时编辑还需要写一些评论，代表广播台发声。这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没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是胜任不了的。

时任院长原政庭和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邝萍多次来广播台视察，指导我们的工作。《陕西师院报》总编辑苟良经常来广播台，为院报挑选新闻和文学稿件。

记得有一年夏收期间，广播台组建了一支文艺宣传队，请中文系助教、作曲家雷达担任导演，排练节目，下乡巡回演出。我与雷达合作的歌曲《丰收谣》，唱遍了雁塔区各村。我主编的油印《三夏战报》，随宣传队发送给麦田劳动者。

1960年秋天，陕西师院和西安师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两院广播台强强联合，并为一体，队伍更雄壮了，力量更强大了。

实践出真知。在广播台的日子里，我学到了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了写作能力和编审水平。我的处女作《春灌曲》，先在广播台文学节目播出，接着在院报刊登，后来在《西安日报》发表。我在诗歌之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毕业季，就业季，广播台的编友们各奔东西，在广阔天地各自成长。多年后，台长管淑纯任职于建设银行西安分行，播音组长魏国枢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电影画刊》主编，机务组长贺本明成为商洛学院中文系教授。编辑组的王百龄，笔名白翎，成为诗人和西安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李耀祖任职于咸阳市某中学；赵昌济，笔名初红，成为诗人和西安市鄠邑一中语文特级教师；李天芳成为散文家，任职于《延河》编辑部，担任陕西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胡环英回到家乡湖南某中学任教；张继芬担任咸阳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不幸英年早逝。

广播台的优秀通讯员，也在毕业后大展宏图。刘成章、南云瑞、焦可强等成长为作家，范子保、苏育生等从事文艺评论、戏剧评论工作，党川贵投身教育事业，南生杰则成为学者……

恢复高考以来，我多次回到母校陕西师大，参加高考语文评卷工作，每次十天左右。评卷休息时，我旧地重游，旧梦重温，回忆青葱岁月，感受人事变迁，恍然若梦，百感交集。

不管怎样，我的广播梦总算圆了。感恩母校，恩重如山。在我渺小的生命中，有了当广播人的光荣历史，一生无悔！（本文系“80周年校庆征稿”优秀作品）

（作者系我校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