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新闻网讯 6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我校文学院教授张新科、高益荣、刘彦青的研究文章《〈史记〉体现的大一统观念》《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的历史贡献》《〈史记〉对黄帝的考证与寄托》。三篇研究文章从不同切入点为《史记》研究开拓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和方向。

全文如下：

《史记》体现的大一统观念

作者：张新科

历史著作既是一个民族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民族生命和思想精神的重要载体。《史记》承载的思想非常丰富，大一统观念就是其中的核心。

《史记》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基础

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天下一统。此后，秦亡汉兴，至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政治上采取“推恩”办法，削弱了诸侯王势力，中央集权得以巩固。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如《平准书》所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在外交方面，张骞通西域，这一“凿空”创举打开了中原与西域各国交往的大门。在军事方面，威胁汉朝的边患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在文化方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为大一统社会提供理论武器；司马相如的大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为大一统的盛世制造舆论，整个社会呈现出昂扬向上的豪迈气概。此时也需要一部历史著作系统总结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汉代的大一统社会寻求合理的文化源头，这是《史记》大一统观念形成的社会基础。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深受大一统社会的感染，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前遗言：“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接受父命，立志要完成《史记》，他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父子二人都说到“汉兴”盛世修史的使命问题，可见大一统时代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司马迁看来，如果不完成《史记》，不仅没有尽孝、对不起父亲，更没有尽忠、对不起大一统的时代。

实际上，从远古的黄帝开始就为一统天下而努力，在国家疆域、政治体系等方面已有所建树，夏商周三代又进一步加强。《史记·周本纪》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秦代实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等，这些都是大一统社会的制度保障。从思想观念来看，“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倡导“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韩非子主张“一匡天下”，《吕氏春秋》强调“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大一统观念。“大一统” 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大一统观念非常突出。司马迁随董仲舒学习，自然受到他的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但司马迁又突破了董仲舒思想的局限，更全面地表现出新的大一统观念。

《史记》体例凸显大一统观念

《史记》创立了五种体例。根据《太史公自序》，十二本纪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全书的“科条”，也就是全书的纲领，是最高层次，以历代帝王为中心，建构起三千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展现出社会更替的基本轨迹。黄帝开篇，是天下大一统的开始，此后社会虽有动荡分裂，但最终走向秦汉大一统。“十表”，以帝王作为天下核心，展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如《三代世表》始于黄帝，到共和结束，展现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天下一统的历史；《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到孔子卒结束，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依然是天下共主。《六国年表》从周元王到秦二世，天下由分裂到统一再到秦亡。《秦楚之际月表》从陈涉发难到刘邦称帝，又由分裂走向一统。其后，《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六表也从不同方面彰显了西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八书”，展现了不同时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变革，也关乎大一统的社会基础。“三十世家”，认为诸侯作为藩辅，要围绕中央、保护中央，更体现了天下一统的观念。“七十列传”，记录社会各阶层人物，尤其是把中原周边民族也纳入其中，体现了天下一统的思想。这五种体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史记》纪传体以人为核心，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主体。当然，人又分为不同的阶层，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塔尖是帝王，中间是累世公卿，塔基是社会各阶层人物，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体现大一统观念的独特编纂体例。

人物、事件体现大一统观念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这说明司马迁是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表达思想观念。

《史记》赞扬为大一统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物，贬斥制造分裂、制造叛乱的人物。西周时期，成王年幼，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平叛，天下归一，司马迁给予周公充分肯定。春秋时期，齐桓公等“尊王攘夷”，维护周天子，也受到重视。秦统一六国，《史记》予以特别关注，把诸侯国时期的“秦”也列入本纪，展示了大一统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秦王朝虽然历史短暂，但《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说：“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可见，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重要意义。就汉代人物而言，开国皇帝刘邦，此后的文帝、景帝、武帝和辅佐他们的重要大臣，以及保家卫国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也都为大一统作出了贡献，《史记》予以充分关注。即使韩信这样的功臣，司马迁对他的造反行为也予以批评。特别是“三十世家”，《自序》用了20个“嘉”字褒扬维护周天子、维护汉王朝的诸侯和贵族：“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偩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汉初，诸侯王如吴王、淮南王、衡山王等人反叛朝廷，司马迁把他们放入列传，并予以批评：“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司马迁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寄寓着鲜明的褒贬倾向。

不难看出，司马迁通过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表现出强烈的维护大一统的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司马迁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他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通过总结远古到秦的一统过程，发出感叹：“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由历史看现实，更增强了他维护大一统的观念。

从文化发展历程看，《史记》第一次以“通”的形式将不同的学派思想进行整合，将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进行整合，将多元的地域文化进行整合，将先秦以来的巫、史文化进行整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这无疑也是《史记》大一统观念的体现。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的历史贡献

作者：高益荣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识和进步的民族史观，从探究民族共同发展、同为一体的高度，系统记载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为很好地处理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创民族大一统体例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为华夏周边民族立传，分别为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和大宛等民族叙写史传。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记述了这些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以及它们与汉武帝时期中原华夏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史记》中的民族列传，是中国古籍中最早、最完整地记载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情况且最可靠、最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同时，在这些民族史传的书写中，也体现出司马迁有意开创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体例构想。

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完整的构想：华夏周边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都是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必然走向统一。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此有明确表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从司马迁书写这些民族史传的意图可以看出，他把这些民族都作为汉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写，他们是汉之藩臣、汉之臣民，甚至是汉之四方藩守屏障。因此，司马迁打破了董仲舒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的名伦次序，将少数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列传交错等列。将《匈奴列传》放在李广与卫青、霍去病列传中间，《西南夷列传》紧接着是《司马相如列传》，这种安排是因为李广和卫青、霍去病是征匈奴的名将，而司马相如力主通西南夷。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更是有他的独到考量，该传内容首尾皆叙大宛，而中亚、西亚各国的情况穿插其间。以大宛为分界，大宛以东，敦煌以西，司马迁认为是匈奴之地，属国内民族；大宛以西，至中亚、西亚列国，是外国，故附入《大宛列传》中。司马迁用这种因事相连的排序方法，充分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有关大一统史识义例的突出。本篇还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阿富汗）见到从身毒（印度）输入的邛竹杖和蜀布，更说明当时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

诸族同源的大一统观念

司马迁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是兄弟。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如吴、楚、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都是黄帝的子孙，与黄帝是一家人。《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东越列传》记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盖禹之余烈也。”《朝鲜列传》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西南夷列传》记载：“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各民族在世系上都与华夏民族有联系，是同宗同源。

司马迁排除异说是有深意的，即中国境内各民族都归属黄帝子孙，就是要建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他看来，整个中国各民族的先祖就是黄帝，整个天下是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秦汉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一统局面已经形成。司马迁的这种民族观为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书写民族史传的深远意义

司马迁通过书写民族史传，表现出进步的民族观，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史记》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异域”的内外界限，打破了华夏独尊的历史书写，把各民族视为一个统一的、密切联系的整体，作为天子臣民，他们是平等的。司马迁主张民族等列，各民族之间应相互尊重，友好往来。他把六篇民族史传有机地安排在“七十列传”里，融为一体。在每篇民族史传里，既写其民族的发展史、民族习俗，也写与汉族的关系史，写他们遵守职责、藩卫汉朝的事迹，表现出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还表现在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方面。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基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承秦制，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联系更密切，但西汉政权仍然面临着“四夷”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因此，安定“四夷”，巩固西汉中央集权，维护其统一天下仍然是首要任务。汉初，对周边民族采用安抚政策，对西南夷和两越采取置国封王策略，对匈奴采用“和亲”政策，避免汉匈大规模的战争，促进了中原与匈奴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但“和亲”并没有彻底消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为了解决边患，从公元前133年到前119年，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十余次反击战，结果造成双方巨大损失。对此，司马迁从国家能否富裕强盛的角度，对西汉初期的“和亲”给予了赞扬，他主张治国必须有一个和平的边境环境，“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天下殷富”。

总之，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将周边民族史传放在列传里叙写，不仅表现其民族一统的思想，而且有意识地将华夏周边民族作为华夏民族统一体的一部分来看待。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都是作为天子臣民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并且各民族必然走向统一。《史记》的这种体例安排对后世史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史记》之后的史书，大多为少数民族立传，并将少数民族视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大一统精神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史记》对黄帝的考证与寄托

作者：刘彦青

司马迁以黄帝为始撰述历史，导致不少非议，如唐代司马贞认为“本纪叙五帝而阙三皇”为“未尽善者”，故而补《三皇本纪》，然而后世几无认同者。司马迁面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的局面，在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择其言尤雅者”，将司马谈拟定的著史上限由帝尧延伸至黄帝。《史记》以黄帝开篇，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之根，表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远的思想寄托。

黄帝与大一统观念

政治一统是大一统的核心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阐明了政治大一统在中华民族有深远的历史传统，而在他所建构的历史系统中，黄帝正是大一统秩序的缔造者。

《五帝本纪》开篇记载了神农时期混乱的统治秩序，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政治的乱局影响最大的是百姓。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结束乱局，奠定了稳定的国家秩序。先秦文献中大量的黄帝战争故事，反映了大一统政治局面的来之不易。在众多材料中，司马迁有选择地记录了两场战争的细节，为世人揭示了大一统政局的缔造过程。一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面对“欲侵陵诸侯”的炎帝，黄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在这场战争中，黄帝不仅讲求武力征伐，而且充分运用道德感化。“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是黄帝施行德政以获取百姓支持的具体方式，“修德振兵”是黄帝讨伐炎帝的基本方略，“得其志”是战争的最终目的。二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面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的局面，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对蚩尤的战争主要依赖的是“征师诸侯”，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禽杀蚩尤”。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两场不同性质的战争。按《国语》《新书》等文献记载，黄帝与炎帝为兄弟，同出于少典氏，炎黄之战是部族内部战争，因此黄帝一方面采用武力讨伐炎帝叛乱，另一方面通过修德获取百姓支持，最终的目的是使其臣服。相较而言，蚩尤则属于外部敌人，黄帝依靠诸侯之师，最终要将之彻底消灭。这两场不同性质的战争指向了威胁大一统的内外两种因素，展示了不同的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黄帝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地理版图，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在这一地理范围内施行了有效的中央统治。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为了维护国家的大一统，黄帝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万国和”的稳定政治局面。黄帝之后，颛顼、帝喾、尧、舜继承了黄帝的政治遗产，使得大一统的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记忆。

黄帝与文明制度

司马迁认为，黄帝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且创立了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使得中华民族很早就走向了文明。据《山海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记载，律吕、书契、衣冕、服牛、车驾、舟楫、弓矢等器物，乃至蚕桑、算数、医方、历法等文明的创制，皆可归于黄帝及其臣属。《五帝本纪》中也记录了黄帝时期的制度建设。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在游牧的情况下，黄帝命士兵周围环绕为营垒，其实就是后世军营中辕门的来源。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则表明此时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设官与监察制度。黄帝时期“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涉及山川封禅制度和推算日辰历数。对此，《封禅书》有更为详细的记载：“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黄帝选贤任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则反映了天文星象的历法制度、养生送死的礼仪制度和农业、牧业、水利、矿产等经济制度在黄帝时期的萌生。不仅如此，黄帝时期“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表明当时已经十分重视社会风俗教化，劝勉百姓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这些制度基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黄帝时期制度建设的成就。儒家文献中有“黄帝三百年”之说。《大戴礼记》载宰我问孔子：“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孔子回答：“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黄帝三百年”并不是说黄帝活了三百年，而是指他的文明建设与制度教化能够影响三百年之久。《白虎通义》言：“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元代学者胡一桂曰：“至黄帝之世，实为文明之渐。”

黄帝与血脉认同

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曰：“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司马迁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尧为帝喾之子，舜为黄帝九世孙，“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从血统上阐明颛顼、帝喾、尧、舜等帝王皆为黄帝后裔，乃至夏、商、周三代始祖皆可追溯至黄帝。夏的始祖禹为“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商与周的始祖都为帝喾之子。至于秦，《史记》也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这样，黄帝便是历代帝王之祖。不仅如此，在《史记》的话语系统中，“蛮夷”之国同样是黄帝的后代。楚国先祖出自帝颛顼，东越国先祖可由越王勾践追溯到“禹之苗裔”；南越王尉佗姓赵，而赵氏与秦同姓，亦可溯源至黄帝；《西南夷列传》载，滇王庄蹻“故楚庄王苗裔也”；《匈奴列传》也载，“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中原与周边不同族群在血统上共祖黄帝，没有所谓的“夷夏之防”，由此形成了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系统，消弭了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从而在种族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心理基础。

司马迁认为，黄帝最先推动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形成，奠定了万世常存的制度文明，生生不息的民族共同体也由此孕育。这一观念伴随着《史记》的传播，在文化史上影响深远。正如于右任在《黄帝功德纪》序言中所言：“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史记》以黄帝开篇，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影响深远。以黄帝为祖先的古今祭祀，在凝聚人心、加强团结、传承文明、民族复兴等方面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报道链接：

《史记》体现的大一统观念 https://cssn.cn/skgz/bwyc/202406/t20240628_5761750.shtml

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的历史贡献 https://cssn.cn/skgz/bwyc/202406/t20240628_5761753.shtml

《史记》对黄帝的考证与寄托 https://cssn.cn/skgz/bwyc/202406/t20240628_5761751.shtml